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5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谢多伊说：“谢谢，我们现在就走。我抽支烟就走。不然，喝多了，嘴里再没抽的，那可就难办了。”

　　他开始从衣袋里掏装碎烟叶的胶皮小荷包。

　　“这女人是您邀请来酒吧的吗？”党卫军分子问旋风。

　　“对。”

　　“是您的相好吗？”

　　“当然。”

　　“请原谅，我不知道我是在向什么人问话。”

　　“那您就问我的证件好了。”旋风厉声说。

　　“好吧，请拿出来。”

　　旋风从衣兜里掏出党卫军军官证和党证皮夹以及两个勋章证书。这些证件都是科利亚弄来的，而科利亚是从他的军需官那里弄到的。两张勋章证书是谢多伊带来的──这是在袭击热舒夫附近兵营时从军官身上缴获的，那是克拉科夫游击队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他们击溃了当地驻军，然后越过塔特拉山，到了斯洛伐克。

　　“现在的戏至关重要。”旋风一边往党卫军分子手里递伪造证件，一边想：“我要把我的证件掉在地上，并使他很快弯下腰去捡。这很重要，我必须在所有的细节方面都做到准确无误：我递给他证件，直视他的眼睛，还有我松开手指而瞬间动作，要让他觉得是他的过错，使他立刻明白党卫军军官的证件掉到人行地上是他的失误造成的。谢多伊明白我的意思。我跟他有过商定：他的烟荷包和我的假证件是告急信号。鬼知道，波格丹诺夫能否想起这个？如果阿佩尔一踩油门，把车开走了，那可就糟了。瞧他在那里紧握方向盘的样子，连指甲都变色了。我们不在的时候，他倒是把汽车擦得蛮亮。就是这种性格。换个人就不会这样，或者读点什么，或者往家里写张明信片解闷，可是他却把汽车擦得贼亮。我们开到这里后，汽车已经脏得没法再脏了。可是他在哪儿把手洗得这么干净呢？他的手指甲干净得就象是医生的。啊，那里还有一双手套。皮革制的。小伙是带着手套干的。好样的。只是别老想着就走，阿佩尔。我这就丢落我的伪证件，再过几秒钟我们就可以一起离开这里了。一切都会顺利的，阿佩尔，你就相信我吧。”

　　党卫军分子的两条腿象瘫了似的蹲下身去捡党卫军军官证、党证和勋章证书。他刚一蹲下身，就看到军官证是空的，只是一个证件皮夹，里面什么也没有。

　　党卫军分子抬起头，象是抱怨似的用疑惑的目光打量这位瘦削的，戴着眼镜的人，从外表看他很象党内的要人。除了从下向上看了一眼这位戴眼镜的人以外，他再也没来得及干什么。旋风一下子跳到这个蹲下身的人身上，把他压倒在地。

　　第二个党卫军分子含混不清地说了句什么，斯捷潘用手捂住他的嘴，谢多伊把他的身子一横，拖进了敞开的汽车门里。可是他的钢盔却在人行道上滚动着，发出丁丁当当的声响，这声音是那样可怕，那样刺耳，犹如上百个警报在吼叫，犹如汽笛在咆哮，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直到撞到马路坎上才静下来。

　　谢多伊猛地朝旋风按住的那个党卫军分子扑过去，他们两人一起将他举起来，扔到已经躺在车里的那个党卫军分子身上，那家伙浑身哆嗦，两条腿乱蹬乱踹，苍白的面孔不停地摆动。

　　旋风急忙跑到钢盔前，抓起来扔进了汽车，又警惕地朝四下里看了看。

　　“现在还不能太急，”他对自己说，“不能。我那些带指纹的假证件还扔在人行道上，现在怎么能急着走呢？由于紧张和害怕我的手指在那一瞬间渗出了汗水，所以指纹印在了上面，就象在监狱按手印时一样。好，应该立刻把它们捡回来。这样才行。还有什么？看看，旋风，仔细看看。好象没事了，对吗？血。这是我跳到他身上时，他一下子咯出来的。糟糕。还有烟叶。见鬼。不好。如果我现在要来阿佩尔的手套，去擦地上的血迹，那未免显得太可笑了。记得有个人用没戴手套的手擦马路，一张张法西斯的肥大的脸围着他格格地怪笑，这事发生在什么地方？在哪儿？噢，对了。是电影。这是一部描写马姆洛克医生的好电影。就这样。得赶快走。在这里是没有别的办法的。我们耽搁了多长时间？不错，我就觉得有五十来秒钟。多了八秒钟。是四十二秒钟。”

　　旋风跳到阿佩尔旁边的座位上，说：“开车。”

　　阿佩尔猛地启动了汽车，发动机吼叫起来，可是还没等他松开手闸，汽车吭哧了几声，又抖的了几下，发动机熄火了。

　　阿佩尔缓缓地伸出左腿，好半天才触到起动机踏板，用脚尖顶住，使劲一踩，发动机只是哀嚎了一声，并没有闪出一点火星。能听见风扇皮带的转动声和供油器的嘎嘎作响声，但发动机仍没能起动。

　　“打开油门，”旋风用象是别人的尖细的声音说。

　　“我打开了。”

　　“你忘记开了。”

　　旋风按了一下仪表盘上的白色按钮。

　　“这才是打开了呢，怪人，”他说，“等一下。再等一会儿。早呢。别急。等一等。让油流一流。”

　　旋风扭过头，看了看自己的人：克雷霞靠在座位上躺下了。波格丹诺夫扬着下巴，弓着背，双手掐着第二个党卫军分子的脖子，而谢多伊在一本正经地卷他的烟。

　　“自家的？”

　　“什么？”谢多伊没明白。

　　“我是说，烟叶是自家种的吗？”

　　“自家的。”

　　“新的吗？”

　　“去年的。”

　　“能给我点吗？”

　　“可以。”

　　“好，”旋风对阿佩尔说，“试试吧，朋友。”

　　阿佩尔用小心翼翼地，象是一种舞蹈似的动作探出脚尖，踏在起动器的踏板上，但他没有踩。

　　“我害怕。”他小声说。

　　“唉，这有什么，”旋风说，“踩。”

　　阿佩尔使劲一踩，发动机吭哧了几声，轰鸣起来。旋风甚至都能十分清楚地想象出：最初从排气管里喷出的浓烟是深蓝色的，接着由蓝色变成了淡紫色，而现在，汽车开动了，烟已经成了无色的。

　　“不管怎么说，上帝是存在的，”旋风对谢多伊说，并且还干笑了几声。突然他感到整个左臂──从肩部一直到手指尖冰凉彻骨。

　　“什么？”谢多伊惊异地问。

　　“没什么。”旋风说，“我这是跟科利亚说话呢。”

　　当他们的车开到普兰特时，旋风关上了窗子。起风了。在一条窄小的胡同里（旋风从集市上逃跑后曾钻进去藏身的理发店就在这条胡同的后面），在离火车站九十多米远的地方，有两个男人的身影闪了一下。那两个人脸对脸站得很近，两个人的脑门都快贴到一起了，就象两个打架的小孩或两个喝醉了的酒友。旋风觉得背对着他的那个人象是科利亚。　

第十八章　血
　　1、预言家

　　施蒂利茨先后两次到天主教教堂和‘法兰西’旅馆去接头，但都没能联系上。他当然不知道，也无法知道，与他接头的不是同他一样身分的谍报人员，而是前线侦察机关的侦察员。但是，认识和推测──这两种能力是侦察人员必不可少的，缺少它们，那注定是要失败的。侦察人员也和普通人一样，不是什么都知道的，不同的是，他应该在思考中作出推测──一种近乎凡尔纳幻想式的推测。

　　所以，前天夜里，在发现跟在身后的尾巴之后──这尾巴很奇怪，只有一个人，所以施蒂利茨便作出了两种推测。第一种：这是盖世太保的傻瓜施韦雷尔为表示效忠，把他当作舍伦贝格身边的重要人物，给他派来的一个类似保镖式的人物。施蒂利茨认为象施韦雷尔这种反间谍侦察人员做出这种举动是完全可以预料到的。第二种：可能是自己人派来的联络员，但此人还没有经验（但是，天下无难事，在利沃夫同基辅肃反委员会一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工作的经验使伊萨耶夫相信，在战争中获得经验比在和平时期要快）。可是，老实说，在这样的形势和这样的紧急关头，不妨派个有经验的人来；不过，施蒂利茨转念又想，很可能，总部认为克拉科夫是个‘循环’性的城市──难民，军队调动，还有受当地条件制约的各种困难，所以采取了这一步骤。然而，哪里的‘循环’性越大，哪里的秩序就会异常混乱，而哪里的秩序异常混乱，哪里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然而哪里成功的可能性也同样很大，但必须做到人选正确；需要奥列科·敦季奇那样的人物。施蒂利茨估计前来与他联络的人很有可能是前线侦察机关派来的，因为无论是拯救克拉科夫有关的任务，还是与那个向伦敦投掷飞弹的冯·布劳恩的试验有关的任务，没有前线侦察机关的协助，没有地方地下组织和空降兵的参与是不可能完成的。

　　第一天施蒂利茨什么人也没有发现。他根据约定好的描述，在教堂等候的那个人没有来。当他走出教堂的时候，一直跟着他穿过整个克拉科夫城的那个尾巴被他发现了。

　　深夜，确切说，是凌晨，施蒂利茨回到旅馆，怀着一种好奇的心理──好象是突然冒出来的──平生第一次思索起自己对自己行为的分析，而不是思索自己的行为。同时他又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他的行为举止，尤其是对这些行为举止的分析，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他刚刚潜入到希姆莱的安全部门时，他需要花费巨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做出不动声色、行若无事的样子。那时他象是一根绷得紧紧的绳索──只需锋利的刀刃轻轻一碰，便会立刻断成两截，用不着使一丁点的劲。现在，十四年过去了，施蒂利茨，正象他给自己下的评语一样，已经连就了一身‘成功的演员的老师　’。有时，他也感到可怕：一个陌生人，只需半小时，那个人的全部情况他就可以了解清楚。有一次，他顺便去找一个算命闻名的预言家。那是在柏林，一个金秋的傍晚，当时晚霞把勃兰登堡门映得金壁辉煌，给菩提树下街的椴树染上了一层蓝莹莹的金色，四处静悄悄的，显得很美，施普雷河上飞过一群野鸭，腓特烈大街车站附近，几位悠闲的老太婆用黑面包渣喂珍贵的天鹅。

　　施蒂利茨来这里之前，曾在‘楚姆列岑斯塔茨’小酒馆里坐过，这家小酒馆在法院的前面，离法西斯国歌的作者霍尔斯特·韦谢利曾住过的‘欧洲宫’不远。施蒂利茨在小酒馆里喝了许多啤酒，而这之前，他还在波兰使馆的招待会上喝过白酒，所以从小酒馆出来时他满脸绯红，浑身软绵绵的。

　　“‘楚姆列岑斯塔茨’的意思是‘去最后的审判’，”他想，“有意思，帝国法院的对面是‘最后的审判’。在这里喝酒不是借酒浇愁，就是饮酒助兴──或者释放，或者入狱。没有比这‘最后的审判’更高的地方了。我刚才喝酒是因为高兴，有意思，我现在还能流利地讲俄语吗？或者象个侨民──讲得结结巴巴的？这些可怜的侨民是些不幸的人，他们认为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热爱祖国。不应该仇恨他们。他们是些无能为力的人，除了白天骂我们，夜里害怕和哭泣，他们什么也做不了。”

　　预言家问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先生，喜欢哪种算法：是占星术、牌卦，还是只看手相？

　　“先看手相吧，”施蒂利茨说，“要看左手吧？”

　　“当然，”对方回答道，“必须是左手。”

　　预言家在他手掌上凸起的地方和指纹上摸了很长时间，然后把脸凑近仔细端详，接着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然后又重新用冰冷的手指肚摸他的手掌，最后开口说：“您经历过一个思想战士那样复杂、充满高雅和斗争的生活。您的童年很苦──一直生活在您至今仍迷惑不解的痛苦之中。您目睹过许多不幸，您自己也体尝过种种不幸。是您的意志拯救了您。您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但您的坚定意向是以慈悲为本源的。您善良，这是您的隐痛，是您还应该予以回答的问题。在大多数人身上，智慧线与生命线是独立有行的，而在您的身上，在您经受了某种精神震荡之后它们却汇到了一起，很可能，这种精神震荡与您内心的反对共同罪恶的斗争有关。”

　　“我的天，他的胡扯是多么巧妙，多么圆滑！我们的活动家们肯定满意！他围绕着穿黑制服的党徒们共有的履历兜圈子。可怜虫，我若是穿便衣来，他又该说别的了。”施蒂利茨一边不慌不忙地打量着那间屋子，一边想：“得吓唬吓唬这位预言家，会有笑话瞧的。”

　　“谢谢，”施蒂利茨说，“关于将来就不必说了。现在您愿意我给您算一卦吗？”

　　“噢，有意思。”

　　“把您的左手给我。”

　　施蒂利茨草草地看过他的手掌，就盯住预言家的眼睛凝视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不紧不慢地讲起来：

　　“您小的时候疾病缠身，有一次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的地步。是您的父亲救了您。他把您一直照料到痊愈。依我看您患的是白喉。”

　　预言家的身子微微向后仰了一下。施蒂利茨装作没发觉，继续说：“在学校里您的学习成绩很差，甚至都没能毕业，您干过许多体力活儿。您爱的女人不久前才离开您，故而您把全部的余爱都转移到了动物身上。您在大学里学习了近一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您忍饥挨饿，最后发了财，但又得了重病。您最担心的是您的甲状腺病。我不主张您去做别人曾向您建议或将要向您建议的那种手术。您不要迷信形式逻辑和数学心理学。对于我们国家的思想，您的内心并不十分坦诚。或者您的亲戚中有人在集中营受到预防性监禁，或者您本人同犹太女人同居过。”

　　预言家谨慎地从桌子上抽回自己的手，可怜地笑了一下说：“这不是算卦。只是您看过我在警察局填写的个人履历表。”

　　当时，施蒂利茨第一次感到真正的害怕，因为他根本没读过这个人的履历表之类的东西──他只是从他的眼睛里、脸上、手上，还有那略微凸出的眼睛的目光中，以及餐柜和书柜上的灰尘、挂在墙壁上的女人照片，还有他对他头几句话的反应中推断出来的──总而言之，是在对方周围的大量物件和他身上具有的特点、线索、痕迹、举止中，在使之成为占卜人的各种因素中，经过大胆的必要的推测得来的。

　　还有一次，性格急躁而格拉耶夫斯基伯爵跑来报告说，有个赤色分子被抓住了有损于他的声誉的把柄，策反他──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施蒂利茨听后，决定搭救这个来巴黎工作的反库捷波夫分子的秘密肃反人员，于是他不无讥讽地说：“我的小伙子，不是您策反他，倒是他有可能把您争取过去。用丑闻如同用金钱一样，是策反不了的，如能策反了，肯定是些草包，对于稍微自重的侦察机构来说，他们是毫无用处的。”

　　“依您看，该怎样做他的工作？用什么去争取他？”伯爵惊奇地问。

　　“用智慧，”施蒂利茨回答说，“用智慧、思想和意志。人──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现象，需要全面的观察：是年老的还是年轻的，是漂亮的还是丑陋的，是聪明的还是蠢笨的，是出色的还是普通的……金钱、女人、把柄──都微不足道，无关紧要。有些好色之徒的性格很倔强，对这样的人是毫无办法的；而有些干巴巴的信徒却为可耻的恶行而痛苦──这种人，一争取就会成为您的人。应该从善与恶这些大的范畴出发，而不要从习以为常的问题入手。况且不同年龄的人对思想、善恶的态度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