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少校 作者:[苏] 尤里安·谢苗诺夫-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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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军、党、国一提的机器以其愚蠢的暴行和可笑的伎俩产生了一些抵抗运动的英雄人物，他们不想，确切说，是无法在这种独断专横、愚昧病态和践踏人格的条件下生活。
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俄国共产党人同法国神父关在一起；社会民主党人和君主主义分子在同一间木板房里受折磨；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和目不识丁的农民睡同一张木板床；五、六岁的犹太儿童和俄罗斯教授被烧死在同一个炉膛中；比利时的部长和挪威的渔夫关在同一间囚室。
希特勒分子认为，消灭所有的，哪怕是稍有表现的异端分子，就可以加强阿利安人的信仰轴心。这种大规模的镇压甚至涉及到了信奉其他宗教的德国人。越是如此，对希特勒的反抗就越强烈，这种普遍的反抗不仅表现在所有法西斯占领区的世界各国，而且也出现在德国本土上。希特勒分子无视发展规律，以为既然元首是这样说的──天下事就将如此。但他们忘记了，任何一种作用都会产生，也不可能不产生反作用。
‘雄鹰’游击队长亚努什·普希曼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党液。战前他经常同共产党人作对。一九四一年八月从集中营跑出来之后，他仍认为不能完全赞同共产党。一九四一年秋天普希曼斯基带着三名同志钻进了大森林。一九四二年冬天他的队伍发展到一百多人。其中四十名是共产党员。到了一九四四年，他的游击队已达到七百来人。参谋长是共产党人。
“必须先消灭纳粹分子，”普希曼斯基说，“然后再收拾我们家里的事。共产党员小伙子是在为波兰而战──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一个亚布卢尼韦茨的农民来到游击队后遇上的第一个人是参谋长。他的参谋长说，离他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形状奇特的东西轰隆隆响了一声，那东西象飞机，但翅膀很小，头又尖又长，而且没有人驾驶。
参谋长领着这位农民找到普希曼斯基说：“这位老大爷有个重要的消息。你听一听，然后下个命令，该怎么办。”
说完他就走了。
一小时后，侦察小组骑着马，拉着三辆大车赶到了那个小翅膀飞机发出声响的地方。普希曼斯基听过伦敦的广播，他知道有关飞弹的事。
夜里，这个鱼形的庞然大物被运到了游击队营地。
普希曼斯基叫来参谋长，对他说：“亚涅克，听着，我们这样做：我们要与伦敦和红军同时取得联系。如果我们为了一些人而亏待另一些人，那么褐衫党徒们就会坐收渔利。谁第一个来取这东西，我们就把它交给谁。你不会指责我搞民族主义吧？”
普希曼斯基微微一笑，“我认为我作得对。”
“我的看法也是如此。”参谋长回答说。
普希曼斯基同伦敦和红军前线司令部取得了联系，告诉了地点，指定了下一次联系的实践，以便得到盟军协调一致的答复。
可是当普希曼斯基把这些电报发出去的时候，保卫维尔纳·冯·布劳恩工厂的党卫军已经封锁了飞蛋可能飞落的地区，并开始严密搜寻。当他们发现了飞蛋留在沙地上的痕迹，看到马蹄和靴子印迹后，党卫军的部队立即发出了战斗警报。
普希曼斯基的前哨警戒发现了纳粹分子的搜寻部队。普希曼斯基立刻召集全营人马，命令上山：那里有藏身之处──他明白，不这样做，他就会象落入捕鼠器的老鼠一样被敌人捕获。
施蒂利茨得到了莫斯科交给的任务──在克拉科夫了解被盗飞弹的全部情报。飞弹具有战略意义。红军指挥部希望，如果施蒂利茨能利用盖世太保掌握的情况得知普希曼斯基游击队的可能去向，可以吸收与旋风有联系的波兰地下工作者参加今后的实际工作。这是冒险，然而是必要的冒险。经过周密思考的必要冒险通常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只是这次成功不能取决于施蒂利茨，因为盖世太保也不知道普希曼斯基队伍的去向。‘雄鹰’游击队留下大部分兵力坚守和掩护撤退，而中坚力量甩掉了追击，潜入了喀尔巴阡山。
奉普希曼斯基之命到克拉科夫同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的参谋长与酒吧间抢劫行动的第二天，找到了谢多伊。一九三三年他们曾一起蹲过监狱，自那时起，他们就成了至交。这消息经过谢多伊又转给了旋风。旋风又委派科利亚办这件事。科利亚又转告了父亲。父亲立刻开始了工作。
第十九章 假情报
1、逃走
阿尼娅被关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半地下室的小屋里。当她被带进汽车，沿着洒满阳光的城市，时而在公路上行驶，时而穿过秋季特有的棕色、褐色、蓝色、白色相间的树林时，她贪婪地望着车窗外面，想着：很快，不是很快，而就在那个拐弯处，不，不是那个，是前面那个拐弯处，不，就在那个下坡的地方，旋风会突然冒出来，站在公路当中，还有谢多伊、科利亚，他们端着自动步枪，拿着手榴弹，而贝格没有自动步枪，那个德国人也没有；我们的人朝汽车轮胎上扫射，汽车一头栽到柏油路上，于是她朝旋风扑过去，她先扑到旋风身上，然后又扑到谢多伊、科利亚身上，不过在这之前，她还要在旋风面前站上很长时间，而他，大概会亲吻她，那时她也会回吻他，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她还会搂住他的脖子，用前额在他那长满胡茬的脸颊上偎依一阵。
可是没有人端着枪从树林里冲出来，也没有任何人来解救她。汽车开进了一座敞开的绿色大门里。阿尼娅被带下车。穿过安静的栽满鲜花的小院，被领进一座整洁的小宅，进了一间半地下室，接着门被锁上了。
阿尼娅脱掉外衣，放到小桌上，在整洁的小屋里来回走了几趟，打量着房间──这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完全是受坐牢而养成的习惯所驱使，然后她躺到床上，等待着某个人连头也不探，就在走廊里向她大喊一声：“起来！”
可是没有人来喊她。她静静地躺着，暗自想：“也好，让我把前前后后的事再琢磨一遍。现在你要坦诚地对自己说：你相信这个德国人吗？哪怕是千分之一？在你这种先为他们工作，然后逃跑的默许中，是否隐藏着这样一种企望：想抓住他递过来的以同意为我们工作为条件的稻草，来救自己的性命？怎么，你不能马上回答？好，我可以等一等。我能等。只是要襟怀坦白，以求得内心深处不留下任何疑虑。”
她站起身，在房间里不慌不忙地踱起步，她倒背着双手，转身的时候很迅速，就象在队列中听到了口令：“向－后－转！”
贝格和施瓦尔布一起推敲和检查第一封伪造电文，两人琢磨了很长时间。贝格斟酌每一个实例，参照着一张大型作战地图核对军队的部署，检查人名的书写，同时也掺进了一些俄语中难免的谬误。在做这一切的同时，他还努力记住那些日后能够帮助他向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清楚的确凿证据以及这封假电报是怎样写成的，前线的局势事实是怎样的。
“她把同意合作的字据交给您了吗？”施瓦尔布问。
“干吗急着要字据使她难堪呢？先让她把这组电文发出去，然后我们再让她签字承担责任。操之过急会使她反感。再说，别忘了，我是她的同伙，我在准备叛国。”
施瓦尔布笑了。
“我可做不到，”他说，“眼神总使我露馅。”
“这话可不要对任何人讲，”贝格建议说，“这话听起来好象是证明没有做侦察工作的能力。”
在去发报中心之前，贝格去了一趟盖世太保，他找到克吕格尔，对他说：“我不想当着您助手的面谈个人的事。我能占您几分钟的时间吗？”
“请。”
“我有个建议。”
“是吗？”
“如果我从与俄国姑娘耍的把戏中脱出身来，您看怎样？”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比如说，施瓦尔布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对她说我被捕了，他应该及早地在她的帮助下在发报中心工作一段时间，而后，他便同她一起去找布尔什维克。还可以更进一步，把元首大本营发生的悲剧暗示给她，给她看报纸……您觉得这样做怎么样？”
“我认为这不高明。那样的话，她就会得出一种印象：我们的军队是由一伙随时准备背叛祖国的叛徒所组成的，或者她会立刻看穿这一把戏。难道可能这样做吗？怎么能这样做，上校？！”
“我应该告诉您，”贝格用低沉而伤感的语调说，“前不久，我同我们的一位军事长官谈过话，要求把我调到战斗部队去，调到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的最前线去。我还没有得到我们领导的答复。”
盖世太保长官听完险些笑出声来：他昨天又听了一遍上校同诺伊布特的谈话录音，还做了笔记，当时就收进了专案文件。
“是啊……”他说，“这是个严肃的问题，很严肃的问题。我理解您的愿望。这是一个真正的德国人的愿望。只是……请原谅我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是什么动机促使您向你您的长官提出这样的报告？”
“笨蛋，”贝格立即提醒自己，“我同他的谈话中没有用‘报告’这个词。关于报告的事，我只对诺伊布特提过。这下他露了马脚……”
“您知道，”贝格马上回答说，语调更加沉重和忧伤，“我觉得，自从发生了那次恶棍刺杀元首的卑鄙的叛变事件之后，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表现出了不信任。我能够理解您，请不要介意，我不生您的气。加入我是您，我也会这样做……”
“您对一切都能正确地理解，我很高兴，上校。不过，我并没有要伤害您军官尊严的意思。”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今天就不会坐到您的办公室里了。”
“如此说来，刺杀事件之后的那天夜里我同您的谈话很使您难过了，是吗？”
“是的。”
“忘掉那件事吧。”
“这是您个人对我的好意还是总部对我的指示？”
“对于您，哪一种更为重要？”
“两者同样重要。”
“喏，这样的话，那您就认为这是对您的双重信任：既是总部的，也是我个人的。”
“这么说，您是拒绝我的建议了？”
“什么建议？”
“关于我放弃与俄国女侦察员打交道的建议。”
盖世太保长官站起身说：“上校，我没有听见这个建议。”
贝格根据盖世太保长官和诺伊布特将军的意见将假电报稿定下来之后，便和施瓦尔布走出房间，来到院子里散步。他们一边在沙石小路上慢悠悠地走着，一边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的闲扯。
“怎么才能可靠地把她从这里送出去呢？”贝格心想，“大门有士兵把守。通往树林的小便门有冲锋枪手把守。她又不能从墙上翻过去，更何况，她会立时被击毙。”
“要下大雨了，”施瓦尔布说，“真闷。”
“天空晴朗，”贝格回答说，“雨也可能从别的地方绕过去。”
“我喜欢大暴雨。象是净化心灵。”施瓦尔布说。
“冒出个诗人来，”贝格暗自思忖着，“那个小绿亭子是干什么用的？是茅厕？”
“无论怎么说，山是很美的，”施瓦尔布又说，“我永远也欣赏不够。”
“小宅院里只有一个卫生间，这一点我怎么忘记了？一切都妙极了──简单而又明显。她可以利用茅厕逃走。茅厕就盖在墙根。得用钳子拔掉几根钉子。怎么才能让她到那儿去呢？这个人可是来负责警备的……这样……命令不能由我来下。”
“看来，不管怎么说，”阿尼娅回答着自己，她感到自己的脚趾都冻僵了，“看来，不管怎么说，在我的同意中还是有拯救自己的意思。我不相信他，连千万分之一也不相信。这意味着什么呢？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要拒绝他──让他们枪毙我好了。若是他们真的想同我们建立联系呢？那我这样做就不可饶恕了。如果是我错了。如果他是一个同所有德国人一样的普通德国人，而我却为他工作，那我自己也不能饶恕自己。他们会耻笑我，然后象仍掉一只再也无用的小狗似的抛弃我。不，不，还是让他们枪毙我吧。就这样。我决不为他们做事。”
贝格问：“告诉我，施瓦尔布，安装侦听设备的房间在什么地方？”
“哪个房间都能安装。”
“不，我是问设备已经安装在哪个房间了。我要同那个俄国女人谈话，您可以听听。不是我自信，您应该听听我们谈话的方式，以便我离开后，您一个人同她一起工作时也能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我现在就给克拉科夫打电话，让他们把我们的技师派来。”
“好吧。”
“傍晚就能安装上了。”
“也许装在她的房间里比较合适。”
“我看不合适：墙壁光溜溜的，而且太厚，又是半地下室，床底下又藏不住──她会发现的，贱货。应该装在高处，对吗？”
“就这样决定吧。您选个房间──我听您的。”
施瓦尔布同克拉科夫联系去了，贝格来到了阿尼娅而住所。他随手把门关严，轻轻锁上，在椅子边坐下，望望天花板和墙壁──看看有没有通风口，这些地方通常是可以安放录音装置的，然后说：“请仔细听我说。”
“我不听。”
“怎么啦？”
“我改变主意了。”
“改变什么主意了？”
“我不给我们的人拍发任何电报。”
贝格疲倦地叹了口气：这正是他所预料的。
“莫非甩手不干了？听其自然？不行……我很明白后果是什么。只有死路一条。能够从困境中挣脱出去，为什么偏要到俄国人集中营去受罪呢？可以爬上岸，为什么要往激流中跳呢？”贝格想，“尽管对我来说，这岸是我所厌弃的，但毕竟是岸，而不是淤泥沉积的河底。”
贝格从衣服袋里掏出一张叠成四折的弗拉索夫匪徒的报纸，上面登着企图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您仔细看看。”他用手指着上面一张摄于拉斯滕堡爆炸现场的照片：炸坏的窗子、塌下来的天花板、翻倒的桌子，而碎玻璃后面却是一片嫩绿的生机勃勃的小桦树林。
阿尼娅已经做好了斗争的准备，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她如何拒绝，如何忍受痛苦和折磨，怎样去迎接死亡。但由于她年纪尚轻和缺乏经验，她唯独没有想过贝格会怎样做。她等待着喊叫、斥骂和殴打。她一切都预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会有这样一条简短的，德国叛逆将军们刺杀希特勒的消息。
“他是什么时候对我说他想为我们工作的？”阿尼娅回忆着，“是在这次暗杀未遂事件之前吗？也就是在七月二十日之前吗？难道他真的想帮助我们？也可能这是他们特意印给我看的？不，这不可能。我对他们来说，微不足道。再说，他们也不敢──即便旋风落到了他们手里，为他，他们也不敢印这种伪造刺杀希特勒的消息。他们什么都敢印，无所顾及，唯独这个不敢。这就是说，一切都不象我想象得那么简单。这意味着，我必须重新作出决定。”
于是阿尼娅又象与贝格第一次谈话那样感到自己很渺小、可怜、愚蠢和无知。
“自那时起又过了一段时间，”贝格说，“时间对你们是有利的。”
他从她手里拿过报纸，叠好，藏进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