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虚伪的形式-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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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语言的哲理化和通俗化的结合。徐 之所以被人称为“通俗的现代派”，不仅在于他善于以生动、传奇的故事演绎现代主义的主题情绪，而且更在于他能以清新、优美、通俗的文学语言阐述对形而上和现代主义情绪的思考。徐 的诗歌在这方面算得上是杰出的代表。进入徐 诗歌的语言世界，我们首先就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差感。他诗歌的主题意识呈现出一种鲜明的现代派情绪，表现了对现代派艺术和人生哲学的认同，而他的诗歌语言形态却表现出对现代派语言方式的拒绝和抛弃。他不但不求现代派诗歌的晦涩、朦胧、模糊的艺术效果，反而提倡一种清新、自然、朴素的风格。他的诗歌不但不存在“读不懂”的问题，而且更具有一种通俗化色彩。他的小说语言就更是如此。徐 的小说文体呈现出新鲜清丽的优美风格。他的“文笔极秀丽，有一种清新之趣”，而且“笔清如水，诗意洋溢” ① 。他的小说语言明显地烙上了诗歌语言方式的烙印，词语清新朴实、活泼明快，同时又善于抒发生存的哲理，但这种哲理不是以现代派式的深奥艰涩呈现，而是以诗性的哲语、美丽的色彩画面渲染传达出来。因此，他的小说虽然具有强烈的哲学化倾向，在《彼岸》、《时与光》等小说中几乎通篇贯穿着对宇宙、时间、生存、意义等哲学问题的思考，但文字上读来却流畅明快，毫无沉重滞涩之感，这是因为徐 已经把现代主义的思想情绪用通俗化的语言之网进行了美学过滤。这使读者在通俗性文本的阅读中迅速地获得的是现代主义的哲学体悟，徐 使现代主义通俗化的良苦用心大概也正在于此。
结 语
徐 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位具有不可替代性成就与风格的作家，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本文对于徐 的解释视角实际上是非常片面的，但即使如此地以“第三只眼”看徐 ，徐 也仍然呈现出了他巨大的不可替代的文学史价值。我个人认为，徐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至少体现在下述几个层面：
其一，对比于五六十年代大陆文学创作的单一模式和“空白”景象，徐 等移民作家在香港的创作无疑是同时代中国当代文学最有成就最值得珍视的部分，它们对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版图来说是一种难得的修补和充实。我们要感谢徐 这样的作家在那个贫乏的文学时代以他们不同的“声音”为中国文学做出的特殊贡献。
其二，徐 香港时期的创作完成了他个人创作的新发展与高潮，这与同时代大陆作家的“创作断层”现象形成鲜明对比，这对研究中国作家的创作心态和文学生命力无疑极其有益。二十世纪许多中国作家的文学历程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下滑行”的文学轨迹，这其实也是许多西方学者否定中国作家文学水平的一个原因，他们认为一个作家不能持续向前发展提高而是在某个创作高峰之后迅速呈现“下降”趋向，这只能表明这个作家还不具备一个大作家的真正素质。而徐 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相反的例证，他的经验值得珍视。
其三，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完整线索看，徐 等移民作家较好地在当代文学阶段延续了国统区和五四文学精神传统，而同时代的大陆文学则基本上割断了与五四文学的血缘联系只是片面地延展了延安文学的传统。如果我们要完整梳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精神线索，要完整理解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徐 这样的移民作家的参照价值是无以替代的。其四，徐 在香港时期的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就，被称为“香港第一作家”，还一度有人提名让他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他在艺术探索上的功力当然是相当深厚的。但徐 同时又是一个极受欢迎的“畅销作家”，徐 把现代主义浪漫化、大众化的努力应该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值得珍视和总结的一条艺术经验。他真正为我们拆除了“雅”、“俗”对峙的樊篱，其“雅俗共赏”的成功经验甚至对我们八十年代以来的那些先锋派作家如何走出困扰中国文学数十年的所谓“曲高和寡”的艺术怪圈也有着有益的启示。
其五，在纷繁混乱的二十世纪，我们的作家为历史、现实、政治等等而付出了沉重的文学代价。徐 的成功为中国作家如何保持艺术上的纯洁性、创作风格的独立性和对于现实的超越性提供了异常宝贵的经验。
（发表于《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1期）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1）
———论陈染
我早已惯于在生活之外，倾听我总是听到你，听到你，从我沉实静寂的骨中闪过。一个斜穿心脏的声音消逝了，在双重的哭泣的门里。只有悒郁的阳光独步，于平台花园之上和死者交谈。 ———陈染《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
作为一位女性作家，陈染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上确实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言说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她所呈现的与九十年代的总体文化语境大相径庭的一部部小说文本之中，而且更直接的从她卓尔不群的小说写作姿态上标示出来。陈染对于小说实验性、先锋性和新潮性的偏执与坚守，使她的写作自然而然地带上了某种极端的意味，并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文化潮头所无法回避的一种尖锐存在。而对我来说，陈染在九十年代的无限风光则无疑坚定了我对于中国当代新潮文学的一种纯粹个人化的判断。我不同意评论界不绝于耳的那种关于新潮小说在八十年代末就早已死亡和终结的断语，而是认为新潮小说在九十年代以后正进入一个新的复兴发展阶段。这方面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新生代新潮小说作家的涌现，陈染、鲁羊、韩东、朱文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在我看来，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之所以在商业主义的全面围困中依然能够取得超越八十年代的巨大成就，本质上讲就正得力于这些新生代作家的风格独具的个人化创作。离开了新生代作家的写作，九十年代的文学本文不仅必然的会黯然失色，而且简直就无法想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对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研究和评判注定了就不能回避对九十年代新生代作家群的审视和阐释。而具体到作家个体来说，陈染在新生代一族中又似乎尤为引人注目。她的自由写作的文人姿态、纯粹而又边缘化的女性文本经验以及前卫性的话语方式都无疑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一方奇异风景。正因为如此，对于陈染文本世界的进入和言说就既是我们剖析她个人化的艺术范式的一个有效途径，同时又是我们整体性地阐释新生代作家的一个逻辑层面和学术视点。
与时下商业大潮中的各种欲望化的生存狂欢景观不同，陈染的小说呈示的却是一幕幕带有终极意味的人类悲剧性生存景象。她把自己孤立于欢乐的人群之外，以一种思想者的姿态体验和言说着掩盖于生存表象背后的那种生存之痛。我不知道，当代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会如陈染这样专注于对生存痛苦的发掘和书写，但我敢肯定，在“生存之痛”的表现上陈染无疑是把文本主题融入生命体验的最真诚最绝对的一个。陈染是透明的，她勇敢地暴露和敞开了她所体验和感受的全部生命之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她努力做到的就是“让那些应该属于我的一个三十岁女人的血血肉肉真实起来，把欲望、心智、孤独、恐惧、病态、阴暗等等一切的本来面目呈现出来。”陈染又是隐晦的，她在我们当下的世俗文化谱系之外又重建了一套超世俗的具有形而上色彩的精神文化谱系。她对存在的言说很大程度上又让我们重温了那种在我们时代已久违了的对于“生存”问题的哲学和神性关怀。显而易见，她的这种声音和话语方式与流行的大众话语系统是格格不入、无法共鸣的。作为一个独语者和孤独者，陈染对于自我的极端坚守总给人一种无以释怀的沉痛，而她以瘦弱的女性之躯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巨大的生存之痛的生命勇气又不能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她的微弱的、私语性的声音也许没有洪钟大吕那般振聋发聩，但却也绝不是可以充耳不闻、忽略不计的。我惊讶于年轻的陈染对于“生存”这个过于沉重的大话题的执着，更钦佩作为女性的陈染书写“生存”时的那种真正哲学化的思维。正因为如此，我觉得陈染应是我们当下的一把难得的精神标尺，她对于“生存之痛”的出示将为我们提供一种从混浊、黑暗的生存之地突围而出并进入敞开和澄明境界的崭新可能。而一旦进入陈染小说的文本世界，我们会发现所谓“生存之痛”在她这里也不是纯粹形而上和哲学化的，它有着立体的多重的丰富层面和表现形态，我们可从下述几个层次进行具体的考察。
其一，孤独之痛。
读陈染的小说，我们首先遭遇的就是在她的文本世界里绵延不绝的那个庞大的孤独者家族。无论是耆耆老者，还是妙龄少女；无论是在偏僻的小镇，还是在繁华的闹市，“孤独”都是主人公们在不同时空中的共同体验。而对陈染来说，“孤独”显然正是作家用以探寻人类生存困境和精神家园的一个特殊的艺术视角。某种意义上，对于“孤独”的反复言说也正是她所有小说的一个贯穿主题。青年评论家汪政和晓华就曾准确地用“习惯孤独”来概括陈染小说的精神线索，并把“孤独”命名为陈染小说的第一“主题词”。而从陈染的创作自叙中我们还发现，“孤独”也并不仅是指她小说的文本状态而且也正是她当下的写作和人生方式的直接体现。陈染是一个对孤独十分敏感并常常耽于孤独的特殊个体，她自称：“按照常情来说，我已经是一个孤独而闭塞的人了。”“我极少外出，深居而简出。到别人家里去作客，常常使我慌乱不堪，无所适从……平日我在自己家中，在自己的房间里胡思乱想，清理太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和事的时候，我也是习惯拴上自己的房门，任何一种哪怕是柔和温情的闯入（闯入房间或闯入心灵），都会使我产生紧张感。”在这种情况下，陈染和她笔下的孤独者就具有了特定的亲和性、同构性与互文性。也就是说，现实世界中的陈染与文本世界中的那些陈染的创造物在“孤独”的语境中就具有了互为阐释的生命关系。正因为此，“孤独”这个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和存在主义印痕的哲学“话语”呈现在陈染的文学本文中就有了中国此前的各种“现代主义”文本所未曾有过的那种体验性与生命意味。陈染对于“孤独”的言说本质上远离了那种“思想”和“哲学”意义上的讲述方式，而是把它融入了生存主体的生命体验和感觉态度，并在对特定的“孤独者”个体的塑造中真正凸现了“孤独”话语的文学价值。在此意义上，陈染可以说是中国当代一位杰出的“孤独”守望者和讲述者，卓尔不群的“孤独”话语方式和超凡脱俗的“孤独者”群像是她对于世纪末中国文学的特殊贡献。而对于“孤独”话语的倾听以及对于“孤独者”群像的注目也显然正是陈染提示给我们的两把打开她文本世界的钥匙。
在陈染的小说中，“孤独”首先是一种生存状态、一种弥漫性的生存氛围。主人公们活动其中的文本世界可以说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孤独者的世界，隔绝的空气阻碍着人们自由的呼吸。无论是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中，主人公们都时时刻刻处于一种孤独的境遇中，不仅生存个体彼此之间无法沟通、无法交流，而且甚至还彼此提防、窥视、诅咒着。我觉得在陈染的全部小说中都一直存在着一个贯穿性的抒情主体。从她早期的《归，来路》、《小镇的一段传说》、《塔巴老人》，到近年来的《空的窗》、《时光与牢笼》、《站在无人的窗口》、《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潜性逸事》、《无处告别》、《与假想心爱者在禁中守望》等小说，主人公以自我倾诉的方式呈现也好，命名为“罗莉”、“水水”、“雨子”、“寂旖”、“黛二”也好，尽管他们可以是男人也可以是女人，可以是老人也可以是少女，有着不同的语符代码，但“孤独”无疑是他们共同的生存体验和生命表征。一方面，孤独是现实的生存世界对个体生命施加压迫的产物。个体与社会和他人的对抗乃至敌视某种程度上正是孤独感的深刻源头。主人公们的许多怪癖和生存恐惧事实上只有在一个适宜“孤独”滋生和繁殖的特定氛围中才会萌生。这方面，《无处告别》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文本。黛二与朋友、与现代文明、与母亲、与世界的那种紧张关系既带来了她生存的那种巨大的“压力感”，同时又直接用一次次的背叛、失望、阴谋、受骗、堕落等等的生存挫折创造了黛二的“无处告别”的沉重孤独。而《小镇的传说》则更是一个寓言性的文本，罗古河北岸的神秘传说和小镇人心照不宣的现实文化状态天衣无缝地交织成了一张覆盖主人公精神生命的灰暗大网。罗莉陷入其中左冲右突并在极度的孤独中走向疯狂成为小镇历史“传说”的新的一页，可以说正是一种无法挣脱的宿命。在“小镇”这样一种封闭性的生存“版图”中，主人公走向遮蔽、走向自我封闭、走向孤独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结局。陈染的小说中反复出现的“尼姑庵”、“破庙”、“破损的家庭”、“空洞之宅”、“牢笼”等等意象，其实也正如“小镇”一样只有作为一种压迫性的孤独氛围来理解才是合理的。另一方面，主人公的“孤独”又强化了生存世界的非本真性和黑暗性。无论是《小镇的传说》对于罗莉孤独和死亡的描写，还是《塔巴老人》、《站在无人的风口》对尼姑庵中塔巴老人和老女人孤独生命的极端表现，抑或《空的窗》对盲女和老人两重孤独世界的探寻，都为我们揭示了“世界”对于人的荒诞和可怖的一面，并进而使主人公们的孤独体验获得了一种支撑性的广阔世俗“背景”。这方面，《麦穗女和守寡人》就相当典型，守寡人在深夜出行时对于“钉子”、“门”、“陷阱”等恐怖性场景的幻觉化想象就把世界对于人的压迫、威胁和扭曲以及在这种压迫中人的巨大精神恐惧进行了充分的渲染。置身于小说的情境中，我们就会在一种总体的悲剧性氛围中获得对于“存在”的新的理解。
第三章生存之痛的体验与书写（2）
其次，孤独在陈染的小说中还是一种生存态度，一种主动的对于世界、对于他人的对峙态度。世俗世界的灰暗固然制造和繁衍着孤独，但对于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