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东兴回忆录-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煽动、欺骗参加全会的同志，妄图分裂党，破坏“九大”“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路线。这期简报发出最早、最快，简报内容中陈伯达的很少，我的很多，事先又不给我看，这是一个阴谋，我上了当，被他利用了。（四）反革命分子陈伯达利用听录音报告的机会，把关于论“天才”的语录交给我打印五份（当时我交代打印二十份，准备政治局同志要时，免得再打印）。这个语录打印后，放在我那里，没有使用，在陈伯达阴谋诡计被识破后这个语录已封存。现在看来，可能是要我发言时引用，结果未得逞。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1）对反革命分子陈伯达的恶意造谣，没有调查核实，没有分析判断。对在哲学上的欺骗和诡辩，自己不懂，也没有向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主席教导：“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而我违反了主席的这个教导，结果情况不明，决心很大，方法不对，犯了严重的主观主义的错误，思想上陷入极大的盲目性。主观主义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反映。毛主席指示：“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我过去对主观主义的危害性认识很不够，今后必须下决心“打倒主观主义”。（2）过去没有“认真看书学习”，对马、列和毛主席的书读得很少，而且有些没有读懂。因此，思想和理论水平很低，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警惕坏人破坏中央的团结不够，特别是遇到像陈伯达这样手段很阴险、很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我不仅没有识破他，反而受了他的蒙蔽，被他利用了。（3）存在着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我要很好地接受教训，带着问题认真地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自觉地改造世界观，克服骄傲自满，争取较快地改正错误。真正做到在大风大浪中不迷失方向，能识别真假马列主义，坚决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在毛泽东思想和“九大”路线的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汪东兴1971年4月18日。　　　　
　　　　　　我的第三次检讨书送给毛主席看后，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几份检讨有阶段性，火候掌握得好，庐山会议后，大家到现在还跟不上气候，看来你跟上了。”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领导开展批陈整风运动的同时，还采取了许多措施，一是接连批发了许多文件和指示，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甩石头”；二是派纪登奎、张才千参加当时被林彪、黄永胜、吴法宪等人控制的中央军委办事组，毛主席把这个办法叫做“掺沙子”；还有就是在前面提到的在华北会议结束前改组北京军区，毛主席说这个办法是“挖墙脚”。　　　　
　　　　


“庐山这事还没有完”（上）惩前毖后（1）

　　　　　　四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　　　　
　　　　　　庐山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虽然在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先后召开过华北会议和批陈整风汇报会，但是都没有很好地解决问题。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迟迟拿出来的检讨书，其实是敷衍了事的。如何帮助广大干部，特别是帮助党政军高级干部提高对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的认识，帮助犯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真正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目的，克服分裂党的危险，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毛主席始终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因此，在1971年8月15日至9月12日期间，毛主席到南方巡视，想推动这个问题得到深入的解决，以加强党内的团结。在南巡期间，毛主席几次谈到庐山会议开过近一年了，但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毛主席沿途同各地负责同志多次谈话，做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　　　　
　　　　　　1971年8月15日，我们陪着毛主席乘专列从北京出发，16日抵达湖北武昌。被称为长江三大“火盆”之一的武汉三镇，当时天气炎热。16日在武昌车站，毛主席找了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和我谈话。17日，毛主席又找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王新，还有刘丰和我继续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先亲切地问刘丰有关湖北、河南的情况。刘丰汇报说，湖北、河南的情况不错，人心比较稳定。毛主席听后感到实际情况不完全是这样。毛主席严肃地说：笼统地这样说也可以。要细想起来，这样说是应付差事。在你们这里，有些地方还在动，有些地方没有动。有些地方的意见是不少的。毛主席的话锋一转，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接着说：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接着，毛主席回顾了党的历史和党内路线斗争。他说：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等人，曾经多次要分裂党，都没有得逞。陈独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81个人搞了个“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这个组织没搞多久，垮台了。以后变为托派了。其中有个叫刘仁静的，这个人比我年龄小，现在住在北京，他从莫斯科跑到土耳其去见了托洛茨基。罗章龙，右派，另立中央，分裂党，也没有得逞。他还在武汉当教授吗？他是浏阳人，我的老乡。他用的名字很多，也叫罗敖阶。瞿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党，是犯了路线错误。毛主席在这次谈话中还提到井冈山时期的一些事情。1929年6月22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10月初在福建上杭召开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当时毛主席被迫离开了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陈毅在红四军“七大”会议上当选为前委书记。8月，陈毅去上海，向中共中央做汇报工作。8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临时会议，专门听取了陈毅有关红四军情况的报告。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他听了汇报后对陈毅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毛泽东呢？应该拥护他，他在根据地搞的是对的。陈毅根据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信是经周恩来审阅同意后发出的（即“九月来信”——作者注）。信中肯定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正确主张，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陈毅回根据地传达了中央的意见，带回来了那封信（该信全文刊载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卷，第473—490页。——作者注）。　　　　
　　　　　　同年12月28日，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又召开了第九次党代会。会议开了三天，重点是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最后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这样，便扭转了毛泽东遭排挤的局面。毛主席曾经对我说，陈毅敢于改正错误，敢把中央的意见原原本本地传达，陈毅同志是个襟怀坦白的人，错误是有，但是个好同志。红四军第七次、第八次党代表大会，是很重大的事情。当时，我在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部队里工作，对这两次会的情况也不清楚。为此事我问过毛主席。毛主席说他对这两次会议的详细情况也不太清楚。但对那一段往事，毛主席有很深的印象。毛主席对我们说：陈毅当时到了上海，本来是告状的，但周恩来做了好事，批评陈毅不对，犯了极端民主化的错误，还是要我“复辟”。中央要我“复辟”，我就“复辟”了。毛主席接着说：然后是纠正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然后是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会上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他是公开论战。在莫斯科是搞宗派。毛主席又说：六届五中全会，是在江西瑞金开的，他们都到了中央苏区了。我是政治局委员，不让我参加会，让我当苏维埃主席（1931年11月27日，毛泽东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原担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因红一方面军改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而被撤销。——作者注），不让我在军队工作，让我去做群众工作。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那么长的时间，毛主席回忆往事，讲党的历史和他的经历，说心里话，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向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这次反“围剿”是周总理指挥的。关于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情况，叶剑英同志曾对我说过，这次反“围剿”的胜利，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和军事方针才取得的。叶剑英当时跟随毛主席一道走的，知道得很清楚。在宁都会议上把毛主席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撤掉了（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举行全体会议，会议对毛泽东和他在红军中实行的战略、战术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会后，中共临时中央将毛泽东调回后方，并且再一次撤销了毛泽东在1932年8月8日重任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这一职务。——作者注），由周恩来接着指挥红军反“围剿”。　　　　
　　　　　　毛主席接着说：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王明错误的路线。王明夺权四年之久。上海的中央移到中央苏区去了，陆续跑过去了。先是周恩来，然后是博古、张闻天、王稼祥他们去的。到中央苏区，李维汉去得早，他那时是组织局长。然后是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会合以后，张国焘搞政变，成立伪中央。毛主席后来谈到张国焘时还多次说过，张国焘要是不跑的话，还要给他一个政治局委员当。毛主席继续说：全国胜利以后，高、饶就想夺权，搞反党联盟，没有夺成。讲了党的历史，毛主席又把话题转到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他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能是心里有鬼。在座的同志，都检讨自己犯了错误。毛主席接着说：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　　　　
　　　　　　毛主席说：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寿、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主席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有了错误就要改，如汪东兴同志，分别几次在七千多人的面前，讲他自己的错误，他接触最广的就是中央办公厅、中央警卫团，七千多人的单位，这怕什么呢？他不怕。毛主席在这里举出我检讨的例子，是要说服那些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毛主席接着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那时，毛主席是主张彭德怀管军委工作的。毛主席接着又说：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毛主席对刘丰说：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毛主席还说：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当时有人回答毛主席说：黄永胜那里早就不是了。后来了解这个回答的情况是假的，实际上黄永胜的老婆项辉芳当时还在当黄永胜办公室的主任。毛主席强调说：做工作要靠自己动手，亲自看，亲自批。不要靠秘书，不要把秘书搞那么大的权。我的秘书只搞收收发发。文件拿来自己选，自己看，要办的自己写，免得误事。只有两个文件，当时因为身体不好，我口述，别人记录的，最后还是经过我自己修改印发的。其中一个就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面报告。现收入《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者注）。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正打胡宗南，很紧张，毛主席疲劳过度，手抖得厉害，拿不住笔，《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这篇文章，就是由毛主席口述，由别人记录的，后来毛主席亲自修改完稿。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毛主席说：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毛主席接着说：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六十岁以下的、三十岁以上的人。最后，毛主席说：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毛主席同刘建勋、王新、刘丰和我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我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　　　　
　　　　　　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