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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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教职员联合会的时候，却遇到了未曾料到的极大的阻力：北大的工人反对同教职员联合。当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教职员被视为是资产阶级的，怎能同工人平起平坐呢？这岂不是颠倒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地位！幸而当时一位高层领导人发了话：“大学教授不是工人，而是工人阶级。”有了“上头的”指示，工人不敢再顶。北大工会终于成立起来了。季羡林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组织部长、秘书长、沙滩分会主席，1952年北大由沙滩迁往西郊后，又担任过北大工会主席。他这位“资产阶级的教授”竟然领导北大工会好几年时间，今天看来，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这也说明季羡林当时的工作是颇得人心的。由于担任北大工会的领导工作，季羡林在北大名声大振，不但全校的教职员熟悉他，就连北大的工人也都认识他。当时季羡林万万不会想到，为此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多被批斗了许多次，而且成为北大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政”的最好例证。他说：“这是对我非圣无德行为的惩罚，罪有应得，怪不得别人。”此是后话。
1951年，季羡林又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他的工作更加繁忙，参加的会议更多起来。人民代表的任务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在人民与政府间起到桥梁作用。
据《北京大学纪事》载：
“1951年3月9日下午，学校召开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内容：北大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钱端升、季羡林等传达市人代会的决议，并详细报告了大会对北大所提出的39个提案的处理经过。师生们听到自己的意见被提到大会讨论并有了结果，都感到兴奋、满意。”
由于工作热情太高，担任的职务太多，季羡林陷入了会议的漩涡之中。这使他既兴奋又有点为难。他在《学海泛槎——季羡林自述》中说：
我本来是个性格内向的人，最怕同人交际；又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人。在大庭广众中、在盛大的宴会或招待会中，处在衣装整洁、珠光宝气的男女社交家或什么交际花包围之中，浑身紧张，局促不安，恨不得找一个缝钻入地中。看见有一些人应对进退，如鱼得水，真让我羡煞。但是命运或者机遇却偏偏把我推到了行政工作的舞台上；又把我推进了社会活动的中心，甚至国际活动的领域。
三四十年后，经过各种会议的千锤百炼，季羡林已经从一个害怕开会的生手变成了开会的行家里手。他曾对人说过：我现在的专业是开会，专门化也是开会。可惜大学里没有开设“开会学”这一门课，如果开的话，我是最理想的教授。
凡是同季羡林一起开过会的人，都会知道他参加会议的几大特点：一是提前十分钟到会场，决不迟到；二是发言不说空话、套话，言简意赅，说完就完，决不拖泥带水；三是语言生动有趣，偶尔说几句诙谐幽默的话，引得哄堂大笑，使会议气氛十分活跃；四是他主持的会到点散会，决不拖延时间，让与会者都能准时吃上饭。
从1949年到1951年的两年间，季羡林整日忙忙碌碌，在处理各种事务性工作和会议的漩涡中度过。在百忙之中，他还抽出时间，和曹葆华一起翻译了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长文在《新建设》上发表。抗美援朝期间，全国人民踊跃捐献支援志愿军。季羡林当时身无余财，便找来一本外文资料，同陈玉龙先生一起翻译，发表后将稿费捐献。这些行动表明了季羡林在解放初期，对马列主义和新政权的积极态度。他废寝忘食地工作，不但不觉得劳累，反而感到生活很充实，很兴奋，认为自己是真正地在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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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满阳光的日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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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中国政府决定派出建国后第一个大型代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在拟定代表团名单对，他又想起了季羡林。他了解季羡林长期从事印度语言文化研究工作，是这方面的专家，又是北大东语系主任，是这个代表团的理想成员。他立即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季羡林是否愿意参加？季羡林一接到胡乔木来信，立即表示非常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印度语言文化多年，却没有到过印度，这无疑是一件憾事。现在天赐良机，岂有拒绝之理？于是季羡林成了代表团团员，随团出访印、缅两国。这是他建国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尽管他后来曾多次出国访问，到过三十多个国家，也曾几次重访印度、缅甸，但是这第一次的出国访问却是他一生中最愉快、最兴奋的一次出国访问，也是对他思想震撼最大的一次，使他终生难忘。
季羡林本来是个很怕见官的人，更讨厌摆官架子的人，对官场那一套低级庸俗的东西深恶痛绝。他这脾气，在前一章叙述他归国途中的遭遇时已经提到过。但是，季羡林一生中都避免不了要同官场打交道，他对官也渐渐有了自己的一套对策。他说：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怀念乔木》
事有凑巧，解放后，季羡林年轻时的两位好朋友胡乔木和乔冠华都做了大官，而且官越做越大。这南北两个乔木，都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到后来，一个执掌意识形态大权，一个执掌外交大权，名满天下，权重一时。如果是一个官迷，碰到这种情况，可就是碰上了向上爬的绝好机会，只要多跑两趟，跑出个官来当当，是绝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可是，季羡林不是这样的人，他对“二乔”，不但不趋附，反倒退避三舍，有意回避，以避攀附之嫌。
季羡林同胡乔木本来也没有什么联系，但是胡乔木几次主动征求季羡林的意见，还亲自到季羡林住处拜访，没有半点官架子，这使季羡林觉得他不属于那一类低级趣味的官，两人的联系便比较多起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后。但多半还是胡乔木主动来看季羡林。1993年，胡乔木去世后，季羡林写了一篇悼文《怀念乔木》，声情并茂，感人至深，并且表达了自己对胡乔木的看法，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对胡乔木的看法相左，颇引起过一些议论。
不管怎样，季羡林还是认为，这次能够有幸参加代表团出访，与胡乔木的举荐是分不开的。他说：“这次出访，当然要感谢乔木。”
中国文化代表团成员多是文化界的名人，有代表性的学者、文学家和艺术家。丁西林任团长，团员有：郑振铎、陈翰笙、钱伟长、吴作人、常书鸿、张骏祥、周小燕、冯友兰、季羡林等。秘书长是刘白羽。明眼人一看名单，就知道这是一个经过精心挑选的高规格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因为这个团是首次在国外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很重要，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组团工作，亲自审查出国展览的图片。1951年整个夏天团员们都在做准备工作。最费事的是画片展。因为要通过展览，才能让国外了解新中国的变化和成就。于是，到处拍摄、搜集最能反映新中国新气象的图片。最后汇总在故宫里面的一个大殿里，请周恩来最后批准。季羡林同全体团员一起，过了一个异常紧张但又兴奋愉快的夏天。
1951年9月20日，代表团离开北京飞抵广州。在广州又住了一段时间，将讲稿和文件译成英文，做好最后准备工作。当时广州解放时间不长，国民党的飞机有时还来骚扰，特务活动也时有所闻。团员们出门，都有怀揣手枪的保安人员暗中保护。
来到广州，季羡林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抽空到岭南大学陈寅恪先生家中拜谒。陈先生见季羡林来访，心情极好，师生相谈甚欢。陈师母唐筼女士亲自下厨，设家宴招待季羡林。然而令季羡林料想不到的是，这次拜谒恩师，竟然成了永诀。
代表团在广州稍事停留后，即乘车离开广州赴香港，然后由香港乘船到仰光，在缅甸住了三个星期。又乘飞机抵加尔各答。在印度住了六周，几乎遍访了印度全国的各大城市及佛教圣地，一直到亚洲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最后又由原路返回香港，于1月24日回到北京。
代表团从1951年9月2O日离开北京，于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前后足足有四个月时间。出访时间之长，是后来少有的。
当时中国和印度、缅甸的关系正处于亲密友好的时期，新中国首次代表团的访问，受到印度、缅甸政府和人民极为热情的接待。这次访问给季羡林留下了无比美好的印象。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回忆这次访问的经历：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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洒满阳光的日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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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
上面说的这些良辰美景，奇山异水，宫阙胜地，使季羡林心荡神怡，留恋不舍，念念不忘。这固然使他觉得不虚此行。但是，在访问中，真正使他感到心灵震撼，永志难忘的还是另外的一件事。
那是代表团从缅甸仰光乘飞机抵达印度加尔各答机场的一幕：代表团走下飞机，踏上印度的土地，在机场受到两三千人热烈欢迎。在密密麻麻的人群上面飘扬着红色的旗子，响起《东方红》的歌声和“中印友谊万岁！”的口号声。代表团每个人的脖子上都套上了四五个浓香扑鼻的花环，无数双热情的手伸向每一个团员。代表团被人潮簇拥着走出机场的时候，季羡林发现，在不远的地方，在木栅栏以外，有一群衣衫褴褛的印度人，手里举着旗子一类的东西，拼命地对着他们摇晃，嘴里大声呼喊着不知什么口号。季羡林好奇地走到这群人面前，蓦地一声：“毛泽东万岁！”破空而出，声音洪亮清晰。季羡林闻声，顿时感到浑身震撼，眼泪夺眶而出，激动得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解放前，季羡林在国外呆了十一年，当时的中国贫穷落后，在国外的中国人备受外国人的欺侮和歧视，季羡林耳闻目睹这样的事太多了。这些事情曾经一次次地刺伤着他的爱国心。今天，毛泽东领导的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真正地站起来了。他亲耳听到印度人喊出“毛泽东万岁”的口号，怎能不使他自豪、骄傲，进而对毛泽东、共产党更加崇敬和拥戴呢？
对这次出访的感受，他曾在《寿作人》一文中说：
我们团员几乎每一个人都参加工作，参加劳动，大家兴致很高。我同作人，年纪虽轻，都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当时我们看什么都是玫瑰色的，都是光辉灿烂的。我们都怀着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既兴奋，又愉快；既骄傲，又闲逸的，飘飘然的感觉，天天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季羡林这段话道出的心情，其实不只是在出访的四个月里的心情。自打1949年北京解放开始，直到这次出访，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始终都“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
但是，好日子很快就要到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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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滩到燕园（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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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2O日，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离开北京的时候，正值金秋时节。天高气爽，蓝天白云，到处洒满秋日的金色阳光，北京城洋溢着欢愉的氛围。然而，当代表团在印度、缅甸访问了四个月后，于次年1月24日返回首都的时候，北京已经进入隆冬季节。天寒地冻，草木凋零，寒风扑面，一片萧瑟景象。
季羡林身上还带着加尔各答的热气，满怀访问中的兴奋与激动的心情，在北京机场走下飞机。当他回到沙滩的时候，立刻感到北大同他离开时有些异样。的确如此，在这四个月中，比天气变化更大的是，中国高校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院系调整；另一件是开展了“三反、五反”和思想改过运动。
新中国成立，实行一边倒的政策，一切向苏联看齐。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大学当然也不能例外。
院系调整是向苏联学习的结果。即是按苏联办高等学校的模式，调整中国原有高等学校的“院”和“系”。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经过院系调整，高校的性质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私立学校全部改为公立，工科院校得到加强，综合性大学本来想加强和巩固，但效果并不理想。
此项工作从1951年底开始至1952年1O月完成。
调整后的综合性大学有：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等。多科性工业大学有：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工学院等，并新设北京钢铁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等一大批工科和单科学院。
原来的燕京大学、辅仁大学、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震旦大学、岭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取消，合并到其他院校。
具体到北大的调整方案是：北大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清华大学成为多科性的工业高等学校，校名不变。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方面的各系并入北大，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校名撤销。
调整后的“新北大”包括以下各系：一、数学力学系；二、物理学系；三、化学系；四、生物学系；五、地质地理系；六、历史学系；七、中国语言文学系；八、西方语言文学系；九、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十、东方语言学系；十一、哲学系；十二、经济系。北大是全国惟一有哲学系的大学。
1952年9月底，北大从城内沙滩迁至西郊原燕京大学校址。10月4目，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在燕园东操场举行开学典礼。马寅初校长发表了拥护院系调整和努力建设新北大的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对刚调来的副校长江隆基表示欢迎。不久，江隆基任北大党委书记。马寅初与江隆基共同领导北大达五六年之久。
北大东语系在院系调整后，也作了适当调整。原来属于国内少数民族的语言，划归中央民族学院，东语系只保留东方外国语言。国内外均有的民族语言，如朝鲜语和蒙古语，则与中央民族学院分工培养。东语系主外，民族学院主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