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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镅浴９谕饩械拿褡逵镅裕绯视锖兔晒庞铮蛴胫醒朊褡逖г悍止づ嘌６锵抵魍猓褡逖г褐髂凇：罄从衷錾枇宋诙加铮�1954年），波斯语（1957年）。
东语系搬进了原燕京大学西校门内北侧的一栋二层的古典式建筑，定名为“外文楼”。东语系自搬进外文楼至今，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从来没有再搬过家。季羡林也从1952开始在外文楼里上班，直至1983年卸任系主任职务，他在外文楼上了整整三十一年的班。
季羡林的住处也从城里的翠花胡同搬到中关园一公寓的一套单元房里。按级别，他本可以搬到环境幽静的燕南园或燕东园的小楼里居住。但是因为他当时仍然是只身一人，按当时北大的住房政策规定，他只能住在中关园一公寓。中关园一公寓在燕园东门外，距外文楼有二三里地远，他每天便骑自行车上班。
中关园一公寓是院系调整以后，北大盖的第一幢专家公寓楼。楼内住着邓广铭、王铁崖、梅祖彦等教授以及日本、朝鲜专家。季羡林住在506号，东语系教授杨通方及夫人李玉洁住在505号，两家门对门。中关园一公寓在当时算是颇为讲究的建筑，但是周围却十分荒凉，连马路都没有，更不用说什么商店饭馆了，就生活便利而言，是无法与沙滩的翠花胡同相比的。当他在翠花胡同住的时候，每天早晨可以在红楼前的小摊上喝一碗豆腐脑，吃一个热烧饼，时间来不及的时候，买一个烤白薯，趁热吃下去，还是很惬意的。中饭、晚饭，隔三差五的去菜根香饭馆吃一顿饭，打打牙祭，三顿饭总算说得过去。搬到中关园一公寓以后，周围什么饭铺也没有，只好天天吃食堂。他每天晚上在食堂吃完饭总要多买一个馒头带回家去。第二天早晨把馒头切成片，烤热了，再沏上一杯酽茶，外加一碟花生米。馒头片就着花生米，再慢慢把热茶喝下去，一顿早饭便解决了。午饭和晚饭都到食堂去吃。他总是拿着一个大搪瓷茶缸去食堂打饭。吃米饭时，饭和菜都倒在茶缸中一块吃下去。吃馒头时，就用茶缸盛菜，一只手拿馒头，另一只手拿筷子，就像大学生一样，很快便吃完一顿饭，然后回外文楼继续工作。生活的简朴概可想见。还好，季羡林对吃饭从不挑剔，他自己并不感觉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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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滩到燕园（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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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过程中，1952年7月，教育部宣布：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调整工资，实施新的工资标准。新标准规定，高校共三十三个工资等级。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1956年，又重新评级，季羡林仍然被评为一级。1956年北大同时被评为一级的还有陈岱孙、翦伯赞、冯友兰、王力、郑昕等著名教授共二十八人，占全国五十六名一级教授的二分之一。1956年，季羡林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这是季羡林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他开玩笑说：“出城以后，我‘官运亨通，财源大开’。”这里说的“官”，指的是被评为一级教授和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委员。当时在北大被评为一级教授，是一件既光荣又极困难的事。从上面列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北大的一级教授都是全国甚至世界知名的学者，大多数是季羡林老师一辈的人物，而季羡林这个晚辈后生竟也赫然名列其中，怎能不叫他感到既惊且喜呢。他回忆当时的情况写道：
到1956年，又有一次全国评定教授工资的活动，根据我的回忆，这次活动用的时间较长，工作十分细致，深入谨慎。人事处一位领导同志，曾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中文系教授吴组缃是全国著名小说家，《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我的老同学和老朋友，他问我吴能否评为一级教授？我当然觉得很够格。然而最后权衡下来，仍然定为二级，可见此事之难。据我所知，有的省份，全省只有一个一级教授，有的竟连一个也没有，真是一级之难“难于上青天”了。
——回忆汤用彤先生》
至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更是中国读书人至高无上的称号。从人数之少来看，比起封建时代的“金榜题名”来，还要难得多。季羡林四十多岁，就登上了中国学术地位阶梯的顶峰，当然使他喜出望外，但也有点不安。他说：“藐予小子竟然被评为一级，这实在令我诚惶诚恐。”他如此火箭般地上升，自然会招来一些人的妒意，被同事赐给了一个诨名，曰：“一级。”只要季羡林一走进食堂，便有人窃窃窃私语：“一级来了！一级来了！”使季羡林颇为紧张，只好装着没听见。但事后他说：“我不怪这些同事，同他们比起来，无论是年龄或学术造诣，我都逊一筹，起个诨名是应该的。”
再说说季羡林的“财源大开”。
按当时北京地区（六区）的工资级别，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45元，再加上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每月津贴100元，共445元。这个数目今天看起来实在微不足道，然而在当时却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十分的“不菲”。当时助教的月工资是56元，技术员是49。5无，普通工人是30多元。季羡林曾经举例说明当年445元的实际价值：当时吃一次“老莫”（莫斯科餐厅），大约一元五到两元，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还有啤酒一杯；如果吃烤鸭，也不过六七块钱一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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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原罪”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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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运动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它几乎同院系调整同时开始的，只是时间短一些，到1952年5月即告结束。
所谓“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所谓“五反”，即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三反、五反”运动的对象主要是机关干部和私营工商业者，与知识分子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是既然是全国性的运动，各行各业，不论关系大小，都必须一律参加。北大在1952年1月成立了“北京大学节约检查委员会”，领导“三反”运动。由汤用彤副校长负责。这次运动不过是群众学习文件，学校各级领导检查了本单位的官僚主义和浪费现象，最后处理了几个管钱管物的贪污分子，运动在北大就算过去了。
思想改造运动可大不一样，这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搞的一次大规模的运动。借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思想改造“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的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相当于西方人所谓‘洗脑筋’。”①北大是全国有名的知识分子聚集之地，自然也就成了这次运动的重中之重。
其实，这种“洗脑筋”的工作从建国初期就已经开始进行了。各级政府举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和各种训练班；组织大中学校教师、学生、机关干部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以及组织知识分子参加土改、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活动，都属于“洗脑筋”一类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在1950年，约有一百万人参加了这类学习活动。②
1951年秋，政府决定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开展一次更大规模的学习和改造思想运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耐人寻味的是，这次运动的首倡者并非中央政府，而是北大校长马寅初。
马寅初是1951年6月1日到北大任校长的。三个月后，即9月7日，他便给周恩来总理写信说：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如汤用彤副校长、张景钺教务长、杨晦副教务长、张龙翔秘书长等12位教授，响应周恩来总理改造思想的号召，发起北大教员学习活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老（编者注：对董必武同志的尊称）、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嘱代函请先生转达以上十位教师。”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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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绛：《〈洗澡〉前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1版。
③《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马寅初给周恩来写信的初衷，是自己深深感到，要把旧北大改造为新北大，一个最主要的关键，就是要使全校教师都能认识到改革的必要，自觉自愿地进行学习，使自己更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在当时革命热情高涨的知识分子中，也是一种普遍的愿望。而且，他给周恩来写信的目的，只是想请上述十二位中共领导人能给北大教员自己组织起来的学习活动担任教师，并没有其他的想法和要求。姑不论马寅初这样点名敦请国家领导人来北大讲课，是否有些异想天开，至少可见他对中共领导的尊重。但是后来这种自愿的学习活动，变成了波及全国二百万知识分子的轰轰烈烈的思想改造运动，并且弄成自我检查，人人过关，揭发批判，上纲上线，人人自危的局面，大概是马寅初始料不及的。
周恩来将马寅初的信转给了毛泽东。
9月1日，毛泽东在周恩来转给他的马寅初的信上批示：“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位同志去讲演。我不能去。”①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政府决定：把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推广到京津所有高校，经过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推向全国。
9月29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为京津二十所高校三千多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的报告。北大教师干部四百多人参加。
周恩来一开始即讲：北京大学学习会和马校长要我给他们作报告，我想既然给北大讲，也就应该给别的大学讲，因此，我同教育部商量，这个报告就以北京大学为主，把北京、天津其他大学的教师和同学代表也请来了。
周恩来的报告分为七个部分：一、立场问题；二、态度问题；三、为谁服务的问题；四、思想问题；五、知识问题；六、民主问题；七、批评与自我批评问题。
在报告中，周恩来就知识分子如何正确改造思想，取得革命立场、观点、方法等问题，谈了自己的切身体会。
周恩来说，他参加革命三十多年，就是不断进步，不断改造的过程。三十多年中，他犯过许多错误，栽过筋斗，碰过钉子。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对理论、原则认识得不清楚；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相信的那一点道理跟实际相矛盾，行不通，因此就必须向进步理论请教，向广大群众求教，从实践中求得新的认识，发现新的道理。他说，这样做了，就有力量，就行得通了，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
他说，现在自己虽然担负了政府的领导工作，但还要学习和改造，因为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还很多，没有明白的道理也很多，所以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地认识，这样才能够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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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原罪”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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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报告中，周恩来还论述了取得正确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性。他说，每一个人在学习和工作中都会遇到一个立场和态度问题，即站在什么立场和抱什么态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他要求知识分子应该首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即为绝大多数人民的最高利益着想的立场，然后再经过学习、实践和锻炼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立场。他说，中间立场、中间态度是没有的。
他恳切希望教师们认真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努力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他要求大家建立一个信心：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是怎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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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②韩泰华主编《中南海开始决策》，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周恩来报告后，北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当时北大领导把教师“洗澡”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小，其中有的还比较进步、积极，不用帮助就可过关。这类占大多数。第二类问题小，但不愿暴露或暴露而分析差，需要加以帮助然后过关。第三类问题较大，需要在较大范围内认真加以帮助，才能过关，这类人是少数。第四类问题大，有典型性，需要在更大范围内加以帮助，这类人更少。”①
季羡林从印、缅访问归来，立即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
他在《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道：
解放初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满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党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苏联抢走的；中共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洗澡”，“洗澡”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入“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在中盆里，水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激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平生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像利箭一样，射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了一个基督徒，怀着满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激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身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身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通过“洗澡”，不但把季羡林思想和灵魂中的“污泥浊水”洗得十分彻底，而且洗出了“原罪”感，洗出了自己心目中至高无上，永远不可企及的神圣偶像。他继续写道：
反观自己，觉得百无是处。我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摘桃派”。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己也跟着挺直了腰板。任何类似贾桂的思想，都一扫而空。我享受着“解放”的幸福，然而我干了什么事呢？我做了什么贡献呢？我确实没有当汉奸，也没有加入国民党，也没有屈服于德国法西斯，但是，当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浴血奋战，壮烈牺牲的时候，我却躲在万里之外的异邦，在追求自己的名山事业。天下可耻事宁有过于此者手？我觉得无比的羞耻。连我那一点所谓的学问—─如果真正有的话—─也是极端可耻的。
我左思右想，沉痛内疚，觉得自己有罪，觉得知识分子真是不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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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
上面大段摘引季羡林在思想改造运动中的思想活动，目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他当时真实的思想转变过程，也可以从中了解到“洗澡”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深刻程度，及其令人吃惊的彻底性。这是未曾经历过运动的人所难以想象的。不过，现在看来，思想改造运动，与其说是一次清除资产阶级旧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新思想的运动，不如说是一次培养忠诚与驯服的运动。
有了上述的思想转变，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好多好多年”，季羡林便背上了“原罪”的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