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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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有人（？）正用点着的香烟烧他的皮肤。可自己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况且我的双腿再没有力量支撑我的身体了。酸痛得简直无法形容。我眼前冒金星，满脸流汗。我咬紧牙根，自己警告自己：“要忍住！要忍住！你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倒下去呀！否则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忽然，完全出我意料，一口浓痰啪地一声吐在我的左脸上。我当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我也只能“唾面自干”。想用手去擦，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牙根咬了再咬，心里默默地数着数，希望时光赶快过去。此时闹轰轰的大饭厅好像突然静了下束，好像整个大饭厅，整个北大，整个北京，整个中国，整个宇宙，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突然间，大饭厅又沸腾起来，一片震天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批斗大会原来结束了。季羡林还没有来得及松一口气，又被人卡住脖子，反剪双手，押出了会场，押上了一辆敞篷车。季羡林意识到，他的戏还没有演完，现在是要出去“示众”了：
英雄们让我站在正中间，仍然是一边一个人，扭住我的胳臂。我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敢看。只觉得马路两旁挤满了人。有人用石头向我投掷，打到我的头上打到我的脸上，打到我的身上。我觉得有一千只手挥动在我头上，有一千只脚踢在我的腿上，有一千张嘴向我吐着唾沫。……我现在像一只颠簸在惊涛骇浪中的小船，像一只四周被猎犬包围的兔子或狐狸，像随风飘动的柳絮，像无家可归的飞鸟。路旁的叫喊声惊天动地，口号声震撼山岳，形成了雄壮无比的大合唱。我脑袋里胡里胡涂，昏昏沉沉。我知道，现在是生命掌握在别人手中，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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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偷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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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棚杂忆》
过了不知多久，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车猛然停下，季羡林被一脚踹下汽车。他跌了一个筋斗，躺在地上，拼命爬起来。这时一个老工人上前来，对着他的脸，猛击一拳，他的鼻子和嘴里立刻流出了鲜血。他仓皇不知所措。忽然听到头顶上一声断喝：“滚蛋！”他知道是放他回家了。他这时才发现，自己头上的帽子早已经丢了，脚上的鞋也只剩下一只。他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
在遭遇这次空前残酷的批斗之后，季羡林大彻大悟了。他的思想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改变。他不想自杀了。“‘这样残酷的批斗原来也是可以忍受得住的呀！’我心里想，‘有此一斗，以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是活下去吧！’我心里又想。……可是拣到了性命，我是应该庆幸呢，还是应该后悔呢？我至今也还没有弄清楚。”所谓“至今”，指的是他写《牛棚杂忆》的l992年，事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之后了。实际上，季羡林当时做出活下去的决定，是非常矛盾和痛苦的。季羡林不是一个满不在乎的人，也不是一个看破红尘的人，他一生研究佛教，但并不相信佛家因果报应那一套理论。他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一个务实的人，一个守道德、遵传统的人，一个重气节、有骨气的人。因而，忍辱偷生对他而言是痛苦的、违心的、被迫的、无奈的。在后来好多年中，他始终没有忘记这段屈辱的历史。季羡林常常提到这样一件事：“文革”结束以后，一次，一位文艺界的著名领导人，见到他，忽然对他说道：“羡林同志，古人说，‘士可杀，不可辱。’现在看来‘士’也是可以辱的啊，哈，哈，哈，哈。”季羡林以极其鄙夷的口气向人重复着这位领导人的这句话，由此可见其内心的痛苦。在他九十岁的时候，一位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时问道：“您觉得文革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他毫不犹豫地答道：“肉体的摧残还是可以忍耐的，但是精神上的摧残与侮辱是最难忍受的。”接着，他自言自语道：“我那时为什么不死呢？”这段奇耻大辱的历史，季羡林今生今世恐怕是永不能释怀了。
季羡林的命是拣到了，但是拣来的命是为了批斗的。隔了几天，东语系对季羡林的批斗开始了。上一次在大饭厅的批斗，季羡林只是配角，这一次却是主角了。季羡林被红卫兵从家里押到外文楼，被命令在走廊上面壁而立，旁边早有两位陪斗者立在那里。只听得大教室里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上来！”于是几条大汉一拥而上，将季羡林的胳臂反转到背后，还有几只手摁住他的脖子，走进了教室。从门口到讲台，不过十几步，可是这十几步可真难走啊。从两侧不知伸出多少只拳头，雨点般地打在他的头上，脸上，身上。他就这样被推推搡搡地押上了讲台。此处是季羡林二十年来经常站的地方。那时他是系主任，一系之长，是座上宾，今天则是“反革命分子”，是阶下囚。人生变幻莫测，真无以复加矣。此时，整个大教室里喊声震天。一位女士领唱。她喊一声：“打倒╳╳季羡林！”于是群声和之。这╳╳是可以变换的。比如：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变成“反革命分子”再变为“走资派”，再变为“国民党残渣余孽”。每变换一次，革命群众就跟着大喊一次。大概文化大革命的所有帽子都给季羡林戴遍了。
季羡林斜眼一看，主席台上摆着三件东西：一是明晃晃的一把菜刀；一是装着烧焦的旧信件的竹篮子；一是画上了红╳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心里一愣，几乎昏了过去。他想：“糟了，我今天性命休矣！”对不明真相的群众来说，这三件东西的每一件都能形象地激发起极大的仇恨，都能置他于死命。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现在连个可钻的地缝都没有。他想，干脆“既来之，则安之”，由它去吧。
“打倒”口号喊过之后，主席恭读语录。什么“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什么“你不打他就不倒”之类。然后，到季羡林家抄家的王某某，便历数季羡林的“罪状”，慷慨激昂，义形于色。季羡林此时正坐着喷气式，两腿酸痛得要命，全身精力都集中在腿上，只能腾出四分之一的耳朵聆听发言。发言百分之九十九是诬蔑、造谣、罗织、说谎。季羡林此时已不感到忿忿不平了——惯了。发言者说到激动处，“打倒”之声震天动地，宇宙间仿佛真的充满正气，于是群众激动起来了，已经不满足于口喊“打倒”，而是逐渐围了过来，对季羡林拳打脚踢，把季羡林打得口鼻流血，倒在地上，于是再“踏上千万只脚”。
季羡林本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经过这些日子的折腾，身体更加衰弱，哪里经得住这样的殴打呢？他索性躺在了地上，任人拳打脚踢，让他们踢个淋漓尽致，尽兴方休。
批斗不知进行了多长时间。季羡林忽然听得大喊一声：“把季羡林押下去！”季羡林又被反剪双手，在拳头之林中，在高呼的口号声中，被押出了外文楼。然而，群众的革命义愤还没有完全发泄完，又追出外文楼，仍然是拳打脚踢。季羡林抱头鼠窜，落荒而逃，然而办不到，前后左右都是追兵。最后一个姓罗的阿拉伯语教员说了几句话，追兵同仇敌忾的劲儿才稍有缓和。这时，季羡林已经快逃至外文楼东面的民主楼了，回头一看，后面没有追兵，心仿佛才回到自己的胸腔里。喘了一口气，才觉得浑身上下又酸又痛。鼻下，嘴角，额上，有点粘糊糊的，用手一摸，全是血和汗。他就这样走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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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偷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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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又经历了一场血的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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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1968年春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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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7年冬天到1968年春天，在这段时间里，北大仍处在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之中。校文化革命委员会虽然名义上是全校领导机构，但是由于它实际上是由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把持的，井冈山不承认，称之为“派文革”，因此名存实亡。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两派的斗争日益激烈，并且卷入了北京大专院校“天派”和“地派”两大派的斗争中，外校的红卫兵组织为了声援自己一派的战友，经常到北大来参予北大两派的斗争。北大两派斗争的形势日趋严峻。特别是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号召下，北大两派的派仗逐渐由“文斗”变为“武斗”，局面越来越不可收拾。
为了平息武斗，1968年2月13日，“北京卫戍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帮助两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现按系统、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但是由于校文革声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不承认校文革就是“实现反革命复辟”，而井冈山则提出“要革命委员会，不要派文革”的口号，针锋相对，互不相让，结果没能实现两派的联合，宣传队促进两派联合的任务未能完成。
不过，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校后，却也办成了两件事：一件是实行“每日生话毛泽东思想化”即：（一）怀着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坚持早请示、晚汇报制度；（二）抓好天天读；（三、四、五略）（六）坚持四个制度：进门祝毛主席万寿无疆；出门背诵毛主席语录；处处有毛主席像；处处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一时间，校内开始修建毛泽东塑像，到处可见毛泽东语录，人人每天早晨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向毛泽东请示，晚上回家前再向毛泽东汇报一天的思想活动。开会时学习毛泽东的文章，在家则努力背诵毛泽东语录。整个校园内红旗招展，语录随处可见，人人胸戴毛泽东像章，言必称语录，行必带红宝书，真正形成了“生话毛泽东思想化”。解放军宣传队办成的另一件事是按周恩来指示，劝周培源“下山”，退出北大两派的斗争。2月13日，谢富治向聂元梓传达了周恩来让周培源下山的指示：“（一）周培源在国际上有影响，下个月他要出国，要他下山；（二）周培源要执行支左不支派的原则；（三）周培源是以北大副校长的身份出国。”2月15日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接见周培源时说：“今天接你来，是传达周总理指示：第一，你退出井冈山；第二，你还是副校长，参加群众组织不合适。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声音。”周培源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我一定照办，不像有些人对我有利的就执行，不利的就不执行。”于是周培源退出井冈山兵团，新北大公社也不再敢去抓他。周培源由于受到上面保护，虽参加井冈山兵团，但未受到新北大公社迫害。同周培源相比，季羡林由于没有靠山，又无人保护，就只好像进了屠宰场的牛羊一样，任人宰割了。
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对北大两派做了许多说服工作，但是仍然谈不拢。聂元梓校文革便决定以武力打垮井冈山，在3月20日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指挥部”，并任命╳╳╳为总指挥。井冈山兵团也不示弱，两天后，立即发出《通缉孙蓬一的通缉令》。因为井冈山兵团在北大占少数，于是与井冈山兵团同为“地派”的北京农业大学东方红、人民大学新人大公社、地质学院东方红、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及邮电学院红卫兵组织等，为了声援井冈山兵团，多次组织队伍来北大游行。人数少则上千，多则上万。他们在北大校内一边游行，一边高喊“打倒聂元梓！”“打倒反革命聂氏家族！”“把小爬虫孙蓬一揪出来示众！”“聂元梓从市革委会滚出去！”等口号，并和新北大公社派的人发生武斗。3月26日，地院东方红几百人，手持木棍，从东、西、南校门闯入北大，发生了武斗。
北大武斗形势引起了上面的关注。3月27日，江青在首都十万人大会上讲话，公开站在新北大公社一方，袒护聂元梓，她说：“聂元梓是有缺点、错误的，要批评她，但是要保她。”
江青的讲话使聂元梓有恃无恐，次日便决定：新北大公社攻占两派共同居住的31楼，将住在此楼的井冈山兵团成员赶走。双方因而发生武斗。29日，凌晨l时，校内两派发生第一次大规模武斗，武斗持续了五个多小时，双方一百多人受伤，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4月26日，校文革和井冈山兵团为争夺36楼，发生第二次大武斗。孙蓬一亲临现场指挥。这次武斗造成双方二百余人受伤，损失大量公私财产。此后，聂元梓、孙蓬一又下令攻占了25、27、17、18、19、2O、21、22、23和24楼群，形成了对占据28、37、36三幢楼的井冈山兵团的包围。为加强武斗指挥，校文革在全校武斗总指挥部之下，又组成新北大公社文攻武卫东线指挥部和西线指挥部。校文革于当日开始，对被围的井冈山群众逐步实行断电、停水、断粮、停炊，并计划在五一节前将井冈山兵团打垮。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两起死人事件：一起是，新北大公社驻二体武斗连，将走进图书馆翻阅期刋的地质学院附中学生温家驹绑抓到生物小楼低温实验室，进行“审讯”，毒打致死。另一起是无线电系62级学生殷文杰，准备离校，途经新北大公社武斗指挥部44楼附近，被公社武斗队员截住，用长矛刺死。当时各级公、检、法都已被砸烂，打死人是没有人管的。这两起事件发生后，人人自危，北大校园内，随处可见一队队头戴柳条帽，手持长矛的武斗队员，雄纠纠，气昂昂地走过。整个燕园冷冷清清，人迹罕见，气氛紧张而森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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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1968年春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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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派虽然忙于武斗，但谁也没有忘记对“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审讯和批斗。在这一方面，他们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校文革在校内44楼、第二体育馆、物理大楼、北招待所、生物小楼、五斋等多处，井冈山兵团在28楼等处，私设牢房，私设公堂，将大批党政干部、知名学者囚禁其中，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其中党委书记陆平被关押在生物小楼内，曾被用绳子捆住双手吊起来进行审讯和逼供。1967年冬天至1968年春天这段时间，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也是派性膨胀登峰造极的时候。
季羡林在这段日子里，除了继续被批斗、审讯以外，还被迫进行劳动改造。
当时，隔上几天，季羡林总会被批斗一次。批斗的单位很多，批斗的借口也不少。
首先是北大的工人批斗季羡林。前面说过，解放初期，季羡林曾长期在北大工会工作。他生平第一个“积极分子”称号，就是“工会积极分子”。他先后担任过北大工会的多项职务，l952年北大迁到城外以后，又被选为校工会主席。在沙滩时，还曾经学过美国的竞选办法，到工、农、医学院和国会街北大出版社各分会去做过竞选演说，精神极为振奋。当时刚解放，他心情舒畅，看一切东西都是玫瑰色的，干劲十足，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兴奋得好像每天都生活在云端里。工会工作是兼职，不拿一分钱的补贴，完全是自觉自愿地为人民服务。有时为了布置会场，他彻夜不眠，同几个年轻人共同劳动，并以此为乐。北大教授中，只有三四位担任过工会主席或副主席，得到过这样的殊荣。
然而到了文化大革命中，这件事却成了季羡林的特殊罪状。北大的“工人阶级”早就对臭知识分子领导他们心怀不满，到了季羡林被“打倒”，在批斗季羡林的高潮中，他们也挤了进来。工人的想法和做法与教员学生区别十分明显。工人比学生力气大，行动更粗野。一天，在一阵激烈的砸门声后，闯进来两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