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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季羡林先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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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
  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难熬的1968年春天(3)



  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
  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起点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为止。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
  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难熬的1968年春天(4)



  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1968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
  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
  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太平庄劳改(1)



  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学生刘╳╳。
  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季羡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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