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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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人，声称要押解季羡林到什么地方去批斗，季羡林只好从命。
他们本来打算把当过北大工会主席的三位教授都揪出来，一起批斗。可惜三位中的一位已经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去了，另一位不知为什么也没有揪到，只剩下季羡林孤身一人来演这场独角戏。
工人不喜欢在室内斗争，也不喜欢用嘴来批判，他们更喜欢在外面“游斗”，也就是在大马路上，边游边斗。这样可以供更多的人观赏，同时也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或者别的什么心。季羡林糊里糊涂，不敢抬头，不敢说话，任人摆布，任人捉弄。沿途挤满了看热闹的“观众”，口号声上彻云霄，中间还搀杂着哈哈大笑声。仿佛一场杂耍盛会。工人阶级有工人阶级的脾气：理论讲得少，拳头打得重；口号喊得响，石块投得多。耳光和脚踢，已经是家常便饭。这一次因为是“游斗”，虽然挨打比较多，但没有坐喷气式，这让季羡林真有点感恩戴德了。
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北大亚非所的“革命群众”又找上门来了。在“文革”前，北大根据高教部的意见，成立了亚非所。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到季羡林，要他担任所长。季羡林推辞不了，只好答应。其实所长之职，只是个挂名，什么事情也不管。因此季羡林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利害冲突，关系还不错。可是季羡林一被“打倒”，亚非所的人也不甘落后，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革命性”，决不能放过批斗季羡林的机会，这多少有点落井下石的味道。季羡林被揪到燕南园的所里。批斗是在室内进行的。屋子不大，人数不多，都是研究人员。季羡林说：“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大世面见得多了，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眼。这次批斗就是如此。规模不大，口号声不够响，也没有拳打脚踢，只坐了半个喷气式，对我来说，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小品’，很不过瘾，我颇有失望之感。”
东语系的批斗会已经数不胜数，其中有一次给季羡林留下颇深印象。在主斗人物中，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面孔以外，竟然也有井冈山的面孔。他们两派虽然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之仇，然而在批斗季羡林时，却站在同一条战壕里，同仇敌忾，一致对“敌”。这次批斗的主题是从季羡林日记中找出的一句活：“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他们的气焰又高涨起来。”这当然犯了大忌，简直是对“红都女皇”的大不敬。但是这句话本来是说明季羡林派性有多么顽固，是站在井冈山的立场上攻击新北大公社的，没想到，时过境迁，自己对之忠贞不二的井冈山一派竟然出卖自己，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自己了。
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季羡林心中思潮起伏，片刻也不能平静。他想得很多，很远，他在《牛棚杂忆》里写道：
我想到了我的幼年。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我的文化水平至多也只是个半文盲。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我天天下地劳动。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地位，可以教育知识分子了。生活当然是清苦的，“人生识字忧患始”，我可以无忧无患，多么舒服惬意呀！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可谓风光已极。然而一旦转为“反动权威”，则天天挨批挨斗，胆战心惊，头顶上还不知道戴上了多少顶帽子，前途未卜。我真是多么后悔呀！造化小儿真是可恶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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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1968年春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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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季羡林明白，后悔是没有用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考虑一下如何改善当前的处境。他觉得，他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身体。这不是指一般的锻炼，而是一种特殊的锻炼，说白了就是专门锻炼双腿。他认真分析了当前的种种矛盾，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要善于坐喷气式。能够坐上两三个小时而仍然坚持不倒，便是最大的胜利。在历次的批斗中，他最受不住的就是坐喷气式，倘若一旦经受不住，倒在地上，其后果简直不堪设想。批斗者一定会认为自己是故意捣乱，罪上加罪，拳打脚踢之外，还不知道会用什么方法来惩罚自己哩。他必须坚持下来，但是坚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他写道：“坐喷气式坐到半小时以后，就会感到腰酸腿痛，浑身出汗；到了后来，身子直晃悠，脑袋在发晕，眼前发黑，耳朵轰鸣。此时我只能咬紧牙关。我有时也背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你别说，有时还真有效。”
虽然历次批斗季羡林都坚持下来了，没有倒下，背语录也多少起点作用，但是他觉得并不保险。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必须有个长久之计。于是，他就想到了锻炼。他下定决心，每天站在阳台上进行锻炼。他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同时，他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必至眼花流汗为止。他说：“这样的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如果我不讲出来，决不会有人相信，人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今日回想起来，我真是欲哭无泪呀！”
季羡林每天站在阳台上锻炼，有时能看见几只麻雀跳跳蹦蹦地觅食，一会儿，翅膀一展，便在天空中自由飞翔。季羡林非常羡慕，他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小鸟呢？”在被红卫兵押解的路上，经过湖边，看见在湖中枯木上晒盖的王八，一听到人声，身子一滚，坠入湖中，除了几圈水纹外，什么痕迹都没有了。季羡林又会羡慕不已，他又自问：“我为什么不能变成一只王八呢？”当然这些幻想都毫无用处，只能暂时排解一下自己的苦恼而已。
忽然有一天，东语系公社的领导派人来下达命令：每天出去劳动。所谓劳动，就是劳动改造，简称“劳改”。这改变了季羡林天天在家等候批斗的窘境，他心中略有喜意。从此以后，他便同上面提到的东语系首先被批斗的那位老教授一起，天天出去劳动。
他们这一对东语系的创办人，今天成了东语系造反派的阶下囚，成了一对难兄难弟。每天早晨8点到指定地方去集合，在一个工人监督下干杂活。12点回家，下午两点再去，晚上6点回家。劳动的地方很多，工种也不断变换，有时候一天换一个地方。他们两人就像是一对能思考会说话的牛马，在工人的鞭子下，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半句话也不敢说，不敢问。多脏多累的活，只要那工人的嘴皮一动，他们就必须去干。这位工人站在一旁，什么也不干，只是看着两位老教授干，有时还大声斥责，颐指气使。他就是这样来“领导一切”，改造知识分子的。
季羡林无论是走去劳动，还是劳动后回家，决不敢，也不愿走阳关大道。因为在大道上走最不安全。大道上都是三五成群，或几十成群，戴着红袖章，手持长矛的红卫兵来来往往。像季羡林这样的人，一看打扮，一看面色，就知道是“黑帮”分子。他满脸晦气，目光呆滞，一身破衣烂衫，满是尘土，同叫花子差不多。当时谁都可以对他这样的人打一拳，踢一脚，不但不犯法，而且是“革命行动”，会受到人们夸奖的。连十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坏人”，是可以任意污辱，丢一块石头，吐几口唾沫的。有的小孩甚至拿着石灰向他眼里撒，如果任其撒，眼睛是会瞎的。碰到这种情况，季羡林不敢还口，更不敢还手，只有“夹着尾巴逃走”一途。有一次，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手里拿着一块砖头，命令说：“过来！我拍拍你！”季羡林也只有快走几步，逃跑了事。
不敢走阳关大道怎么办呢？那就只好专拣偏僻的小路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大的小路要比现在多得多。这样的小路大都在老旧房屋的背后，阴沟旁边。这里垃圾成堆，粪便遍地，杂草丛生，臭气冲天。平常是绝对没有人来的。现在这地方却成了季羡林的天堂。这里气味虽然难闻，但是非常安全。到了这个环境里，季羡林平常不敢抬的头敢抬起来了，平常不敢出的气现在敢出了，还敢抬头看一看蔚蓝色的天空，心中感到异常的快乐。
有一天，季羡林被押解着去拆席棚，倒在地上的木板上还有残留的钉子。他一不小心，脚踏到上面，一寸长的钉子直刺脚心，鞋底太薄，阻挡不住钉子。他只觉脚底下一阵剧痛，一拔脚，立刻血流如注。此时那个监工的工人不但毫不关心，反而勃然大怒，说：“你们这些人简直是没用的废物！”季羡林正准备挨几下耳光，不料那工人大发慈悲，没有打耳光，而是说了声：“滚蛋吧！”季羡林连忙乘机滚蛋。他痛得无法走路，但又不能不走，只能用一只脚走路，另一只脚拖着走，就这样一瘸一拐地走回家去。他不敢去校医院，那里管事的都是公社派的，平时看见他还怒目而视，现在去了不是自投罗网吗？回到家，两位老太太看到他这副狼狈相，大吃一惊，也一筹莫展。只能采用祖传的老办法，用开水把伤口烫一烫，抹点红药水，用纱布包了起来。可是下午还要去劳动，否则怪罪下来，还是自己倒霉。这时季羡林不期望有谁会对他讲什么“革命人道主义”，他说：“对国民党俘虏是可以讲的，对我则不行，我已经被开除了‘人籍’，人道主义与我无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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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熬的1968年春天（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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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大两派早已开始武斗了，两派都有自己的武斗队。兵器就是把好好的钢管锯断，磨尖，形成一支长矛。武斗队员个个头戴柳条编的安全帽，手持长矛，像古代武士一样，十分威武。季羡林没有亲眼看过两派武斗的场面，只是时常被监工头领到学生宿舍区去清理武斗后留下的战场。四周楼上的玻璃全被打碎，地上堆满了石块，这是两派交战时的炮弹。他们的任务就是来清除这些垃圾。一次，他猛一抬头，瞥见一座楼的窗子外面挂满了成串的破鞋。他大吃一惊，继而心里莞尔一笑。大家都知道破鞋象征着什么。这是井冈山兵团的人用来嘲弄新北大公社那个“老佛爷”的。季羡林忽然觉得这些大孩子顽皮到可爱的程度，把这兵戎大事变成一幕小小的喜剧。季羡林看着那串破鞋差点笑出声来。他脸上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笑意了，笑的本能似乎已经忘掉，不意这次竟有了想笑的意思，这在他囚徒生活中也算是一个轻松的插曲。
1968年的整整一个春天季羡林都在劳改。此时大地重又回春，燕园里繁花似锦，姹紫嫣红，一片花海。季羡林原是个爱花如命的人，但是到了此时，却变成了一个色盲。红红绿绿的花朵，在他眼中都变成了灰色。他哪里还有心思去欣赏这春色满园的美景呢？令季羡林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风和日丽，绚烂多彩的春天，又一场暴风骤雨突然降临。1968年5月4日，中国的“青年节”，新北大公社不知是为了纪念这个节日，还是其他什么目的，突然决定对全校的“黑帮”进行一次大批斗。
5月4日，囚徒们一个个被从家里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在当时真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革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对付这群文弱书生，他们的力气绰绰有余。“文革”初期，到煤厂劳动过的“走资派”，一提起煤厂，都不寒而栗，简直像谈到国民党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全校“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牛鬼蛇神”都被押到煤厂来了，其中包括“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每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他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季羡林一看阵势，估计批斗时间不会短，为了保险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途颇远，他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然后回去坐在地上待命。他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只听到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仍是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被两只手卡着，走了很长的路，才来到学三食堂。囚徒们被押解着，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排，都坐上了喷气式。季羡林只瞥见他的左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楚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一阵“打倒”声，每个囚徒都被“打倒”了一遍。然后恭读语录，接着是批判发言。季羡林什么都没听见，只关心批斗什么时候结束。他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直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他那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水滴湿。
过了不知多久，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季羡林知道，批斗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在大饭厅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头。”季羡林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学生或工人在“服侍”他。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不但抬不起头，连身子都站不直。季羡林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不知有多少人在“欣赏”，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于是“游斗”开始，但是走路的速度比上一次快得多，季羡林身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喷气式，他无法走得那么快。于是他身旁的两个年轻人就拖着他走，不是架着，而是好像拖一只死狗。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我的鞋在水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摩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血，自己根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根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么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稍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非同小可。同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大不一样。季羡林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嗡嗡作响，心里怦怦直跳。在朦胧中感觉到脚趾头流出了血，刺心地痛，他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兴尽后也不知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他抬眼看到身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他感到宇宙间好像只有他们三个被斗者。张学书和王恩涌比季羡林年轻，身体也结实。他们俩把季羡林搀了起来，把他扶回了家。这种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使季羡林永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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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庄劳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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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原以为在大批斗以后，能恩赐两天的休息时间，他实在支持不住了。没想到，在大批判的第二天，聂元梓的校文革便决定将全校一百三十余名“黑帮分子”集中成立“劳改大队”，押送到昌平县十三陵附近的北大分校，俗称200号去关押劳改。劳改大队的总负责人是国政系学生刘╳╳。
季羡林当时并不知道校文革的这个决定。他只是接到命令：到煤厂集合，而且要带上行李。季羡林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