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4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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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手敲了敲门。他满心希望开门的是伊姆加德小姐。当年的两个年轻恋人，经过几十年的分离以后，大家都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人，再一次相见，那该是多么令人激动兴奋，又多么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就像在电影里常见到的一样。季羡林脑子里飞速地闪过这样念头。可是，门开了，开门的却不是伊姆加德，而是一位陌生的中年妇女。季羡林向他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她摇了摇头，客气地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伊姆加德小姐这个人。”季羡林愕然不知所措。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好连忙表示歉意，扫兴地退了出来。后来，他又多方打听伊姆加德小姐的下落，但始终没有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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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哥廷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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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文中曾经提到，2000年时，香港电视台的一位女士，为了拍摄季羡林的传记片，曾专程到哥廷根去了一趟。据她说：她终于找到了伊姆加德小姐，并且访问了她。在季羡林重返哥廷根的时候，伊姆加德小姐其实就住在她原来房间的楼上，可惜住在她原来房间的那位新住户不认识她。就这样，阴错阳差地，季羡林与伊姆加德小姐失之交臂，错过了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伊姆加德小姐见面的机会。不过，后来在好事者们的帮助下，季羡林在九十岁的时候终于收到了伊姆加德小姐从哥廷根寄来的贺年片和她八十岁的照片，多少得到一些慰藉。但是由于伊姆加德小姐年事已高，已经不能乘越洋飞机来北京与季羡林见面了，令人感到十分惋惜。
　　幸运的是，几十年来他昼思夜想最希望能见到的人，最希望他们还能活着的人，他的“博士父亲”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夫人仍然健在。教授已经是八十三岁高龄，夫人比他寿更高，八十六岁。
　　季羡林同他的“博士父亲”及夫人会面的地方，不在他熟悉的教授的家里，而是在一所豪华的养老院里。别人告诉季羡林，教授已经把自己的房子赠给了哥廷根大学印度学和佛教研究所，把汽车卖掉，搬到这一所养老院里来了。养老院里富丽堂皇，应有尽有，健身房、游泳池无不齐备。但是，季羡林想：到这里来的人都是七老八十的人，多半行动不便。对他们来说，健身房和游泳池实际上等于聋子的耳朵。他们不是来健身，而是来等死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心情如何，概可想见。话又说了回来，教授夫妇孤苦零丁，不到这里来，又到哪里去呢？季羡林看见眼前的一切感到有些心酸。
　　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见到了自己几十年没有见面的弟子，而季羡林也见到了他几十年想念的“博士父亲”。他们的心情是多么激动，又是多么兴奋啊！但是，在谈话的过程中，季羡林渐渐感到，他的“博士父亲”的晚景并不十分美好。虽然生活条件是一流的，然而心境却很孤独、寂寞。他在《重返哥廷根》中写道：
　　我一下汽车就看到在高大明亮的玻璃门里面，教授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他可能已经等了很久，正望眼欲穿哩。他瞪着慈祥昏花的双目瞧着我，仿佛想用目光把我吞了下去。握手时，他的手有点颤抖。他的夫人更是老态龙钟，耳朵聋，头摇摆不停，同三十多年前完全判若两人了。师母还专为我烹制了当年我在她家里常吃的食品。两位老人齐声说：“让我们好好聊一聊老哥廷根的老生活吧！”他们现在大概只能用回忆来填充日常生活了。我问老教授还要不要中国关于佛教的书，他反问我：“那些东西对我还有什么用呢？”我又问他正在写什么东西。他说：“我想整理一下以前的旧稿；我想，不久就要打住了！”从一些细小的事情上来看，老两口的意见还是有一些矛盾的。看来这相依为命的一双老人的生活是阴沉的、郁闷的。
　　在见面过程中，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当季羡林把自己翻译的《罗摩衍那》第一卷（当时刚出了第一卷）躬躬敬敬地送给他的老师时，万万没想到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立刻板起脸来，很严肃地对季羡林说：“我们是搞佛教研究的，你怎么弄起这个来了！”季羡林一听，顿时语塞，不知如何向老师解释。他了解老师的心情，是希望自己在佛教研究方面能多做出些成绩，而不是搞什么翻译。可是，这位德国老师哪里能了解自己的处境呢？自从回国以后，他一无情报，二无资料，怎么搞佛教研究呢？解放以后，运动不断，搞学术研究被视为“白专”、“修正主义”，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又怎么敢搞佛教研究呢？“文革”十年，自己被批斗、被劳改、被痛打、被折磨、被关牛棚，成为“非人”、“不可接触者”，九死一生，苟且偷生。在那疯狂的岁月里，不要说研究佛教，就连研究佛教的念头都没有了。这一切他能跟他的德国老师说吗？就算说了，德国老师能听得懂吗？他会相信吗？再说，自己翻译《罗摩衍那》的过程，别人听起来简直像听天方夜谭一样荒诞离奇。在当门房的时候，每天像做贼一样提心吊胆、偷偷摸摸地翻译，整整五年时间才完成。好在“文革”结束了，重开天日，《罗摩衍那》才得已出版。这些情况要向这位八十三岁的德国老师说清楚，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他觉得还是不说为好。季羡林对老师的批评只好保持沉默，没有作任何解释。
　　谈话已经很晚了，季羡林站起来，想告辞离开。老教授带着乞求的目光说：“才十点多钟，时间还早嘛！”季羡林只好重又坐下。他心里陡然凄凉起来。他想：“老教授毕生勤奋，著作等身，名扬四海，受人尊敬，老年就这样度过吗？我今天来到这里，显然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快乐。一旦我离开这里，他们又将怎样呢？可是，我能永远在这里呆下去吗？我真有点依依难舍，尽量想多呆些时候。但是，千里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谈话到了深夜，季羡林狠了狠心，向教授和夫人说了声“夜安！”站起来，告辞出门。老教授一直把他送下楼，送到汽车旁边，显出难分难舍的神情。季羡林此时也依依不舍、心乱如麻。他写道：
　　此时我心潮翻滚，我明确地意识到，这是我们最后一面了。但是，为了安慰他，或者欺骗他，也为了安慰我自己，或者欺骗我自己，我脱口说了一句话：“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看你！”声音从自己的嘴里传到自己的耳朵，显得空荡、虚伪，然而却又真诚。这真诚感动了老教授，他脸上现出了笑容：“你可是答应了我了，过一两年再回来！”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我噙着眼泪，钻进了汽车。汽车开走时，回头看到老教授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活像是一座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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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哥廷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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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返哥廷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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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忧黎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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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有一个传统，就是“忧国忧民”。从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再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路“忧”下去，到了20世纪的鲁迅，发出了“寄意寒心荃不祭，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最强音。这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当然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一种优良的传统，并且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我们民族性的一部分。但是，历史上没有几个统治者是喜欢这种传统的。他们喜欢的是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报喜不报忧，因此，知识分子这种不识时务的忧思、诤谏，往往会碰得鼻青脸肿，弄不好，甚至还要掉脑袋的。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特有的“情结”，这种怪脾气，却从来不改，反而一代一代地延续发展着。
　　季羡林当然也有忧患意识，而且比常人更强烈，更深沉，更执著，用“忧患与生同在”来形容，也不为过。他为农民的疾苦而忧，为青年学生的前途而忧，为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忧，为国家民族的前程而忧，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存而忧，为地球生态平衡遭破坏而忧，甚至为小猫小狗、小花小草而忧。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百忧如草雨中生”。
　　季羡林是农民的儿子，虽然只在农村生活过短短的六年，但是他和农民天然的血缘关系，使他即使生活在城市里，也倍加关注农民的疾苦。他与农民的这种感情，同从小生长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是大不一样的。
　　就拿下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说，城里人与乡下人对待它的态度往往截然相反。春天，风和日丽，万紫千红，突然阴霾满天，雨雪纷纷，在城里便会造成出行不便，交通拥堵，车祸猛增，医院里急诊室人满为患，此时，城里人便会诅咒这鬼天气，怨声载道。可是在农村，农民却称之为“春雨贵如油”，欣喜万分。夏天，烈日当空，骄阳似火，人人汗流浃背，暑热难耐，突然，一阵暴雨袭来，热气一扫而光，凉风习习，此时，城里人便会说：好一场豪雨，下得正是时候。但是，在同一时间，农民却在为场院里晾晒的麦子被雨水浇了而心如刀绞，抱怨老天爷不长眼，下雨也不挑个好时候。
　　季羡林这种时候人在城里住，心往乡下想。1995年，北京缺雨，华北也普遍少雨，土地龟裂，秧苗枯黄。此时的季羡林忧心如焚，终日坐卧不宁。在多日没有下过滴雨之后，有一天早晨，他刚刚在装修过的阳台上坐定，忽然阳台顶上盖着的铁板发出了“叮咚叮咚”清脆的响声，似乎是雨滴声，季羡林的精神顿时为之一震，从书桌上抖擞站起来，“漫卷诗书喜欲狂”，推开了手边的稿纸，静坐谛听起来。先是“大珠小珠落玉盘”，接着混成一片，大雨倾盆而下。此时，季羡林心旷神怡，心花怒放，联翩浮想，拿起笔来，写下了著名的散文《喜雨》。
　　可是，对季羡林来说，喜雨和爱花常常会产生一点小小的矛盾。季羡林爱花，在北大是遐迩闻名的。他特别爱玉兰花，不但在自己窗下亲手种了一棵玉兰树，而且，每当玉兰花开的时候，只要抽得出时间，他都要长途跋涉，到西山大觉寺去欣赏那棵名震京华的老玉兰花树。玉兰四月开花，恰是北方农村盼望下雨的季节。玉兰花又最怕雨打。雪白如玉的满树玉兰花，一场雨后，就只剩下“春风寂寞摇空枝”了，令人惨不忍睹。季羡林爱花，又盼雨，二者是鱼与熊掌的关系，不可得而兼之也。季羡林究竟该割舍哪一个呢？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毅然下了决心：“我宁肯要雨。”
　　季羡林在北京住了几十年，心里却时时惦念着故乡。1980年以后，他曾四次返乡。每次回去之前，心中都惴惴不安。他说：“我希望见到农村，但又怕见到的是赤地千里，一片荒芜的农村。”前两次回乡，虽然改革大潮已经在农村兴起，各地农村都出现了新气象，然而他的家乡一带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稀稀拉拉的庄稼，残破的房屋，农民还在用原始工具劳作，一点现代化的痕迹都没有，映入眼帘的，依旧是一片灰黄。此情此景，使季羡林心里郁悒了好久。后两次回乡，特别是2002年回乡扫墓，家乡的面貌有了巨大的变化：地里庄稼一片油绿，生意盎然，村中红砖小房，鳞次栉比；公路上，行人、自行车、汽车、拖拉机，来来往往，一派繁忙兴旺的景象。季羡林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他立即写了《故乡行》一文。文中写道：”近十几年来，我总共回家四次，目睹家乡旧貌换新颜，一次比一次显著。看到这样的变化，我这个境外游子能不由衷地感到欣慰吗？”
　　这就是季羡林对农民的切切深情，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的农村情结。
　　再说说季羡林对青年学生的爱护与担忧。
　　季羡林一生惟一的职业就是教师。除了当过一年中学国文教员（当然也是教师），其他时间，就是在北京大学教书，至今已经有五十七年了。他的弟子、再传弟子，以及第三代、第四代再传弟子，究竟有多少，实在是一个很难统计的数字。说他是现在北大学生的“祖师爷”，名副其实；说他桃李满天下，是毫不夸张的比喻。每逢他的生日，前来给他祝寿的弟子，把偌大的礼堂挤得水泄不通，连走道上都站满了人。学生们对他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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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年忧黎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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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羡林终生与学生相处，他对青年学生知之甚深，爱之甚切；既有“师”的严厉，又有“父”的慈爱。到了晚年，更有一种祖父对孙辈的宽容与期待。
　　1986年冬天，北京高校中出现了异常情况。一股学潮，从南到北，滚滚而来。青年学生们激动起来了。他们贴大字报，设广播站，上街游行，呼喊口号，同政府发生了冲突。北大学生更是一马当先，群情激昂，罢课，去天安示威。形势十分严峻，局势有些不稳。学潮引起国内外的关注。
　　季羡林见此情况，忧心如焚，焦急万分。他担心学生年轻幼稚，容易感情冲动，一旦事态扩大，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他既无法劝阻学生，又无力向上陈述自己的意见。只能一个人在家里忧心忡忡。
　　恰巧此时，他的老同学，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让人传来信息，想找季羡林谈一谈学潮问题。大概胡乔木此时也有些着急，想了解一下学潮的真实情况。但是胡乔木不敢到北大来，怕学生对他有什么行动，甚至可能包围他的汽车，所以他问季羡林愿意不愿意到他家里去谈一谈。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向对“官”敬而远之。尽管胡乔木是他的老同学、老朋友，而且与其他的官不同，从未在季羡林面前摆过官架子，还多次亲自到北大来拜访过季羡林，有时，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他也要送给季羡林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忘不了送季羡林一筐。按照中国老规矩：来而不往，非礼也。投桃报李，季羡林本来应该回报点什么东西，可季羡林什么东西也没有给过胡乔木，而且一次也没有去胡乔木家回访过。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写道：“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我自己并不清楚。难道是中国旧知识分子，优秀的知识分子那种传统心理在作怪吗？”不管怎么样，这一次胡乔木邀请季羡林去他家谈学潮问题，季羡林不但立即答应了，而且有点迫不及待。即使胡乔木没有发出邀请，季羡林本来就打算去找胡乔木谈一谈。因为学潮关系到青年学生的前途命运，在季羡林看来，没有比这件事更重要的了。他哪里还顾得上什么“传统心理”作怪不作怪。
　　胡乔木派自己的车来到北大，接季羡林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外面刚刚下过雪，天寒地冻。季羡林坐在车里，车子在燕园里慢慢行驶，透过车窗，他看见青年学生一张张冻得通红的脸，显得又稚气又可爱。他心里想，这次去见胡乔木，一定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说出来，决不能让这些可爱的青年学生受到伤害。
　　车子进入中南海，来到胡乔木的处住。胡乔木住的房子，又高又大，里面温暖如春。他全家人都出来欢迎季羡林。他把家人打发到另外的屋子里去，只留下他和季羡林两人，促膝而坐。胡乔木像往常一样，用不紧不慢的语调，开宗明义，先声明说：“今天我们是老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季羡林当然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于是便把自己对青年学生的看法，竹筒倒豆子，和盘托出，毫不隐讳。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