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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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吐火罗文残卷发现的重要意义，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导论》中写道：
吐火罗语被发现以后，引起了中外学者的认真思考：它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没有人想到的问题，譬如印度欧罗巴人的原始的发源地问题等等。有人提出了亚洲发源说。虽然Lüders对此说提出了怀疑，但是他也未能提出确凿可靠的证据，加以反驳。看来这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有待于学者们进一步的探索。此外，吐火罗语残卷数量虽还不大，但是它的出现已经改变了，具体地讲是扩大了比较语言学的内容和学者们的视野。新疆古代民族史、佛教在中亚的传播史、佛教传入中国的经过，尤其是新疆古代戏剧对内地汉剧的影响等等问题，都要重新考虑。
由于季羡林在吐火罗文研究方面的成就，1986年，世界上惟一的一份吐火罗文杂志，在冰岛出版的《吐火罗文及印欧语文研究》特聘他为顾问。他的《吐火罗文译释》英文本在德国出版后，也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轰动。
当年王国维慨叹中国无人研究在我们自己国家出土的吐火罗语残卷，“而欲研究之，势不可不求之英法德诸国”的尴尬历史已经结束，季羡林为我们国家争得了荣誉，让英、法、德、日等外国学者不能不刮目相看。但是，一个严峻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全中国至今只有季羡林一人通吐火罗语，后继无人，而季羡林如今已经九十二岁，以后怎么办？
3、《大唐西域记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季羡林主持下集体完成的一项规模宏大的古籍校注工程。
在中国，玄奘（唐僧）西天取经的故事家喻户晓。明人吴承恩据此写的《西游记》更是脍炙人口。但是，玄奘曾写过一部重要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却不是人人都知道的。
《大唐西域记》是玄奘归国以后，应唐太宗的要求写的一部有关西域历史、地理的著作。它记述了玄奘赴印度游学所经过的和得自传闻的一百三十八个国家、城邦和地区的见闻，内容包括这些地方的幅员大小、地理形势、农业、商业、风俗、文艺、语言、文字、货币、国王、宗教等等。语言简洁，记事准确。全书共十二卷。由于它保存了7世纪中亚、南亚地区的大量珍贵史料，至今仍是研究中亚、南亚地区古代史、宗教史、中外关系史的重要文献。
近代以来，全世界研究印度历史和中亚历史的学者都视《大唐西域记》为鸿宝。它被译成了许多种外国文字。光是日文的翻译和注释就有四五种之多。英文和其他欧洲文字也有不少译本。至于研究这本书的论文，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外国学者，特别是印度学者，用最高的赞誉之词来歌颂这一本书，因为它早已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的必读文献，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史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20世纪早期英国的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说：“印度历史对玄奘欠下的债是决不会估计过高的。”当代印度著名历史学家阿里（Ali）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史是完全不可能的。”
但是，这本书流传一千多年来，版本众多，错讹之处也很多，地名、人名皆不统一，这给读者和研究者带来极大困难，也导致许多译本中出现错误。此书在国内一直未有校注本，因此对《大唐西域记》作校勘和注释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然而，这是一项极其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因为该书内容涉及到古代中亚史地、古代印度史地、佛教、梵文、巴利文、古代中亚语言等多门学科领域，能通晓这些领域学识的人，在国内只有极少数的专家，而且这些专家最好还能懂英文或日文，以便校注时与英、日译本对照参考。这样一来，能胜任这项工作的人就少之又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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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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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早在“文革”以前，中华书局已经决定整理出版《大唐西域记》，并派编辑谢方求诸北大有关学者共同参与其事。据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l96l年l月，时任北大历史系主任的周一良在给中华书局的信中说：“关于《大唐西域记》，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包括向达、邵循正、季羡林、邓广铭和我），由向达提出几点初步意见，并就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随着60年代初政治形势的变化，这件刚刚开始着手，有了一点眉目的工作就搁浅了，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彻底夭折了。“文革”初期，著名学者向达先生含冤去世，几年辛苦付诸东流。十年“文革”风暴过后，l977年底，中华书局旧事重提，决心把《大唐西域记》的整理工作重新拾起来，并列入出版计划。于是谢方又来到北大，找到了季羡林，希望他能出来主持其事。季羡林听完谢方的陈述以后，欣然答允，并表示全力支持这件事情。后来，季羡林在回忆接受这项任务的心情时写道：“《大唐西域记》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是一千多年以来，我国学者对这一部书的研究，较之日本，远远落后，我认为，这是我们学术界之耻，尝思有以雪之。”
于是，以季羡林为首，邀集了张广达、朱杰勤、杨廷福、耿世民、张毅、蒋忠新、王邦维等七位专家，组成校注班子，开始工作。由于季羡林“反对挂空名不干实事的主编”，这本书没有设主编，只署名“季羡林等校注”。但是，季羡林做的却是主编的工作。他除了参加注释工作外，还审阅了全部的注释稿。在审阅过程中，他不但仔细批改，提出中肯的意见，而且对一些不符合质量要求的重要条目注释，还亲自重写，如长达三千字的“四呔吠陀”的注释，就是他全部重写的。除此而外，他对一些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经过深人研究以后的新解，纠正了以前历代学者注释的错误，包括日本学者的注释错误在内。
经过学者们几年的辛勤工作，《大唐西域记校注》终于在l98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这部书的校注，既吸收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也纠正了前人成果中的错漏之处，努力解决了一些前人忽略的问题或遗留的难题。这本书在l990年重印，前后共印9200册。对这样一部非常专门甚至有些冷僻的学术著作来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可观了。
l994年《大唐西域记校注》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大唐西域记校注》出版以后，季羡林考虑到一般读者即使有了新的注释也难以读懂该书，实有今译之必要。于是又趁热打铁，另组班子，定成了《大唐西域记今译》。l985年该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今译》也获得了高度的评价。按季羡林的计划，第三步应当是将《大唐西域记校注》译成英文出版。因为国外现有的两种英译本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不同程度的错误。但由于此事目前还存在诸多困难，暂时还难以实现，只得等待时日了。
4、《玄奘与──校注前言》
这篇文章本是为《大唐西域记校注》一书写的前言。但是由于它涉及的范围大大超出了《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内容，因此完全可以视为一本专著。全文近十万字，分为五个大部分：一、唐初的中国；二、六七世纪的印度；三、唐初中印交通的情况；四、关于玄奘；五，关于《大唐西域记》。
季羡林为写这篇文章下了很大功夫，查阅了大量中外资料，耗时一年多。他说：“因为《大唐西域记》这部书蜚声世界，特别是享誉天竺，由来已久，影响至大，所以我不惜以近十万字的篇幅，对此书的方方面面，细致深入地加以探讨。我费的时间长，查阅的资料多，对产生这都巨著的时代背景和地域条件都详加论列，以利读者对此书之了解。”
这篇长序的要点有四：
在论证了唐代佛教的发展与宗派的形成、唐初统治者宗教政策、唐代的寺院经济等问题的基础上，季羡林得出结论：“佛教发展到唐代，已经越过了光辉的顶点”，“从中国佛教史的角度来看，佛教当时已经走下坡路了”。
二、《序言》在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资料以后，得出结论：“在印度，情况也差不多，到了7世纪，印度教已完成了转型任务，影响日益广被。虽有戒日王张扬，佛教已非昔日之辉煌。后来，伊斯兰教逐渐传入。在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夹攻之下，佛教终于在印度销声匿迹。”
三、《序言》中设专章论述玄奘，力图客观地评价这位高僧。在详尽叙述了玄奘的家世、西行求法的动机、在印度的活动、回国后与唐太宗的关系、翻译印度佛经的艰辛以及玄奘的佛教哲学思想之后，季羡林对玄奘作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恩格斯在评价黑格尔和歌德的时候说：‘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同时代人歌德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人的庸人气味。’（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玄奘在自己的领域内算得上是一个宙斯。但是他的某些行为，难道就没有一点庸人习气吗？……但是，话又说回来，玄奘毕竟是伟大的人物。……鲁迅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鲁迅在这里并没有点出玄奘的名字，但是他所说的‘舍身求法的人’，首先就有玄奘在内，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有这样精神的玄奘的确算得上是‘中国的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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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的学术成就（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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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羡林对《大唐西域记》这本书的评价是：“经过了一千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一百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意义的”；“从中国到印度去的僧人写了不少的书，但是所有这些书同《大唐西域记》比较起来，都如小巫见大巫不能望其项背。从中国方面来说《大唐西域记》确实算是一个高峰。”“从古代一直到中世，到过印度的外国人也非常多，他们留下了很多的记载。……但是，它们都无法代替《大唐西域记》，要想了解古代和7世纪以前的印度，仍然只能靠这本书。”所以，“《大唐西域记》是一部稀世奇书，其他外国人的著作是很难同这部书相比的”。
许多人都知道，季羡林有一种“玄奘情结”。季羡林对玄奘的崇敬之情由来已久。早在六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就曾用过“齐奘”的笔名写文章，可见他对玄奘心仪已久。后来，他在许多场合，屡屡称赞玄奘舍身求法的精神，用来自勉和鼓励他人。l977年，他在与中华书局商讨校注《大唐西域记》问题时，这种“玄奘情结”再一次地流露出来。据中华书局编辑谢方在《玄奘情结和学者风范》一文中回忆：“当我谈到中华书局计划重新组织人力整理《西域记》，请他出任注译方面的负责人时，我看到他平静的目光忽然兴奋起来，埋在他心中多年的玄奘情结又出现了。他的话多起来，不但表示尽力支持中华的整理计划，而且和我谈了不少关于整理此书的看法和意见。”
在校注《大唐西域记》的过程中，由于事先对这项工作的艰巨性估计不足，有些“轻敌”思想，结果遇到不少挫折，走了不少弯路。有时候，仅仅为了统一一个人名、地名的译名，多次反复，费工费时，大伤脑筋。这使季羡林十分苦恼，甚至产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只要一想到玄奘当年只身万里求法，“虽九死而犹未悔”大无畏精神，他立刻便振奋起来。
季羡林与玄奘所处的时代相去一千多年，二人生活的社会环境迥然不同；追求的目标和从事的职业也大相径庭，但是，在季羡林身上，难道我们不能看到玄奘的一些影子吗？看到玄奘精神的闪光吗？玄奘那种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舍身求法的精神，不正是季羡林人生的写照吗？
5、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
季羡林自称是一位“杂”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本行。所谓“术业有专攻”，他也有自己专攻的“术业”，这就是佛教梵语与佛教史研究。对这两项研究，他始终抓住，终身不放，并且写出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有创见的论文，这些论文在国际学术同行中受到极大重视，给予极高的评价。
佛教梵语是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学习的专业，在留学期间他曾撰写过四篇富有创见的论文，受到德国老师的高度赞赏，本书在“负笈德意志”一章中己有详细介绍。这四篇论文现在已成为佛教语言研究史上的重要文献。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国际学术交流机会的增多，季羡林对国外学术进展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他又重新投入到佛教梵语的研究中，写出了几篇重要论文。
佛教史与佛教梵文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分割的两门学问，所以季羡林在研究佛教梵语的同时，一直对佛教史进行不懈的研究，并撰写过多篇论文。由于佛教梵语和佛教史研究都是非常专门的学问，笔者也是门外汉，没有能力作介绍，更谈不上评价，只好将季羡林的弟子、梵文学者黄宝生先生在《学术大师治学录·季羡林》一书中，有关季羡林在这两方面研究成果的介绍和评价，摘引如下，以飨读者：
l980年，季羡林读到几本外国学者关于原始佛教语言的论文集，激发他对这一问题又作了一次深入研究，写成《三论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l984）。季羡林发现国外有些学者在原始佛教语言研究中有意标新立异，然而学风不够严谨，以致立论轻率，论证粗疏。因此，这篇论文也具有论争性。与前两论相比，这篇《三论》探讨的问题更广泛，涉及原始佛教的形成、佛教的传播、宗派的形成以及对阿育王碑的评价等等一系列问题。他有的放矢，对有没有一个“原始佛典”？“原始佛典”使用什么语言？是否有个“翻译”问题？释迦牟尼用什么语言说法？阿育王碑是否能显示方言划分？《毗尼母经》等经中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逐一阐述自己的看法。虽说具有论争性，他始终坚持以材料说话。季羡林在论证中也充分利用汉译佛经资料，体现中国学者在佛教研究领域的这一特殊优势。
在写作《三论》的同时，季羡林还发表了《中世印度雅利安语二题》（l984）。一是利用健陀罗语《法句经》、吉尔吉特残卷、《妙法莲华经》和《佛母宝德藏般若波罗蜜经》等四种新材料，再次论证他早在四十年前就已提出的中世印度西北部方言一个重要的语法特点，即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并指出这也是探索大乘佛教一条途径。二是依据巴利文具有大量使用不定过去时等语法特点，确认巴利文是印度中世东部方言。在此之前，季羡林也曾接受西方学术界的通行看法，认为巴利文是印度西部方言。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