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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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年的愁云，一扫而光，季羡林兴奋激动万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发出玫瑰色的光泽，比当年考上清华大学更令人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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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负笈德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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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清末留学生在国外的所作所为，荒嬉者多，勤学者少；“镀金”者众，有成者寡，总的说来，口碑并不甚佳，这也是事实。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从鲁迅、老舍、钱钟书诸位大师的作品中，即可窥出一二。因而，在当时的留学潮中，像季羡林这样，真心实意，不远万里，“舍身求法”的人，就愈显得难能可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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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亲去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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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十年前，一股声势浩大的“留学热”弥漫全国，牵动着无数青年学子的心。其“热度”之高，决不亚于今天。当时出国留学的动机，与今天相比较，有相同处，也有不同之处。相同的是，一旦出国“镀金”，回国后立即身价百倍，名利双收。不管你是“克莱登”大学，还是“登莱克”大学毕业，只要你会说几句洋话，会侃几件洋事儿，国人都会对你奉若神明，奖誉有加，佩服得五体投地。政府、银行、大学、研究所，一切薪俸高，地位显赫的部门都会恭请你去任职。这一点，从钱钟书先生的《围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不同之处是，当时出国留学，虽没有“海归派”之称，却是绝大多数要回国的，终身滞留国外的人很少。至于尚未跨出国门就暗下决心去拿人家的绿卡，或者梦想成为某籍华人的现象，则十分罕见。出国留学的途径与今天大体相同。一条路是私费，一条路是官费。私费留学，只有高官巨贾，富贵人家的子女才能办到。官费留学又分两种：一种是全国性质的官费，比如留英庚款，留美庚款之类。所谓“留学庚款”，即英美等国家，利用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办法，资助中国青年出国留学。另一种是各省举办的官费留学。二者都要经过考试。这种官费名额极少，要想通过，真比骆驼穿针眼还困难。以1935年为例：教育部举办的全国庚子赔款官费留学考试，各种学科总计录取名额，仅二十余名，可见其难度之大。这种官费留学生的待遇十分优厚，可以在国外过十分舒适的生活。比如，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留学生，每月可领到八百马克，是十分令人羡慕的。
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既非私费，亦非官费。他属于“双方交换研究生”。即由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DAAD）签订一个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这种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自己出，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方面付给德国来华研究生，每月三十块大洋。德国方面付给中国赴德研究生每月一百二十马克。这与官费生的八百马克，有天渊之别。一百二十马克在当时德国只够勉强支付食宿费用。
然而，不管经费多么微薄，前面还有多少困难，这次的留学机会，对季羡林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是必须抓住的。
可是，家庭经济的拮据，要凑齐昂贵的路费和制装费，也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这使他踌躇再三，一筹莫展。叔父本来是个连小官都算不上的公务员，平常日子，勉强糊口，此时已经失业。一年来，全家六口人，都靠季羡林在中学教书挣的一百六十元大洋过日子。如果他拔脚一走，全家人岂不断了炊。季羡林在狂喜之余，不由得忧心如焚，进退维谷。
出乎意料之外，当季羡林试着把留学的喜讯告诉家人时，他却得到了叔父和全家人的支持。他们说：我们咬咬牙，过上两年紧日子，只要饿不死，就能有出头之日。季羡林心里很明白，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思想仍然是家人对他的最大期望，而科举制虽然取消了，科举思想在当时社会上依然流行。人们把小学毕业看作秀才，高中毕业看作举人，大学毕业看作进士，而留洋镀金则是翰林一流。在人们眼里，他已经是中了进士的人了，岂有不争翰林之理？家人的支持，反倒使他欲笑不能，欲哭无泪，酸、甜、苦、辣，不知是什么滋味了。
于是立即筹集路费和制装费。季羡林是一介书生，囊内空空，无论如何是付不出这笔可观的路费的。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主动提出，带季羡林去找山东省教育厅长何思源帮忙。宋校长与何思源是北大同学，交情不错，他想，这点面子何思源定会给的。没想到，当宋校长带着季羡林谒见何思源时，何早已知道他们来的目的，还没等季羡林开口，何便一口回绝了。季羡林从不愿意求人，碰到这样的情况，只好唯唯而退。事后，宋校长责怪他太老实，不会说话。季羡林天生脸皮薄，不善应对。为别人说项尚可，为自己求情，总难启齿。这种性格与生俱来，－辈子也难改。此事只好作罢。
没有得到教育厅的资助，只好四处借贷，最后总算筹齐了路费。治装费对季羡林来说，也不是个小数。考虑到到了德国以后，不可能有余钱买衣服，在国内制装必须周全。便拿出最后的－点余钱，再向朋友借了点钱，七拼八凑，勉强做了几身衣服，装了两大皮箱。长途万里的旅行准备算是完成了。
1935年8月1日，季羡林离家的日子到了。叔父、婶母、妻子，四岁的女儿婉如，牵着妈妈的手；才出生几个月的儿子延宗，酣睡在母亲怀里，全家人送他到家门口。娇女和幼子，还不懂什么叫离别，笑着向父亲告别。但是双亲和妻子是完全理解的。他们眼里噙着泪水。叔父默默地看着已经长大成人，前途无量的侄子，若有所思。他在想什么？他一定在想，十八年前，自己把年仅六岁的侄子从官庄接到济南来读书，这个决定没有错。他多年来倾注在侄子身上的心血没白费。他对得起他的兄弟，对得起季家的祖宗。这回侄子真的要成龙了。他没有流泪，而是内心充满自豪和骄傲。年轻的妻子，抱儿牵女，望着丈夫，眼里流出了泪水。她想说：看看这上有老，下有小的担子有多重。你一走，担子全压在我一个人身上。盼望你早日学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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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亲去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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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完全是中国传统式的离别。没有过多的话语与激动的场面，然而在默默中，离愁别绪却似惊涛骇浪般在每一个人的心底汹涌翻滚。季羡林眼里含着泪，但没有流出来，硬把泪珠子强压在肚子里。他没敢多看亲人一眼，扭头就上了洋车，只有大门楼上残砖败瓦的影子在眼前一闪，留下了永恒的记忆。
在洋车里，季羡林心乱如麻，思绪万端。他留下的是一个破败的家，老亲，少妻，年幼的子女。他们今后的命运会怎样？谁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也同亲人们一样，万里投荒，前途一片茫茫。
季羡林乘火车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同行六人，都是此次考上“交换研究生”的清华同学。其中包括后来当过外交部长的乔冠华。乔是哲学系学生，比季羡林高两级。在校时，乔冠华经常腋下夹着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因为不是同道，季羡林虽与乔冠华认识，但不熟。这次同被录取为交换研究生，才熟悉起来。当时北平没有外国领事馆，办理出国护照的签证，必须到天津去。于是季羡林和乔冠华一起乘火车赴天津，到俄、德两国领事馆去办签证。手续很快办完，又回到北京，只等出发。
季羡林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在等待出国期间，他首先去拜访了冯友兰先生。因为是冯先生从中斡旋，中德交换研究生的合同才得以成功。其次是拜访了蒋廷黻先生。据说他在签订合同中，也出了力。蒋先生还恳切地劝他，德国是个法西斯国家，在那里一定要谨慎行事。季羡林对师长们的叮嘱表示十分感谢。他还拜见了景仰已久的闻一多先生。这是他第－次同闻先生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等到十一年后，他回国时，闻先生已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了。但是闻先生的形象却永远留在他的心中。
季羡林住在清华工字厅招待所等待行期。此时正值暑假，偌大一个清华园，静悄悄，空荡荡的，但风光更加旖旎。高树蔽天，浓荫匝地，花开绿丛，蝉鸣高枝，荷花迎风开放，西山紫气冉冉升腾。然而，风光虽美，季羡林的心中却感到无边的寂寞。仅仅在一年前，他还经常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好友，在这里海阔天空地畅谈，纵论天下大事，臧否古今人物。曾几何时，这－切都已成过去，如今只剩下他一人回到水木清华。睹物思人，对月兴叹，人去楼空，不禁感伤起来。
终于到了启程的日子。
当时到欧洲去，没有飞机，海路又费时又麻烦，最简便的路程就是乘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六位留学生就是走这条路线赴德国去的。
8月31日，朋友们把六位留学生送到前门火车站。－番祝福，一番叮嘱之后，火车开动了。再见了朋友们，再见了祖国。此时，季羡林脑海里忽然浮出一句古诗：“万里投荒第一人。”可见其时他对前途一片茫然的心境。
火车到了山海关，进入“满洲国”。停车，办理入“国”手续。交出三块大洋的“买路钱”，继续行驶。第二天早晨到了哈尔滨。在哈尔滨要停留几天，留学生们纷纷置办长途旅行的食物，因为餐车上的食品太贵，不是穷学生们吃得起的。每个人买了七八斤的大“裂巴”（俄式面包），一两根粗大的香肠，再加上几斤干奶酪和黄油，配上几个罐头，总共有四五十斤重，装在一个大篮子里。这就是每人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八九天的全部食物。9月4日终于登上了苏联的西伯利亚火车。车上的卧铺，每间四个铺位。六个中国留学生，住两间屋内，其中一间有两个铺位是别人睡的。火车奔驰在松嫩平原上，车外一望无际，只有草原，没有山，乍一看，像似风平浪静的大海。季羡林感到自己仿佛是乘船在大海里漂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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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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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车到满洲里，是苏联与“满洲国”接壤的地方。火车停下来，接受苏联官员的检查。苏联官员视一切外国人为“可疑分子”，对每个外国旅客投以怀疑的目光。这使初次出国的季羡林心中甚为不快。检查行李之仔细，也大出他所料。连一把极其粗糙的铁水壶也要翻来覆去，又敲又打，怀疑其中是否有”夹壁墙”。季羡林年轻气盛，气愤得几乎要同苏联官员争吵。所幸旁边的一位外国老年朋友，拍了拍他的肩膀，用英语说了句Patienceisthegreatvirtue（忍耐是大美德），才把怒气压了下去。这“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没有给他留下好的印象。
检查完了，毫无所获。列车终于在横亘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上飞驶。一路上，六个阅世未深的二十三四岁的大孩子，从陌生到熟识，最后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八九天连续吃着大“裂巴”和香肠，吃得倒了胃口，难以下咽，但是由于每个人眼前都有一个美丽的梦，梦里铺满了玫瑰花，闪耀着彩虹，也就对眼前的这点困难毫不在乎，车厢里始终充满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转眼过去了八天。9月14日，车抵莫斯科。
莫斯科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是全世界革命者心中的圣地。即使像季羡林这样并非革命者的青年，对一睹莫斯科的真相，也是颇感兴趣的。但是他心里仍然有一点矛盾。原因是他本来就对外蒙古“独立”问题，心存疑问，对当时苏联的做法很不理解。苏联当局为了让这些从资本主义国家来的人（当然包括六位中国留学生）领略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洗一洗脑子，转变一下世界观，总要找出各种借口，让国外来的列车在莫斯科停上一两天，以便参观市容。
他们一群外国旅客被送上一辆大轿车，到莫斯科市内观光。导游小姐的打扮首先让季羡林吃了一惊。她年轻貌美，白脸长身，穿着华贵，涂着口红，染着指甲，一身珠光宝气。这同季羡林想象中的“普罗”小姐完全不同，倒是和资产阶级小姐毫无二致。导游小姐用英语讲解。车子开到一个地方，眼前一片破旧的大楼，导游小姐说：在第几个五年计划，这座楼将被拆掉，盖上新楼。车子到了另一个地方，她又说，第几个五年计划，这片地方将被拆掉，盖上新楼。如是，第二、第三、第四、第五个地方，导游小姐说的仍然是那一套，只是神色更加冷漠，脸含冰霜，毫无表情。结果一座新楼也没看见。这使季羡林很失望，他质疑：“这难道就是社会主义吗？”在赤都，他除了受到“五年计划”之类的教育外，别无所获，留下的印象并不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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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抵柏林（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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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天十夜的长途跋涉，9月16日早晨8点，火车终于到达德国首都柏林。这里是季羡林这次万里长途旅行的目的地。到达柏林意味着他旧的生命的结束，新的生命的开始。
初到柏林，刚走出火车站，他便感到一阵惶惑，既兴奋好奇，又忐忑不安。脚下踏着的分明是光滑的柏油路，却仿佛踏上了棉花一般。眼前飞动着汽车电车的影子，天空中交织着电线，大街小巷纵横交错，置身于高耸的楼房之中，漫步于宽敞清洁的长街上，自己宛如陷进了一片茫无涯际的大海之中。从当时落后的中国，一下子来到繁华的柏林，真有点乡下人进城的感觉。
清华老同学汪殿华和他的德国夫人，在夏洛滕堡区的魏玛大街，为季羡林找到了一间房子，房东名叫罗斯瑙。当时的德国人，不管是干什么工作的，一般来说住房都比较宽敞。有卧室、起居室、客厅、厨房、厕所，有的还有一间客房。在这些房间之外，如果还有余房，则往往出租给外地或外国大学生。出租的方式也很奇特。不是出租空房，而是出租房间里的一切东西。租赁者不需要带任何行李，连面巾、浴巾之类都不需要。房间里所有服务工作，铺床叠被，给地板打蜡，都由女主人包办。房客的皮鞋，睡觉前脱下来，放在房门外面，第二天－起床，女主人已经把鞋擦得闪光锃亮。这些工作，即使是教授夫人也要亲自下手，她们丝毫也没有什么下贱的感觉。德国人之爱干净，天下闻名。女主人一天到晚，擦这擦那，忙个不停。房间里窗明几净不必说了，连楼道也天天打蜡。楼外的人行道，也天天打扫，而且用肥皂水洗刷，在地上打个滚儿，衣服都不会弄脏。室内室外，楼内楼外，任何地方，都是纤尘不染。这一切给季羡林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曾经有人这样概括德国人的性格：守时，勤勉，节俭，忠诚，清廉。这样的概括不知道是否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有着内驱力的民族，一个跌倒了还能够爬起来的民族，一定有一种内在的稳定的东西在起作用。季羡林对德国人的最初印象是：“德国人总的说来是很可爱的，很淳朴老实的。他们毫无油滑之气。有时候看起来甚至有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季羡林的性格同德国人的性格，本来就有相似之处。他在德国生活了十年，与德国人朝夕相处，十分融洽，他自己也多少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季羡林到柏林之后，首先要做的事是补习德文。虽然他在清华学过四年德语，而且得了八个“优”，但是到了德国还是张不开嘴。于是，他和乔冠华一起，参加了柏林大学外国留学生德语班，天天去上课。讲授德语的赫姆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老师，令季羡林很敬佩。在9月20日的日记里，他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