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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季羡林先生-第9章

小说: 季羡林先生 字数: 每页3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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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五学期起,他就进入了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指导的“讨论班”,读中国新疆吐鲁番出土的梵文佛经残卷。这是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拿手好戏。他是这方面的权威。第六学期开始,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就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题目。季羡林直率地告诉他,论文题目决不能同中国有任何牵连,这引得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大笑起来。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问道:“那么,你的兴趣何在?”季羡林回答:“希望研究佛典梵语的语法。”因为早期佛典有许多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所谓“混合梵文”,即在纯粹的古典梵文中,搀杂了许多方言成分。这些方言分布在印度的东部、西部、西北部等等不同地区。通过对这种混合梵文语法现象的研究,便可以探求一部佛典的原产地,这对印度佛教史的研究有重要意义。他同老师商量后,最后确定,论文题目为:《〈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大事》是一部分量非常重的混合梵文佛典。全书用散文和诗歌混合写成,诗歌部分称“伽陀”。在“伽陀”部分中,保留原来的方言成分较多。这就是确定这个论文题的缘由。从此,季羡林在上课和教课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啃那厚厚的三大册《大事》,准备博士论文。
  1939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被征从军,已经退休的西克教授,以垂暮之年,出来代替他上课。西克教授是著名的梵文大师,又是世界上仅有的几位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之一。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时,就郑重宣布:他要把毕生的专长学问,传授给季羡林这位异邦的青年。在西克教授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擅长的印度古代诗歌集《梨俱吠陀》、印度古典语法《大疏》和吐火罗文,把着手教给了季羡林。这位德高望重的德国教授,毫无私心,视学术“为天下之公器”,希望把自己的绝学传授给季羡林,让印度学和吐火罗文在中国生根开花,其崇高的品德令人敬佩。
  关于吐火罗文需要作一点简要的解释。因为一般人对这种文字不了解,而季羡林的学术成就中,吐火罗文研究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一百多年前,世界上还没有人知道吐火罗语言和吐火罗文字这件事。一个偶然的机缘,才使这种已经湮灭了一千多年的中亚古代文字重见天日。1890年,有两个新疆维族人,在库木图拉附近的一座塔中找到了一摞桦树皮,上面有用手抄的经卷。他们把这个卖给了当时在库车停留的英国少尉Bower。这个英国少尉又把这批东西转交给加尔各答亚洲学会。在第二年,学会的语言秘书Hoernle发表了一篇有关这些文字的报告,立即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这一摞手抄本是用笈多文字写成,来源于印度西北部,年代是4世纪后半叶。而在印度西北部和尼泊尔保存的手抄本,最古老的也不过到11世纪初叶。这一发现,大大提高了世界学术界研究新疆的兴趣。1892年春天,法国游人DutreuildeRhins在和阗又得到了三本长方形的小册子,送到巴黎。1897年,法国学者Senart在巴黎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上展示出来,又引起了强烈反响。这个手抄本是写在桦树皮上的,用的是佉卢字母。年代是公元2世纪。内容是《法句经》。语言是古代印度西北方言,现定名为犍陀罗文。在新疆陆续发现古代文字典籍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各国对新疆的探索兴趣更加高昂。于是,俄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国,争先恐后地派出考察队,到新疆发掘。其中就包括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从王道士手中买走的大批敦煌石室中贮藏的珍贵典籍文物。而中国当时由于外患内乱,无暇顾上这件事,致使大量珍贵文物典籍被外国人从新疆运走,从而形成了所谓“文物典籍出自中国,而研究却在国外”的尴尬局面。一直到1927年,中国才有人参加新疆考察队,进行考古发掘活动。可是为时已晚,价值连城的珍宝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是些残砖片瓦。这些被运走的收获物中,主要包括手抄卷和文物:雕塑、壁画、古代遗物、丝、丝织品、古代货币、纸张等,所有能运走的,都运走了,不能运走的,则临摹、拍照。现在这些东西充斥圣彼得堡、伦敦、牛津、剑桥、加尔各答、巴黎、东京、京都等地的图书馆和博物馆。这是人类文化史上最重大的一次发现。它对研究东西方哲学、宗教、文学、语言、历史、地理、民俗、考古、艺术、音乐、天文、历算等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新疆出土的古代文字残卷,都是用各种书写工具写在棕榈叶、桦树皮、木板、竹子、皮革、丝绸、纸等上面的。书写的字母多种多样,有婆罗米字母、笈多字母、佉卢字母、窣利字母等。用这种字母拼写成的语言,也是多种多样。有梵语、印度古代俗语、于阗语、窣利语、回鹘语,还有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等等。用这些文字写成的典籍,内容包括:佛经、文学作品、政府文书、旅行执照等。至于汉文典籍,则占敦煌石室藏书的绝大部分。它对中国文化史、文学史、哲学史、小说史、经学史、经济史、宗教史、政治史、绘画史、音乐史、雕塑史、建筑史等方面的研究,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攻读梵文、吐火罗文(3)



  现在单说西克教授要传授给季羡林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是用印度波罗米字母中亚斜体来拼写的。它属于印度欧罗巴语系。这种语言又分两个方言:当年流行在焉耆地区的称之为吐火罗文A;流行在龟兹地区的称为吐火罗文B。发现吐火罗文残卷时,当时世界上没有人能读懂这种语言。正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教授舒尔策,三位德国学者通力合作,费了二十年工夫,才把这种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直到1930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才正式出版。实际上,《吐火罗文文法》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的文法。当时对吐火罗文B还没有通读。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西吐火罗文文法》(即吐火罗文B)才由另一位德国学者W·Krause写成出版。
  吐火罗文的发现和读通,在世界语言学界,特别是在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界,是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吐火罗文的发现,使印欧语系这个大家庭增添了一个新成员,而且还不是一般成员。它给这个大家庭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它还牵涉到民族迁移的问题,比如最近在新疆发现的古代印欧人的尸体,就是一例。它当然引起了有关学者的极大关注。
  西克教授提出要给季羡林讲吐火罗文,季羡林当时心里是十分矛盾的。他在《留德十年》中写道:
  说句老实话,我到哥廷根以前,没有听过什么吐火罗文。到了哥廷根以后,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教授就在眼前,我还没有想到学吐火罗文。原因其实很简单。我要学三个系,已经选了那么多课程,学了那么多种语言,已经是超负荷了。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有时候我觉得过了头),我学习外语的才能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决非语言天才。我不敢在超负荷上再超负荷。而且我还想到,我是中国人,到了外国,我就代表中国。我学习砸了锅,丢个人的脸是小事,丢国家的脸却是大事,决不能掉以轻心。因此我警告自己:自己的摊子已经铺得够大了,决不能再扩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
  可是,西克教授是一位非常诚挚认真的老人。他提出要教季羡林吐火罗文,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思。他提出了意见,不容季羡林考虑,就马上安排上课。季羡林被西克教授的真情实意深深地感动了,除了感激之外,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横下一条心,扩大自己的摊子。在自己已经塞满各种稀奇古怪文字的脑袋里,再塞进一种古怪的文字。需要说明的是,学习吐火罗文,既非考博士学位需要学的课程,又非大学课程表中开列的课程,完全是西克教授出于一片好心,额外开的一门课。这样一来,季羡林便需要同时与五种外语拼命了。他就是在这种盛情难却,“舍命陪君子”的复杂心情下,开始学习吐火罗文的。
  吐火罗文是一种十分难懂的文字,而且参考书只有两本书:一本是西克教授和西克灵教授合著的《吐火罗文残卷》拉丁文字母转写本,另一本是他们二位教授和舒尔策教授三人合著的《吐火罗文文法》。西克教授的教学法同其他德国教授的方法一样,既不讲语法,也不教婆罗米字母。上来就念原文。首先念的是《吐火罗文残卷》的前几张。而吐火罗文残卷在新疆出土时,每一张的一头都有被烧的痕迹。焚烧的面积有大有小,但是没有一张是完整的,甚至没有一行是完整的。读这样的残卷,其困难可想而知。读了不久,季羡林就发现,这里面讲的故事,就是中国大藏经中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中讲的故事。他把这一发现告诉了西克教授。西克教授大为惊喜,立刻让季羡林把这段汉文大藏经翻译成德文。两个本子相比较,对了解吐火罗文原文有了极大的帮助。
  每次听完西克教授的课,季羡林都要送西克教授回家。在冬日黄昏的长街上,季羡林搀扶着像祖父一样的恩师,小心翼翼地走在雪地上,脚下发出吱吱的声音。一直把西克教授送到家,看他进了大门,他才转身回家。
  季羡林回国后,由于资料和条件限制,长时期没能从事吐火罗文的研究,内心总感到辜负了恩师的期望。幸而到了80年代,新疆博物馆的李遇春先生亲自把70年代在新疆出土的44张88页用婆罗米字母写成的吐火罗文A残卷送来,请季羡林解读。季羡林赶紧把尘封多年的吐火罗文资料和书籍翻出来,重理旧业,很快就用汉文和英文写出了吐火罗文A《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转写、翻译和注释本。1998年,季羡林著的该书英译本在德国出版。这是世界上第-部规模最大的吐火罗文作品的英译本。它发表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西克教授早在20世纪50年代去世。季羡林对恩师的情意永志不忘。在完成了《弥勒会见记剧本》的工作后,他写道:“我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我可以告慰恩师在天之灵了。”



五年磨一剑(1)



  季羡林自从拿到了有关佛教梵语的论文题目以后,就开始悉心准备。他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再写出提纲,最后写成论文。
  论文写好以后,季羡林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在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面前露一手儿呢?他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得好像蜜蜂采蜜一样,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说无法表现文采。于是他便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样既能炫耀自己的学问,又能表现文采。越想越觉得这是一个绝妙的主意。于是他又费了几个月的时间,写成了一篇相当长的“导言”。写完后,季羡林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自己几句哩。
  季羡林先把“导言”送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看,然后回到家里做着美梦。他等呀,等呀,等了好多天,终于等到教授要见他的通知。他满心欢喜,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季羡林大吃一惊。他的“导言”摊开放在桌子上,教授拿起钢笔来,在他的“导言”前面划上了一个前括号,又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他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教授的话,对季羡林来说,真如晴天霹雳一样,打得他一时瞠目结舌,说不出话来。但是,季羡林仔细想了想教授的话,深深地感到教授说得对,击中了自己的要害,这一棍打得好。从此以后,季羡林没有新意决不写文章。瓦尔德施米特教授的话让他毕生受用不尽。
  又经过了一年的修改,1940年,论文《(大事)中伽陀部分限定动词的变化》终于完成,只等口试答辩。
  9月13日,论文打完。10月9日,季羡林把论文交给文学院长。12月23日口试。23日这天,他的心情万分紧张,四年的辛苦,成败就在此-举了。他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早晨五点就醒来,心里只是想到口试,再也睡不着。七点起来,吃过早点,又胡乱看了一阵书,心里极慌。
  九点半到大学办公处去。走在路上,像待决的囚徒。十点多开始口试。
  Prof。Waldschmidt(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先问,只有Prof。Deichgr?ber(戴格雷贝尔教授)坐在旁边。Prof。Braun(布劳恩教授)随后才去。主科进行得异常顺利。但是Prof。Braun开始问的时候,他让我预备的全没问到。我心里大慌。他的问题极简单,简直可以说是常识。但我还是不能思维,颇呈慌张之相。
  季羡林考试考了一辈子,身经百战,从未失败过,可谓久经考场的老手。没想到这最后一次考试时,竟会如此慌张,可见当时的思想压力有多大。
  第二天,仍然没有考试结果的消息。这一天,他寝食难安,心乱如麻,度日如年。他在这天的日记里记道:
  心绪极乱。自己的论文不但Prof。Sieg、Prof。Waldschmidt认为极好,就连Prof。Krause也认为难得,满以为可以作一个很好的考试;但昨天俄文口试实在不佳。我所知道的他全不问,问的全非我所预备的。到现在想起来,心里极难过。
  这可以说是昨天情绪的余波。但是当天晚上,情况就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这天晚上正好是圣诞节前夜平安夜。他记道:
  七点前到Prof。Waldschnidt家去,他请我过节(羡林注:圣诞节)。飘着雪花,但不冷。走在路上,心里只是想到昨天考试的结果,我一定要问一问。一进门,他就向我恭喜,说我的论文是sehrgut(优),印度学(Indologie)是sehrgut,斯拉夫语言也是sehrgut。这实在出我意料,心里对Prof。Braun发生了无穷的感激。
  他的儿子先拉提琴,随后吃饭。吃完把耶诞树上的蜡烛都点上,喝酒,吃点心,胡乱谈一气。十点半回家,心里仍然想到考试的事情。
  博士论文及其他两门课都获得了“优”,英文口试由于勒德尔教授当时有病,未能考成,一个多月后,1941年2月19日,勒德尔教授病愈,补试英语,又得了一个sehrgut。论文加口试,共得了四个“优”。博士考试的一幕,就这样顺利地结束了。季羡林当时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写道:“我没有给中国人丢脸,可以告慰亲爱的祖国,也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了。”
  季羡林的博士论文,在当时颇引起了一阵不小的轰动。蜚声世界的比较语言学家克劳泽教授,让人把季羡林的博士论文读给他听。当他听到关于语尾—matha的一段附录时,大为惊喜,连声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现!”原来同样或者类似的词尾在古代希腊文中也有。一个西方的希腊,一个东方的印度,相距万里,而竟有同样的词尾,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克劳泽教授对季羡林这一发现,赞口不绝,逢人便说这件事,使整个东方研究所的学者们,都对季羡林称赞不已。
  口试通过以后,博士学位拿到了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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