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难是我们的恩人-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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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费是每个月60元到80元，比起别的同学每个月200元至240元的生活费，它少得可怜。可只有我才知道，我妈妈为这80元钱，要从月初就一分一分地省，一元一元地卖鸡蛋、蔬菜，实在凑不够她还得去邻居家借个20、30元。她和爸爸、弟弟在家几乎从不吃菜，就是有点菜也不用油拌，而是舀点腌咸菜的汤搅和着吃。
她为了不让我饿肚子，每个月都要步行十多里去批发20斤方便面渣给我送到学校。每个月底，妈妈总是扛着一个鼓鼓的面袋子，步行10里路到大沙河乡车站乘公汽来天津看我。而袋里除了方便面渣，还有妈妈从6里外的安平镇一家印刷厂要来的废纸——那是给我做演算的草稿纸；还有一瓶黄豆辣酱和咸芥菜丝；一把理发的推子——天津理发最便宜也要5元钱，妈妈要我省下来多买几个馒头吃。
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素菜也吃不起的学生，我只能顿顿买两个馒头，回到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大酱和咸菜吃下去；我也是唯一用不起草稿纸的学生，我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那儿唯一没有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总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荣光！
我刚进天津一中的时候，第一堂英语课就把我听懵了！老师流利的口语和同学们熟练的配合让我感到差距太大了，那完全不是我在乡村中学里听到的英语。母亲来给我送钱的时候，我给她讲了怕英语跟不上的忧虑，谁知她竟一脸笑容地回答我：“妈只知道你是个最能吃苦的孩子，妈不爱听你说难，因为一吃苦便不难了！”
我记住妈妈的话。我有点口吃，有人告诉我，学好英语，首先就要让舌头听自己的话。于是每当我路过学校的建筑工地，我便总捡一枚石子含在嘴里，然后开始拼命地背英语课文。舌头跟石子磨呀磨，有时血水就顺着嘴角流淌下来了，但我始终咬牙坚持着，晚上，很多同学躺在宿舍里跟着收录机练英语发音，我没钱买录音机，便把小石含在嘴里跟着念。
半年过去了，小石子磨圆了，我的舌头也磨平了，我的英语成绩期末进入了全班前三名，我真感谢母亲的教诲与点拨，她一句话竟激励我神奇地跨越了这么大的学习障碍。
张有德：国际奥赛冠军安金鹏和他的母亲（2）
1995年初，我报名参加了天津一中奥林匹克学校的预备班，选修物理和数学。一年后，我第一次参加全国奥林匹克知识竞赛天津赛区的比赛，就获得物理一等奖和数学二等奖，我将代表天津去杭州参加全国物理奥赛。
拿一个全国一等奖送给妈妈，然后代表中国去参加世界物理奥赛去！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把喜讯和这个愿望写信告诉了母亲。
谁知，成绩公布后我的愿望落空了！我仅得了二等奖，一头倒在床上，一天不吃不喝，尽管这已是天津参赛队员中的最好成绩，可要报答我那含辛茹苦的母亲，这成绩太轻太轻了啊！
“妈妈，您的儿子成功了”
回到学校后，老师们帮我分析失败原因：我总想数理化全面发展，主攻项目太多而分散了精力。以往代表国家参加奥赛的选手都是专攻一项，如果我现在再单攻数学，成绩一定还能上。
果然，我在1997年1月举行的全国数学奥赛中，以满分的成绩取得第一名，顺利入选国家集训队。入选国家集训队的是这次全国数学奥赛的前30名，我们集中在北大数学研究院，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在30天中，我们要连续测考10次，每次测验均由著名教授分别命题，然后取总成绩的前6名组成赴阿根廷参加世界数学奥赛的中国代表队，结果10次测验我均名列第一。
为了准备这次的奥赛，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见到母亲，我飞快地跑到邮局，给母亲报捷：“妈，我们入选国家队的6名队员中，惟有您的儿子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惟有您的儿子是首次参加全国数学奥赛便入选的队员，惟有您的儿子是满分……”
我在回天津准备赴阿根廷参加国际数学奥赛的时候，收到母亲托同学转给我的200元钱和一张留言条：“妈妈为你自豪，要谦虚，要为国争光！”捧着这笔“巨款”和纸条，我哭了。
按规定，我赴阿根廷参加比赛的报名费和服装费应统统自理。交完报名费，我肯定没钱买服装，我把必备的书籍装进我的小木箱，然后用塑料袋把装有母亲做的黄豆辣酱的瓶子包好，准备工作就结束了。
我正和同学们聊天，班主任和数学老师来了。他们是受学校委托，来检查我的准备情况的。当他们看着我依然穿着好心的老师和同学接济我的一身颜色、大小太不协调的衣服时，忙打开我的贮藏柜帮我挑选衣物，班主任指着我那件袖子接了两次、下摆接了3寸长的棉衣和那些补丁接补丁的汗衫背心说：“金鹏，这就是全部的衣服啊？……”他突然流泪了。我一下不知所措，忙说：“老师，我不怕丢人的。我母亲告诉我‘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穿着它就是去美国见克林顿也不怕丢人！”
最终，我的出国服装费是由天津一中解决的。我带着满心的感激于1997年7月25日飞抵阿根廷的海滨城市巴尔德拉马。
7月27日，考试正式开始。从早晨8点30分到下午2点，我们要整整做5个半小时的试题。
每二天的闭幕会上，要公布成绩了。首先公布的获铜牌的名单，我不希望听到我的名字；接着又公布获银牌的名单，中国队有一名同学获银牌；最后，公布金牌名单，一个，二个，第三个是安金鹏。我喜极而泣，心中默默的喊道：“妈妈，您的儿子成功了！”
“妈妈，我人生中最好的导师！”
我和另一位同学在第38届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分别获金银牌的消息，当晚便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播出了。8月1日，当我们载誉归来时，中国科协和中国数学学会为我们在首都机场会客厅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此时，我想回家，我想尽早见到我的妈妈，我要亲手把金灿灿的金牌挂在她的脖子上……
晚上10点多钟，我终于摸黑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门前。
那天停电，开门的是父亲，可一把将我紧紧搂进怀里的，依然是我那慈祥的母亲，朗朗星空下，母亲把我搂得那样紧……我把那块金牌掏出来挂在她的脖子上，畅畅快快地哭了！
8月12日，天津一中校礼堂里座无虚席，全校师生齐聚在这里为我夺得奥赛金牌庆功。我的母亲，这位普普通通的农妇和市教育局的领导以及天津市著名的数学教授们一起坐在了主席台上。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根本没有讲稿，不是我不慎重，而是我有满肚子的话要说，它们根本用纸记不完。那天，我说了这样一席话——
我要用我的整个生命感激一个人，那就是哺育我成人的母亲。她是一个普通的农妇，可她教给我的做人的道理却可以激励我一生。
我念高一那年，想买一本汉英大词典学英语。妈妈兜里没钱，却仍然答应想办法。早饭后，妈妈借来一辆架子车，装了一车白菜和我一起拖到40里外的县城去卖。我们到县城时已快晌午了，我早上和妈妈只喝了两碗红薯玉米稀饭，此时肚子饿得直叫。我真恨不得立刻有买主把菜拉走，可妈妈还是耐心地和买主讨价还价，几次反复后，终于一角钱一斤成交。210斤白菜应换来21元钱，可买主只给了20元。有了钱我想先吃饭，可妈妈说还是先买书吧，这是今天的正事。
我们到书店一问书价，要18元2角5分，买完书只剩下1元7角5分。可妈妈只给了我7角5分零钱去买了两个烧饼，说剩余的一元钱要攒着给我上学花。虽然吃了两个烧饼，可等我们娘俩快走完40多里的回家路时，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了。这时我才想起，我居然忘了分一个烧饼给母亲吃，她饿了一天的肚子为我拉了80里路的车！我后悔得直想打自己耳刮子，可母亲却边拉着车边对我说：“妈没多少文化，可妈妈记得小时候老师念过高尔基的一句话——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哩！你要能在这个学堂里过了关，那咱天津、北京的大学就由你考哩！”妈妈说这话的时候，她不看我，她看着那条土路远处，好像那路就真的可以通向天津，通向北京一样。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肚子不饿了，腿也不酸了……
如果说贫困是一所最好的大学，那我就要说，我的农妇妈妈，她是我人生最好的导师……
台下，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湿润了，我转过身，朝我双鬓已花白的母亲，深深地鞠躬……
阅后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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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天津一中唯一在食堂连素菜也吃不起的学生，我只能顿顿买两个馒头，回到宿舍泡点方便面渣就着大酱和咸菜吃下去；我也是唯一用不起草稿纸的学生，我只能用一面印字的废纸打草稿；我还是那儿唯一没有用过肥皂的学生，洗衣服总是到食堂要点碱面将就。可我从来没有自卑过，我总觉得我妈妈是一个向苦难、向厄运抗争的英雄，做她的儿子我无上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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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心声：
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贫困？怎么面对含辛茹苦的父母？安金鹏是一个非常好的榜样。安金鹏最能理解母亲的艰辛，最知道该用什么安慰母亲。因此，他越穷越有志气，越苦越有动力。初读这篇文章时，我曾几次泪流满面。后来每次再读，都依然感受如初。有许多青少年在成才的道路上遇到困难时，特别是遇到经济上的困难时，总是喜欢怨天尤人，总是抱怨自己出身不好。读了安金鹏那震撼心灵的故事，我们应牢记教育家徐特立的这样一句名言：环境越艰难越出聪明人，因为他要改变环境。
你同意我的观点吗？你一定还有更深更好的感受，请赶快记下你闪光的想法，时时提醒自己，将来你必成大器。
姐妹求学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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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霞陈志宏
1997年8月21日的下午，喜讯飞进湖北机床厂一个贫困的家庭——江洁、江莎两姐妹以548分的相同总分，双双考入武汉大学外语系。闻得喜讯，激动的泪水在母亲汪四娥枯黄、癯瘦的脸上流淌，她一把搂过两个孩子，嘴里喃喃道：“我的女儿，这几年苦了你们……”
一、
1994年9月1日这一天，湖北省重点高中武汉市第14中学女生宿舍内欢声笑语，新生们在家长的陪同下，背着大包欢欢喜喜地进入各自的寝室，就在这些喜气洋洋的家长们为孩子跑上跑下忙得不亦乐乎时，两个梳着长辫、穿着打了补丁衣服的姐妹背着简单的行李，手拉着手步入308寝室。不到5分钟，她们就将自己的铺位拾掇得整整齐齐，这引起了管理学生宿舍的吴荆凤老师的注意。
一个月以后的一天晚上，吴荆凤老师像往常一样查房。走到308寝室时，她发现寝室内惟独少了江洁、江莎两姐妹。“这么晚了，她们上哪儿去了呢？”她心里嘀咕着，走出宿舍，在校园里焦虑地搜寻着两姐妹的影子。半个钟头以后，才看到两姐妹急急忙忙地往宿舍赶。“你们到哪里去了？”“同学们叫我们上她家吃饭，所以回来晚了。”两姐妹不安的说。吴老师气不打一处来：“我看你们也不用住这里，干脆回家算了。”一听老师要撵她们回家住，姐姐江洁带着哭腔说：“我们知道自己不对，以后再不这样了。如果不让我们住在这里，回家就没脸见父母了，您就原谅我们这次吧。”
这以后，吴荆凤老师就开始留意这姐妹俩。正如她们所保证的，这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们晚回来过。她发现这姐妹俩身上穿的衣服总是又短又旧，很不合身。在她印象中，姐妹俩脸色不佳，几乎就是面无血色，苍白得吓人。有一天，吴老师爱人偶尔听到有人说食堂卖的饭菜学生不够吃。回到家中，向吴老师说到这事。吴老师立即找到食堂卖饭的师傅：“有个女生说她的饭给少了，怎么回事？”不等师傅解释，一个学生就回答道：“您讲的是江洁和江莎吧，她们两人合买一份饭吃，当然吃不饱。”“什么，她们中午合吃一份饭？”吴老师只觉得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时说不出话来。
见吴老师发愣，另一位学生又说，江洁和江莎不光是中午合吃一份饭，甚至连早饭也不吃，每天早晨喝一杯白开水就背着书包走了，晚上也从不上食堂买饭，只在宿舍里一人吃一包五毛钱的方便面。
等到晚上，吴老师找了一个机会，把两姐妹叫到学生宿舍的值班室里。“学习这么紧，你们怎么能不吃早饭，这不把身体搞坏了？”姐妹两个你望我，我望你，一时没有言语，最后江洁说实话：她们的父亲是湖北机床厂的工人，母亲是该厂食堂的临时工，父母亲工资加起来一共400元，加上民政局发的80元补助，便是一家人的全部生活费用。每个月，父亲给她们每人不到100块钱，扣去书费和杂费之后，所剩无几，只好在伙食上抠。吴老师说，钱不够，可以少吃一点，不吃饭总是不行的。两姐妹笑笑道，这笔账我们也算过了，发现不划算，吃得少不顶饿，不如不吃。还说她们已经习惯了，受得住。再说父亲给了她们钱后，一个月也只剩下100多元生活费，他们也不吃早饭。吴老师问她们这样经常饿肚子，胃疼不疼，江洁说，妹妹江莎向她传授了一个对付胃疼的好“经验”：只要将身子蜷缩一段时间，疼痛就减轻了。“上次我们回来晚，是因为一位同学知道我们吃不饱，非叫我们上她家……”
每天早晨5点半，教学楼的大门还没开，姐妹两人就已经站在门口读书了。夜里，寝室熄灯了，姐妹俩就坐在厕所的台阶上，借着厕所的灯光看书。有时吴老师走进寝室，看见别的同学在吃着父母送来的种种滋补食品，姐妹俩却缩在宿舍的一角，津津有味的吃着变了色的素菜。即使这样，她们还是很乐观。在这幢宿舍楼里，大家发现，这对姐妹好得如同一个人似的，形影不离。有一回，姐姐病了，妹妹江莎就一直在床边照看她。吴老师问，怎么不把江洁送医院，江莎红着眼睛说，我们没有钱。后来姐姐回家了，送走姐姐后，江莎一连几天神情恍惚，问她怎么了，她眼泪汪汪地说她想姐姐。
父亲每次来看望她们，姐妹俩都是非常欢喜，围着他嘘寒问暖。父亲除了带给她们一点新鲜的素菜之外，从来就没有带过荤菜。为此，吴老师忍不住向姐妹两个抱怨说：“你们的父亲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想办法多赚些钱？”两姐妹立刻帮父亲说话：“爸爸身体不好，‘文革’时被打伤了腰，妈妈除了要照顾爸爸，自己身体也不好，他们不是不想办法赚钱，实在是没有精力。”
临近高考期间，学校食堂增加了各种高档小炒，许多家长更是不时地到学校给孩子送各种营养品。而此时，姐妹俩的伙食水准却降低了。原来这段时间，学校不断征收各种费用，她们只好拼命在伙食上省。有时，姐姐见妹妹饭量大，便不肯吃饭，死活要把自己那一份让给妹妹吃。于是吴老师烧了鱼、红烧肉、鸡汤，叫同学给她们送去，怕她们不接受，谎称是她们姨妈送来的。高考那3天，父亲给了她们60块钱，但她们仅用了20块，剩下的又全交给了父母。
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江洁、江莎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