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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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士的荣誉规范从哪里起源？一切就是为了崇奉天皇？还是因为生活在不平静的火山之岛上，随时都应准备承受命运的打击？还是因为中国史前文化时期的神话传统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从而赋予武士们一种别的军人无法理解的力量？
日本对卢克的吸引力越来越大。1935年８月，他在《地缘政治》杂志上很有兴趣地读到了德国记者里哈德·佐尔格从东京写来的一篇文章：《日本的武装力量。它的状况。它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军事地理方面的后果》。其中谈到，“这里认为，日本在当代能否存在下去这一问题将不得不在战争中求得解决。这是不可避兔的。为此，必须无条件地动员国民和国家的一切力量。这正是日本全军上下的一致目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总动员’，这就是日本武装力量的指导原则。”
1934年１１月，军令部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书中郑重其事地宣称了日本的世界使命：“……它（指日本）准备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在创造人类永恒幸福的时候，我们应当无愧于担当起领导全世界的使命。”
这种调子来自遥远的国度，但却同德国人的心息息相通。在日本是如何挑选和培养那些准备为把日本的道德精神推广到全世界而献身的人呢？那股神的“春风”、卡米卡泽（日文神风二字的译音）是如何产生、如何获得无坚不摧的力量呢？
“在俄国的那一边，我们有如此强大的盟友，这真是好极了，”卢克想，“红军总得记住，是谁在他们的远东边界。对德国来说，有这样的盟友是一种幸运。”
卢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了几篇仑述日本民族性格的文章。有一篇引起了《法兰克福评论》的注意，这家杂志转载了那篇文章。
乌利里赫·卢克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致士兵》。大学毕业后，大约过了一个月，他接到阿申巴赫上校的邀请。
上校起身迎接他，这种做法是极为罕见的，甚至比他年长许多的人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也很少这样做。
上校说，他仔细地读了他的文章，留下了颇为深刻的印象。接着问道，有个想法，就是研究一个新题目：“致别国士兵”，不知卢克先生是否感兴趣。善于找到能对敌手发生心理影响的准确途径，这是一门十分有价值的艺术。
阿申巳赫想了想，说道：“我觉得，这个题目很有搞头，它给研究者以广阔的天地…假如我能得到您的赞同，我将尽力以一定的方式协助您工作……”
“那我太幸运了，阿申巴赫先生。”
卢克象所有找到发奋目标的人一样，开始收获勤奋劳动的果实了。仅仅和阿申巴赫这样的人物会晤就能说明许多问题，就能使情绪受到鼓舞。卢克的名声渐渐地大起来。
过了几天，阿申巴赫说：“卢克先生，如果我们请您稍稍往回收一收．离开日本，稍微往西一些，您看怎么样？……我请您注意一下俄国。我们能不能对苏联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有所认识？我倾向于认为，实际状况同布尔什维克在这方面的宣传可能差别很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您知道，我们情报的主要来源，我想强调一下我们的情报，是过去的白卫军，从俄国迁出来的地主和工厂主……他们的情报不能认为是客观的和反映现实状况的。再有一个来源就是我们外交人员的报告。可是，他们在苏联所能得到的机会非常之有限。至于到我国出差来的苏联专家，他们部是经过仔细审查的，对他们我们不抱任何幻想。不过，如果我们认真地做这项工作的话……
在卢克看来，俄罗斯精神就象一个谜，外国人是绝难理解的。从前，他曾经辑录过镇定自若的库图佐夫元帅说过的一段镇定自若的话：“我们钢铁般的胸膛无惧于任何狂风暴雨，也无惧于任何强暴：它是祖国的可靠屏障。不论谁碰到这座屏障，都会粉身碎骨……”可是，他回忆起，就是在库图佐夫以前的时代里，有许多人已经在这座“屏障”前面粉身碎骨了，而后来，丧命者则更多。卢克是一个十分细心、又极肯钻研的研究者，他不急于回答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懂得，当积累起比较多的材料、事实、数字的时候，也就是说，当有可能进入研究的最高阶段——进行分析的时候，答案有时会自己忽然得出来。
他不理解，为什么“布尔什维克赢得了革命”，为什么一个粮不足以充饥、衣不足以蔽体、被帝国主义战争折磨得无以复加的国家，居然能够在工农中建立起一支军队，一举粉碎了由经验丰富的统帅指挥、武装到了牙齿的白卫军。
这些统帅的对手都是什么人呢？不过是些没上过军事学院的红军指挥员而已。他们既没有雄辩的口才，也不知道西塞罗①、狄摩西尼、朱里·恺撒②。他们是从哪儿找到那些粗浅的语言，点燃了士兵的心？
他心中想，应该更多地读一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如果办得到，还要读一些列宁的书。于是，他把辑录了彼得大帝和苏沃洛夫、巴克雷德托里③和巴格拉将④对士兵进行战斗动员的讲话的卡片放在一旁。“先暂时放一放，它们反正不要吃喝。放在那里，将来也许会有用。暂时……“
【 ①马·图·西塞罗（前106一前43年），古罗马杰出的演说家、作家和政治家。——译者】
【 ②朱里·恺撒（前100一前44年），罗马杰出的统帅、政治家和作家。—译者】
【 ③米·波·巴克雷德托里（1761—1818年），俄罗斯统帅、元帅。—译者】
【 ④彼·伊·巴格拉将（1765—1812年），俄国统帅。——译者】
从那时起，乌利里赫·卢克便开始学习俄语。他一面读列宁的著作，一面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些做工种田的人都跟着列宁走，世界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能不能找到一种可以与之相对抗的力量？卢克明白，列宁的主要思想——权力应当属于创造世界全部财富的人——是很难驳倒的。于是便自我安慰地想：“不仅可以在阶级基础上把人们团结起来，还可以在民族基础上把他们团结起来。元首就证明了这种团结是多么牢固。”
卢克是个十足的刻板的公务人员。他很清楚交给他的这项工作意味着什么。不过他也知道，不能光靠书本去想象今天的苏联。他对能同坦年鲍姆相识感到由衷的高兴。
卢克不久就把我带到他们家里去了。他是单身，和父亲、妹妹安内玛丽住在一起。父亲是铁路工程师，妹妹是语言系三年级学生。她能讲法语，向往着索尔奔纳①。战争使她未能成行。她的容貌符合德国人对美的固定看法，也符合我的不那么固定的看法。
【 ①索尔奔纳系巴黎大学之一部，建于1253年。现在是法国巨大的科学教学中心。——译者】
安内玛丽有一头浅色头发，象是染过的，双肩略端，稚嫩痕迹犹在。她有两条象维罗尼卡那样修长的腿，以及很强的个性。不，准确些说，她具有很强的个性，外加其余的一切。据我理解，她只承认那些对她唯唯诺诺的男子的存在。这些男子必须从语言到眼神时时刻刻表明自己认为她是绝代佳人。安内玛丽说，既然她不能进修法语（政治妨碍了她），那就哪怕——她就是这样说的：“哪怕”——学一点儿俄语也好（还是得让政治帮她的忙）。
她每星期向我汇报一次读过的东西。我在她的本子上写下新单词，解释含义。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友好，无拘无束。
卢克不仅希望自己尽可能多地从我这里了解情况，他也希望我更多也了解，了解并热爱建立了新秩序的德国。他嘴里的“雅里安人”、“德国”、“祖国”这些字眼，全然不象我了常说的“俄罗斯人、“苏联”、“祖国”。他说“我们是雅利安人”，就好象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精明强干、最可尊敬的人”。卢克认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德意志之光”普照世界。他说，在俾斯麦时代，曾经把几百个德国姑娘送到非洲，嫁给了黑人部落的首领。我起初没有相信他的话，后来才知道，这不是卢克杜撰出来的。这样做并非是因为对那些首领有什么好感，而是出于一种起码的愿望，想尽各种方法渗入黑非洲，在那里获得某种影响，取得一块立足之地，以便有朝一日重新瓜分世界。当然，其中也包括非洲。
这样，当你置身事外的时候，才渐渐地开始对什么是“国际主义者”、“国际主义教育”有一种特别的理解。我曾经试着和卢克谈起这个题目，他微微耸了耸肩，说道：任何一种政治都是为一定的需要服务的。他说，共产党人为世界革命而奋斗，所以才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其他的国际主义口号。从这些口号必然得出各国人民一律平等和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这样一些论断．而国社党人认为，世界上各种人种的存在全都发端于上帝。上帝创造了各种不同的人种。一些人种天生就要领导另一些，统治他们。是的，就是统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有的人带领、领导、统治，有的人则臣服其下。亘古如此，永远如此。强者恒胜。如果大家一律平等，那就非天下大乱不可……卢克就是这么说的。
我一边细心地听他讲，一边思考着。我现在愈发常常陷入沉思，这使他很高兴。
是的，在这里我有很多感触，明白了许多道理。现在，我感到自己对祖国有一种十分特殊的、真切的感情，对它的责任感也更加强烈了。
我生活在一群极其自负的人们中间。他们陶醉于轻易获得的胜利。他们的道德原则的基础已经被毒化了。
他们相信自己是特殊的人，相信自己有权支配别的国家，统治别国人民。他们真的相信自己有权把二十世纪，以及今后若干世纪都变成法西斯的世纪。他们这些受蒙蔽的人，十分讲求实际，而且办法颇多。
我心中想着卢克，同时问自己：他的信仰到底有多深刻？他这样说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还是因为自己相信这些道理？……哪种情况更糟些，我也不知道。
假如卢克生活在具有另一种发展规律、另一种动力的社会里，他会有什么样的性格和观点呢？环境的影响是无所不能的。它可以使人自私自利，残酷无情……也可以培养人具有集体主义精神、互助友爱、舍己为人的精神……从幼年起，我便受到热爱祖国的教育。热爱它的过去，热爱它的文化，但绝不要让这种感情伤害和贬低其他国家人民的民族感情。而卢克受到的教育是热爱德国，但是傲视别的国家、别的民族。
他认为，个性是按照不依我们的理智为转移的规律形成的，我们每个人天生就具有侵略性和忠诚于本民族的精神。企图压抑人的这些本性，只能导致民族的蜕化。他认为，每个意识到自己力量的民族，应该证明自己具有这种力量。
他们已经开始证明这一点了。他们还要在什么地方继续证明这个论断呢？这种论证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侯才能结束？
卢克把我拉到占了整整一面墙的地图前指着城镇告诉我，新建成了哪些工厂和电站。他好象在强调，他对我是信任的。可是，我觉得，他进想使自己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
“您应该知道，我们有举世无双的飞机和坦克。这是最优秀的人们制造的。德国总是以具有伟大的学者而誉满天下。可是过去，这些学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为同一个目标服务。我们并不骄傲自满。我们一向喜欢默默地干自己的事，对自己说：让人家根据我的能力来评判吧。我们始终记着毛奇①和他说过的那句十分精彩的话：‘做得多些，表现得少些。’可是，不管我们怎样尽量‘表现得少些’，我们现在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可以干出一番怎样的事业来。”
【 ①赫尔穆斯·卡尔·毛奇（1800—1891年），一称老毛奇，德国军事家。著有军事著作多种，其军事思想在德国军人中有很大影响。——译者】
我将要在马利安圆柱附近同一个陌生人会面。这个人在走近柱子时会想道，我会不会把一条尾巴引来。他知道我是平生头一次干这个。他深信我没有经验。一个不当心的姿势，一句不慎重的话都会使自己招致怀疑。他不能转身，可是必须看清楚整条大街和整个广场（他正走近这个广场）。他必须精神集中，并装扮成一个心里十分坦然、轻松、不知如何消磨时间的人。他会主动向我走过来。
暂时，这是我唯一的指挥员，是把我和祖国联系起来的唯一一条线，因为我写给“爸爸”的那些信没有任何其他含义，那不是密码。
我觉得，这种接头方式不怎么合适。如果有人请我到什么地方去，那该如何是好？（前几天安内玛丽就曾经说过要带我去参观画廊，她说熟悉慕尼黑应该从这里开始，而不是从电影院、啤酒馆开始。我和她哥哥到这些地方已经去过两三次了。）卢克认为我是个完完全全的闲人，所以总是根据自己的时间约会……我一直都说“好吧”，十分客气地表示感谢。如果安内玛丽约我去画廊，我该怎么办呢？托辞……可是托什么辞呢？说不舒服？可是我那红扑扑的双颊岂不会泄露天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双须忽然变红了，就象一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那样．这也许是因为这里的空气，也许是因为本地啤酒的功效。说忙……可是忙什么呢？
我还有一个备用的接头时间。我可以不在16日，而在22日的同一个时间到同一根柱子接头，也会有人等我。可是，这６天对我这位陌生的同志该是多么难熬呵……他会想些什么，作什么样的推测，担心什么呢？
话又说回来，谁能担保我在22日这个严格规定的时间里一定会有空呢？为什么我在同意接头的时候，完全象个唯命是从的执行者？为什么没动动脑筋设想一下，实际情况将会如何，哪些小事会突然发生干扰？
的确，我知道电话号码，可是除非有特殊需要，我不能打电话。
应当问：“是图书馆吗？”
对方答：“图书馆是另一个号码。”
“对不起，问讯台告诉我的就是这个号码。”
“那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
“十分抱歉。”
说完这些预先规定好的话以后，过10分钟我才可以打第２次电话。
这时我就会得知，暗号已经联系上，并且转给了应该转的人，得知那位先生同意进行联系，准备来帮我忙。
现在，我才可以用另一部电话拨第２个号码。
如果不能打电话，那么对方就不说“在问讯台大概坐着一个心不在焉的姑娘”，而说“问讯台弄错了”。这就算完了，再也不要挂电话了。
我希望不要用电话。
应该好好睡一觉，要充分休息，起床以后头脑要清楚。
我的房间在二楼。一条螺旋形楼梯从大门口直通我的房间。不过，从院子穿过镶着玻璃的走廊（当厨房用），再走过饭厅也可以到我的房间。伯父的卧室在我下面。他每天晚上很晚才入睡，以为我早就睡着了。可是我听到，女管家乌尔苏拉大婶还在厨房里做活。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好象从来没有须略过男人的温存，因此对所有的男人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