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敲门 作者:[苏] 亚·基科纳泽-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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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她用温水洗了淋浴，然后，淡淡地描了眉。这是她平生头一次描眉（她心里想：“失眠把我弄得简直象只小白鼠……不，这样不行……一定要让他以为我一夜都睡得很好、很安静”）。
弗朗茨和伯父一起来到车站。伯父摘礼帽的次数比平时稍多些，抬得也稍高些：在送客的和离去的人们中间有不少人和他相识。如果侄儿不是左臂戴红袖章。而是戴一副尉官肩章，那退休少校也许会觉得更光彩些…
“没关系，问题不在军衔，他会有作为的。他会走出自己的路子来。在战争中，人的才干显露得快些，弗朗茨不是那种甘于默默无闻的人。”退休少校心中想道。
卢克在沉思，他始终和家人在一起，直到火车一声长鸣。他的父亲细长干瘦，满头白发，长得更象英国人。他目不转睛地望着儿子，不住地重复着：“多保重，上帝保佑你。”
乌利里赫·卢克自己没有家庭。３年前，妻子离开了他。她认为，丈夫光顾读书而不理睬她。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可爱的女人，出身于十分体面的门第。她只有一个不足之处：自命为倾国之色。卢克夫妇没有孩子，妻子认为这全怪乌利里赫，而乌利里赫虽然有足以驳倒这种说法的论据，却无法说服妻子。７年前，在一次愉快的学生郊游中，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太太。她槌球玩得很好。这位槌球的业余爱好者，原来是一个远洋轮领航员的妻子。在汽车上，她对乌利里赫羞怯的爱抚报以感激之情。现在儿子已经快６岁了，母子二人今天也来到车站，不好意思地站在一旁。
乌利里赫的父亲维尔纳．卢克日夜盼望抱孙子…他希望，哪怕安内玛丽的生活能顺利一些也好；现在，在站台上，他不时地看看弗朗茨·坦年鲍姆，心中想：为什么女儿一次也没有提起过他，为什么他这个作父亲的所了解的情况全不是从女儿那儿得知的？女儿从小便过分好自作主张……她故去的母亲就曾经担心过，安妮这种自作主张的脾气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谁知道。也许他们真的情投意合……
“爸爸，我马上就回来。”
安内玛丽走到弗朗茨面前。她心里说，决不露出半点儿悲戚的表情。她起初控制得还好，说话音调平稳，注视着弗朗茨的目光：
“我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你头脑聪明、心地善良，这样的人总会走运！我很高兴你和乌利里赫在一起。你永远记住，有人爱你胜过一切。这场战争不会拖很久。你回来后，我们将永远在一起，不再分离。”
安内玛丽紧紧偎依在弗朗茨胸前，突然感到双眼充满了泪水，她竭力擦掉眼泪。弗朗茨双手搂着她的头，温存地吻着她的眼睛，抱歉地微笑道：
“假如一切能由我自己作主，我哪儿也不会去。我会常常给你写信……也盼着你的来信。可是，你应该懂得，事有不测，如果很长时间没有消息，不要焦急。”
弗朗茨和伯父告别时，伯父对他说：“阿申巴赫上校给我打了电话，让我向你转达他的最良好的祝愿。他很遗憾不能同你告别。他的儿子也去俄国前线。”
乐队奏起了乐曲。
安内玛丽跟着车厢跑了几步．她满面泪痕，却又在微笑。
卢克抱住了弗朗茨的肩头。
“让我们喝两杯上路，你们俄国人是怎么说的，饮告别酒？愿我们一路平安。”
他们打开了军用水壶。
虽然在窗旁的小柜子里放着干净杯子，可是，他们还是按行军途中饮酒的规矩对着壶嘴喝。
隔壁包厢里有人唱起了雄壮的歌曲。
“朝家乡的方向走，高兴吗？”
“不知道亲人都到哪儿去了，也不知道他们都怎么样了…”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不过，只有一点令人感到欣慰：眼前这些不幸和牺牲都是为了将来，为了在世界上建立起秩序。”
“你还记得战争爆发前一个月我们那次谈话吗？你坚信这场战争不会发生，希特勒永远不会调转军队打苏联。”
“我记得，弗朗茨。那次，我们不知怎么谈起了……硬币……你付了啤酒钱，我还给你一枚硬币。那是在我们从小酒馆回来的路上……”
卢克从衣袋里掏出了一枚５马克的硬币，放在小桌上，仔细地端详着，努力回忆那次谈话。
硬币的一面是保罗·冯·兴登堡的肖像，另一面是画成圆形的“卐”和一只展翅欲飞的鹰。
“那时我说－－我们这只鹰同俄国那只双头老鹰不同。俄国那只鹰的一个头盯着西方，另一个头盯着东方，而我们这只只看着西方。当时你想起《我的奋斗》，说德国要在东方寻找生存空间－－我回答说，元首是个言而有信的人－－既然他同莫斯科缔结了条约－－天啊，政治终归是政治。我们谈话时哪能料到，没过几天便乘上开往明斯克的火车，而且在边境上谁也不会向我们要签证。朋友，我们来干一杯，愿这一切尽快合乎逻辑地结束。老实说，我很高兴有机会实际运用我对《致敌军士兵》的研究成果。很高兴有你这样的伙伴和同事。为我们能在一起共事干杯－－为我们的工作愉快、有益干杯，还为工作不会太久干杯。有人在慕尼黑等待着我们两个啊！”
我们来到明斯克。３天前，放映了一部新闻电影，介绍战俘情况。俘虏们穿着很不合身的长大衣，极力避开摄影机镜头。德国小兵递给一个中年战俘香烟。这个战俘满脸胡子，有一双斜视眼。他笨地转动着烟卷，看来，他从来没拿过烟。小兵开心地笑着，好象对观众们说，你们看吧，我们在同什么样的人打交道。现在你们该明白了，为什么我们的军队可以长驱直入，为什么战争很快就要结束了！
这些镜头一个个在银幕上闪过。卢克轻轻碰了碰我的胳臂肘，说道：“我希望你不会对决定留下感到后悔。你看，不然的话，你会站到哪一方面去了！坦率地说，我原来以为俄国军队不论外表，还是装备都应该更好一些。”此时此刻，我的心绪从来没这么坏过。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真理、公正、命运，那么就让这样一天到来吧：还是在这个大厅里，但却放映另一些镜头，红军战士挺进，法西斯匪徒逃命。他们四处逃窜，不时回头张望，当发现追赶他们的是摄影师时，才稍稍放慢脚步。
乌利里赫·卢克是按照教科书学的俄语。他可以用词联句。如果只有３个词，还能联得满不错；５个词，马马虎虎；如果是７个词，而且，没有用标点符号点开，那就只好叫我帮忙了。有时，他为了练习。也和我讲俄语。昨天就是这样。
“如果在俄语里可以象德语那样把３个词结合成一个，”卢克一面擦眼镜，一面往上翻着眼珠，幻想似地说，“我会学得快多了。今天夜里，我们有一件很重要的工作。让我们编写传单，然后用飞机投给被包围的俄国官兵。我的同行，我和你应当帮助这些士兵睁开眼睛，帮助他们保全性命，免得作无谓的牺牲。话不在多，但必须能打动他们的心。”
卢克从打字机旁站起身（打字机打的是一份俄文底稿），打开了咖啡壶的开关。他工作时，得喝许多咖啡，而且很浓；同时，他对我能不多睡觉但不少干活，而且无须咖啡帮忙感到十分惊讶。
……
我信步向克拉斯纳亚诺维村的村边走去。从原村苏维埃办公楼走50—60步便来到村外。再往远去就没有房屋了。一直到小树林，只有几条管道。克拉斯纳亚诺维村曾经几度易手，只有农庄图书馆奇迹般地残留下来。它就成了我们暂时的栖身之地。书都搬到草棚里去了，在３个房间和阅览室里放上了行军床，我们要在这里呆上几天。
在一条布满弹坑的乡间小路上，我看到一只小黑狗，它很象一头小熊。它不解其意地嗅着熟识的门坎，但却不敢认它，凄楚而微弱地汪汪叫着，呼唤自己的母亲。我把它拿在手里，抚摸着，它不再叫了。在我的衣服上留下了一些毛。我把狗放开，可是它继续尾随着我。我走得快些，它也快些。我坐下了，没再抱起它，而是用手搔它的脖颈。小狗惬意地眯起眼睛，好象忘掉了自己的一切痛苦。
我感到自己就象这只小狗。我茫然不解地走着，不敢认我的故乡。我也想低声呼救，可是谁会听得到呢？
德国人写道。“红军”这一概念已不复存在，布尔什维克很快就要投降，希特勒即将在红场检阅。
谁曾想到，战争会这样开始？
我回到图书馆。小狗一步不离地跟在我后面。我开一筒帕什得特罐头①，小狗急不可待地乱蹦乱跳。我先给了它一半，它一口吞了下去。于是，我便把盒子摆在它的面前，小狗吃光后，把它那只小黑鼻子所碰到的一切东西都嗅了一遍。它大概是为了表示起码的谢意，把堆在阅览室各个角落的书，一本一本地叼到我的跟前。马尔夏克、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可食用的蘑菇》、《溺水者抢救法》……还有一本皮萨列夫③的书。我无意识地翻阅着这本书，忽然看到作者对普希金和《叶夫根尼·奥涅金》的评论。天啊，对普希金怎么能做这么坏的评论呢？为什么我从前没听说过这件事，为什么偏偏现在看到了它？我翻了几页，感到自己不由自主地深深体会到皮萨列夫的思想，我在心中暗暗问自己：“怎么，难道普希金也不是普希金了吗？
……我们又坐上了火车，车子向东驶去。
卢克从箱子里拿出一本谢多勃良③的书，凑到灯前，埋头读起来。
【 ① 一种用野味、鱼、肉、肝等做成的罐头。一一译者】
【 ②季·伊·皮萨列夫（１８４０—1868年）。俄国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革命民主主义者。】
【 ③谢多勃良（1768—1848年），法国作家。──译者】
冰冷昏暗的灯光成半环状落在我们邻座乘客的身上：男的50开外，女的45—46。这对革命前的地主，马克西姆维奇夫妇。正重返“家园”。他明显地精神亢奋，每次停车都说声对不起，把灯关上，望望窗外，然后跑出去，带一把土或小石子回来，摆在自己的面前。长着一头淡黄头发的太太，不住地吸着香烟，她虽然竭力把自己打扮得年轻些，但并不怎么讨人喜欢。太太正在专心致志地摆牌阵，不理睬丈夫。
火车慢悠悠地走着。沿路防范很严，走在我们列车前面的是一列平板车。
卢克放下书，到隔壁一书车厢找熟人去了。我也出来吸烟。
我打开坎杰拉基临别时送给我的那个烟盒（我们还能再见面吗？），打着了打火机，就在这一刹那，一声巨响，好似天崩地裂。我一下飞了起来，向前、向着车门飞去。
我试图抓住窗旁的扶手，抓住突然间变得倾斜起来的地板，抓住门柄……我必须抓住什么东西才行……可是，我没抓住……我的脑袋撞了一下……
烟呛我的肺，辣我的眼睛，我苏醒了过来．灯已经灭了，我想站立起来，可是不行。我想大叫一声，可是只发出了一声呻吟，连我自己对自己也不满起来。
在拳击中，一拳被击昏后，难道就缓不过来了？喂，振作起来，强使自己站起来；乌利里赫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车厢先是歪在一边，而后又来了个底朝天。周围一片漆黑。
我用手摸到了一盏灯，它还有些温热，这就是说，我昏倒的时间并不长。我想爬回自己的包厢。我用手掌支撑起身体，伸手向前，不觉大叫一声，我的手伸到开水里去了。从“泰坦”式锅炉里正往外流水。
一种走投无路的感觉激励了我。我跪了起来，用全身的力量压在门柄上。这扇门通向通过台。可是，门卡住了，打不开。我又想打开附近一间包厢的门。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于黑暗，我看出了两个一动不动的人。
远处传来口哨声和枪声。
突然间，透过这轰轰声、嘈杂声和口哨声，我听出来——也许是我在臆想？——有人在叫我。我怔住了，心里想，如果不设法答应一声，我肯定要遭到这两个人的命运。我血流满面，感到自己越发软弱无力。可以爬到包厢的窗口，但喊声好象是从相反方向传过来的，这是不是乌利里赫在喊我？我又听到：“弗朗茨，你还活着吗？”我往回爬去。
在车厢走廊的尽头，出现了一个手持电筒的人，这正是卢克。
“我在这里。小心……这儿有热水。”
“一切都好了，弗朗茨，一切都好了。稍等一会儿。忍一忍，忍一会儿。”他把头探出窗外，喊道：“来人哪！”
卢克把我拖进一间包厢里，把手电筒挂在衣服的领钩上，摸到我头上的伤口，用手指按住。好长时间也没来人。他掏出手帕，盖在伤口上，再把我的手放在手帕上，吩咐说：“按住，别松手！”他迅速脱下军服，又脱掉衬衣，把衬衣撕破，给我包扎了脑袋。他这一切都干得十分从容，十分熟练。
终于来人了，电筒的光直射我脸。如果不把电筒挪开，我的眼球好象就要掉出来，脑袋也要裂开似的。
忽然，好象从很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半梦呓般的念头。也许这是因为我失血过多，觉得自己处于半昏迷状态。也许－－
我应该装作自己的感觉很坏。什么可伯的事也没发生。俄国人炸毁了列车，里面坐的尽是法西斯军队和从前的地主。他们炸得很漂亮，外加扫射一番。不过，对我们这节车厢他们倒是应该小心一点儿，不管怎样；这里面坐的是自己人，没有必要这么早就送他去见祖宗。既然我可以思考，这说明我的情况还不算太坏。乌利里赫给我包扎好，把我拖开，离那可恶的开水远些。我越来越感到左臂上有块烫伤，既然我感到四处疼痛，这就说明我的脑袋完好无损。现在我必须装作伤势沉重，必须让乌利里赫确信，是他救了我一命。其实，这也并非夸大其词，假如不是他……
我之所以想到这些，是因为我想起了塞顿·汤普森……人们往往更加珍惜自己在困难时刻帮助过的人，而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却未必如此珍惜。我要尽量装作失去知觉的样子……
我好象真的失掉了知觉。至少如何把我抬出去的，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你真能睡，” 第二天早晨乌利里赫说道，“已经８点多钟了。”
在地上铺着两件军大衣，我躺在上面，脑袋下枕着不知是谁的一个松软的公文包，里面可能是些替换的内衣。枯草在早晨散发出的气味同焦糊的味道混合在一起了。
“感谢上帝吧，” 乌利里赫说。“假如地雷晚爆作十几秒钟，你大概就得到那边去躺着了。”他用手往远处指了指。
游击队在路轨转弯的地方埋下了地雷。前３节车厢和火车头一起飞进地狱去了。我们这节虽然翻了个儿，可是在离悬崖５米的地方停住了。
地主马克西姆维奇的那位生满淡黄头发的妻子，双手捂着脸，无声地 泣不停。马克西姆维奇面朝行车方向坐着，死了。
从最近的一个车站开来了救护列车。我被放在担架上，抬到第一节车厢。假如我还有力气，我一定请他们不要把我放进这节车厢。我想，从今以后我绝不再乘第一节车厢了。
我住进了野战医院。
先冲洗了伤口，然后作了缝合手术。这条口子从头顶一直开到后脑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