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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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快结束了，白日越来越长。如今，奇迹一般，我自己生活中的黑暗在撤退。这一过程是渐进的，我慢慢复原。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发现所有的恐惧已处于边缘。我和朋友坐在一起抽着雪茄讨论哲学。是穿过苍白的春夜步行回家的时候了，我完全没有觉得恐惧在家等待我。
我依然被裹挟其中。也许是我最重要的经历。而它要结束了。我觉得它是地狱中的炼狱。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二
写于1996年解冻
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
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
在那些面具后面。
我抓紧桥栏杆。
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
（北岛译）
这首短诗只有五行，却写得惊心动魄。开篇时相当宁静：淙淙流水；喧腾；古老的催眠，用流水声勾勒出冰雪消融的景象，声音成为动力推动着诗继续向前：河淹没了汽车公墓，闪烁／那些面具后面，如果说第一行是声音的话，那么第二三行是画面，在这画画中出现了不祥之兆：汽车公墓和面具，汽车公墓即废车场，面具即报废的汽车。自然意象和工：业文明的意象在这里交汇，且在一种相当负面的阴影中。接下去，我抓紧桥栏杆，叙述者终于现身——在桥上。动作的突然性构成了紧张，暴露了叙述者的内心恐惧一一桥：一只飞越死亡的巨大铁鸟。这是个多么强烈的意象，首先在于其准确生动，再者充满动感而更紧迫更具威胁性。桥，这工业文明的象征竟意味着死亡。全诗从淙淙流水到桥，从缓到急，从和平到死亡，从古老到现代，戛然而止。
我忽然想到传统。托马斯拥有多么丰富的传统资源，自古罗马的贺拉斯到日本的俳句，从瑞典前辈诗人埃克罗夫到现代主义的宗师艾略特，从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艾吕雅到俄国象征主义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承上启下，融汇贯通，在一个广阔的背景中开创出自己的道路。
反观中国现代诗歌，不能不让人感到传统的一再中断。五四运动就是第——次中断，对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否定，造成早期白话涛的苍白幼稚。左翼运动的革命文学致使诗歌沦为宣传的工具，是第二次中断。而第三次中断，是〃九叶派〃后中国诗歌的巨大空白。〃今天派〃出现后，代沟纵横，流派林立，恶语相向，互相掣肘，使本来非常有限的传统资源更加枯竭。没有传统作后盾，就等于我们的写作不断从零开始。
自八十年代初起，大量的西方作品泽介到中国。在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相遇过程中，有一个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主义必然是反传统的。我本人就深受这一看法的影响。其实这完全是误解。
我最近在一次访谈中说：〃这些年在海外对传统的确有了新的领悟。传统就像血缘的召唤一样，是你在人生某一刻才会突然领悟到的。传统博大精深与个人的势单力薄，就像大风与孤帆一样，只有懂得风向的帆才能远行。而问题在于传统就像风的形成那样复杂，往往是可望不可及，可感不可知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意象与境界的重视，最终成为我们的财富（有时是通过曲折的方式，比如通过美国意象主义运动）。我在海外朗诵时，有时会觉得李白杜甫李煜就站在我后面。当我在听杰尔那蒂？艾基（C；ennady Aygi）朗诵时，我似乎看到他背后站着帕斯捷尔纳克和曼杰施塔姆，还有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尽管在风格上差异很大。这就是传统。我们要是有能耐，就应加入并丰富这一传统，否则我们就是败家子。〃
十三
1990年初，我漂流到瑞典，在斯德哥尔摩一住就是八个月。1985年那个令人眩晕的夏天一去不返。我整天拉着窗帘，跟自己过不去。若没有瑞典朋友，我八成早疯了。
那年我常和托马斯见面。
一张托马斯在花丛里的照片标明：1990年8月4日。那天早上，我和李笠乘轮船直奔蓝房子，结果坐过了站，被抛在另一个岛上，下一班船要等好几个钟头。李笠说服了一个住在岛上的老头，用汽艇把我们送过去，老头说什么也不肯收钱。
那天布罗斯基也在。他1972年离开俄国，再也没回去过。几乎每年夏天，他都到斯德哥尔摩住一阵，据说是因为这儿的环境气候最像他的老家彼得堡。我头一眼就不喜欢他，受不了他那自以为是的劲头。此后又见过面，都改变不了这第一印象。布罗斯基对托马斯倒是很恭敬。他曾老老实实承认，他的某些意象是从托马斯那儿〃偷〃来的。
我们坐在阳光下喝啤酒，懒洋洋的。大家倚在蓝房子的扶手台阶上，用拍立得（Polaroid）照相机轮流拍照。他们的小女儿玛利亚（Maria）帮忙收拾杯盘，她长得很像莫妮卡。他们有两个女儿，都住在斯德哥尔摩。
李笠、布罗斯基和玛利亚赶傍晚的一班船回斯德哥尔摩，我留下来，住在蓝房子旁边的一栋小木屋里。那夜，我失眠了。树林里的猫头鹰整夜哀号。
算起来，从那时到托马斯中风只剩下四个月。只有托马斯自己，在1974年发表的唯一一首长诗《波罗的海》预言了这场灾难。8月初，我从瑞典搬到丹麦，临走前跟托马斯夫妇来往最频繁。他们一到斯德哥尔摩，马上打电话过来。和中国人在一起，饭局是少不了的，几杯酒下肚，托马斯总是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从没见过像你这么高的中国人。〃
11月初，我在丹麦奥胡斯（Aarhus）刚落脚，托马斯就跟过来朗诵。我像傻子一样，坐在听众中间。现在想起来，那是天赐良机，在托马斯即将丧失语言能力以前。他嗓子有点儿沙哑，平缓的声调中有一种嘲讽，但十分隐蔽，不易察觉。他注重词与词的距离，好像行走在溪流中的一块块石头上。朗诵完了，听众开始提问。有个秃顶男人和托马斯争了起来。我还是像傻子一样，头在瑞典语和丹麦语之间扭来扭去。我从来没见过托马斯这么激动过，他脸红了，嗓门也高了。
朗诵会后，主持人请我们一起吃晚饭。问起刚才的争论，托马斯只说了一句：〃那家伙自以为有学问。〃我想为一起来听朗诵的同事安娜讨本诗集，他把手伸进书包，孩子似的做了个鬼脸——没了。没了？我有点儿怀疑。没了！他肯定地说。
一个月后，他拒绝再和任何人争论。听到他中风的消息，我很难过，写了首诗给他，听莫妮卡说他看完掉了眼泪：〃你把一首诗的最后一句／锁在心里——那是你的重心／随钟声摆动的教堂的重心／和无头的天使跳舞时／你保持住了平衡。。。。。。〃
一晃七八年过去了，托马斯真的保持住了平衡。
我第二天一早飞回美国，得早点儿动身回斯德哥尔摩。晚饭吃得早，有鱼子酱、沙拉和烤鱼，餐桌上点着蜡烛，刀叉闪闪。烛光中，托马斯眼睛明亮。莫妮卡时不时握握他的手，询问般地望着他。饭后，我们回到客厅，打开电视，正好是晚间新闻。政客们一个个迎向镜头，喋喋不休。莫妮卡和安妮卡笑起来，而托马斯表情严肃，紧盯着电视。一会儿，莫妮卡关上电视，端出她烤的苹果馅饼。我们正有说有笑，托马斯又用遥控器把电视打开。莫妮卡告诉我，托马斯觉得有责任监督那些愚蠢的政客。
1990年夏天，我的确在蓝房子过夜时失眠，莫妮卡证实了这一点。那么第二天早上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跟托马斯去采蘑菇。我们穿上长筒胶靴，笨拙得像登月的宇航员。走着走着下起雨来，林中小路更加泥泞。托马斯走在前头，用小刀剜起蘑菇，搁嘴里尝尝，好的塞进口袋，坏的连忙吐掉，说：〃有毒。〃
十四
拉丁文
1946年秋天我进了高中的拉丁部。那意味着新的老师，其中最重要的是布克恩（Bicken）。他是我们班的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大于我愿意承认的，当我们个性发生冲突时。
他成为我的老师以前的几年中，我们有过一两次戏剧性接触。有一天，我迟到了，沿着学校的走廊奔跑。另一个男孩从相反方向猛冲过来。是G，我们邻班的，以专横霸道闻名。我们尖叫着突然停下来，面对面，并无意避免冲突。这突然刹车导致极大的敌意，我们在走廊相持。C抓住时机——他右拳击中我的腹部。我眼前一黑，倒在地板上呻吟。G消失了。
清醒后，我发现我在盯着一个俯下身来的人。一个拖长的哀怨而歌唱般的声音绝望地重复：〃怎么了？怎么了？〃我看见一张粉脸和修剪利索的粉白胡子。脸上表情充满担忧。
那声貌属于拉丁文和希腊文的老师，外号布克恩。幸好他没有盘问我为什么会横在地上，为我不用搀扶自己走开而似乎感到满意。他的担忧和助人为乐，给我留下了好心人的印象。这一基本印象维持不变，即便在我们发生冲突的时候。
布克恩外表时髦，甚至有点戏剧化。通常是深色宽边帽和短斗篷陪伴他的白胡子。冬天在户外衣着极少。远观他仪表堂堂，近看却总是一脸茫然。
布克恩被慢性关节炎所折磨，明显跛足，而他尽量行动敏捷。他进入教室总是挺戏剧化的，把公文包扔到他的书桌上；紧接着，几秒钟后我们就确切知道其情绪好坏。天气明显地在影响他的情绪。在凉爽的日子，他的课令人愉悦。当低气压盘旋在我们头上而乌云密布，他的课在枯燥焦虑的气氛中爬行，时不时被不可避免的暴怒打断。
在人的分类中，很难想象除了当老师他还适合干别的。甚至可以说，很难想象拉丁文老师以外的行当。
在学校的倒数第二年，我自己用心写起现代诗来。同时，我迷上了古老的诗歌。拉丁课从关于战争、元老院和执政官的历史课本进入卡塔拉斯（Catullus）与贺拉斯（Horace）的诗歌。我学到了很多。通过形式，某些东西可上升到另一个层次。毛毛虫的腿消失了，展开翅膀。人永远不要失去希望！
唉，布克恩永远不会想到我怎么被那些古典的诗章所俘虏。对他来说，我只是个蔫淘的学生，在校刊上发表费解的四十年代式的诗歌——在1948年秋天。他看到我的努力，连同对大写和标点符号的一概回避。他对此义愤填膺。我被看成是野蛮浪潮中的一部分。这样的人对贺拉斯肯定是彻底免疫的。
在一堂课上，当我们穿过和十三世纪生活有关的一段中世纪拉丁文后，他对我的印象更糟了。那是个阴天；布克恩在受罪，某种愤怒蓄积待发。他突然抛出问题，我回答了。那是我想缓解那压抑气氛的一种条件反射。布克恩大怒，并不止于此，他甚至在期末给予我〃警告〃。那是写给家里的简短评语，以示该学生在拉丁课上的疏忽。由于我的作业分数都很高，这一〃警告〃只能假定针对的是一般性行为，而非拉丁课的表现。
在学校的最后一年，我们的关系有所好转。那时我在通过令人兴奋的考试。
就在那时，贺拉斯的两种诗歌形式，开始找到进入我写作的途径。而我不知道布克恩对此是否在行。古典格律——我是怎么用上它们的？一念之差。我认为贺拉斯是当代的。如此纯真才变得老练。
——摘自《记忆看见我》
十五
对一封信的回答
在底层抽屉我发现一封二十六年前收到的信。一封惊慌中写成的信，它再次出现仍在喘息。
一所房子有五扇窗户：日光在其中四扇闪耀，清澈而宁静。第五扇面对黑暗天空、雷电和暴风雨。我站在第五扇窗户前。这封信。
有时一道深渊隔开星期二和星期三，而二十六年会转瞬即逝。时间不是直线，它甚于迷宫，如果紧贴墙上的某个地方，你会听到匆忙的脚步和语音，你会听到自己从墙的另一边走过。
那封信有过回答吗？我不记得，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大海无边的门槛在漂荡。心脏一秒一秒地跳跃，好像八月之夜潮湿草地上的蟾蜍。
那些未曾回答的信聚拢，如同卷层云预示着坏天气。它们遮暗了阳光。有一天我将回答。在死去的一天我最终会集中思想。或至少远离这儿我将重新发现自己。我，刚刚抵达，漫步在那座大城市，在125街，垃圾在风中飞舞。我喜欢闲逛，消失在人群中，一个大写T在浩瀚的文本中。 （北岛译）
狄兰·托马斯：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北岛
一
1953年11月4日凌晨两点，狄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独自走进白马酒家（White Home Tavern）。这栋建于1880年的木结构的房子，位于纽约曼哈顿格林威治村附近，是由码头仓库改装的酒吧，过去主要顾客是码头工人。一个多钟头后，他回到附近的旅馆，跟女友丽兹（Liz）说：“我干了十八杯纯威士忌，我想这是纪录了。”然后昏睡过去。早上他醒来感到胸闷，要呼吸新鲜空气。丽兹陪他到白马酒家，他又喝了两杯啤酒，回到旅馆，由于呼吸困难、呕吐、腹痛等症状，请来医生，给他服用大量的吗啡。是夜，不见好转，他被送到纽约一家罗马天主教私立医院，陷入昏迷状态。
像大多数爱尔兰男人一样，狄兰喜欢酗酒。这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在家，他就会感到安全。他给赞助人卡尔泰妮（Caetani）公主写信时，提到自己酗酒的问题：“我在故乡，在任何我喜欢的地方，我很忙，喝酒一点儿也不可怕，我很好，好极了，快乐且不害怕，尽是那些挺不赖的废话，总之一个傻乐的伙伴只图说个痛快，从来不会变成无益、偶然、丑陋和不幸的行动，有条理的骚乱，清洗中的忧伤，过度的荣耀，我所知道不知道的世界。”而一旦离开家乡，他对酗酒和自我毁灭感到惧怕。正是四次美国之行最终导致他的死亡。
第一次美国之行是1949年。邀请他去的是美国诗人兼评论家布朗宁（JohnMalcolm Brinnin）。他一直想请狄兰到美国来，当他担任希伯来人青年男女协会的诗歌中心的主任时，终于如愿以偿。狄兰显然被曼哈顿征服了，他写道：“这泰坦尼克之梦的世界，高人云霄的巴比伦，一切难以置信的富裕和陌生。”他很快就找到几家爱尔兰酒吧，最喜欢的是白马酒家，也许因为又昏暗又故旧，让他想起伦敦的酒吧。
狄兰一系列朗诵获得空前的成功。布朗宁记述了他来美国的头一次朗诵，当时他病得很重，甚至吐了血。但他一上台，“肩膀笔直，坚定地挺胸昂首向前”。他带给美国的是一种全新的朗诵方式。朗诵结束时，全场起立欢呼。另一个目击者认为，普通听众根本不在乎他那些难懂的诗句，狄兰用声音——那痛苦与欢乐的紧箍咒征服了他们。
由于自己没上过大学，在写给妻子凯特琳（Caitlin）的信中，他承认自己对那些高等学府的畏惧心理：“那类我正要进入的不可知的鬼地方”。但他应付自如，在二十九天中朗诵了十七场，场场爆满，美国听众被顺口独特的魅力震住了。
在一个女演员的回忆录中，记述了狄兰的，劣迹。她问狄兰为什么来好莱坞。狄兰说，一来他想摸摸金发碧眼的小明星的乳头，再者想见见卓别林。那个女演员满足了他的愿望，先让他用手指蘸香槟消毒摸她的乳房，然后带上他与卓别林和玛丽莲·梦露共进晚餐。而狄兰在饭前就喝醉了，卓别林很生气，把狄兰赶走，他说伟大诗歌不能成为发酒疯的借口。狄兰的答复是在卓别林家门廊的一棵植物前撒了泡尿。
在美国获得的成功，使他难以拒绝各种诱惑，特别是酗酒。他意识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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