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玫瑰 作者:北岛-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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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天成就一个人,并非易事。洛尔加扎根格林那达,在异教文化的叛逆与宽容中长大;自幼有吉普赛民歌相伴入梦,深入血液;父慈母爱,家庭温暖,使个性自由伸展;三位老师守护,分别得到艺术(社会和文化的滋养;与作曲家发亚(画家达里交相辉映,纵横其他艺术领地;马查多等老前辈言传身教,同代诗人砥砺激发,再上溯到三百年前的贡古拉,使传统融会贯通;从格林那达搬到马德里,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转移;在纽约陌生语言中流亡,再返回边缘;戏剧的开放与诗歌的孤独,构成微妙的平衡;苦难与战乱,成为无尽的写作源泉。
九
1934年10月西班牙北海岸矿工起义,随后遭到弗朗哥将军的残酷镇压。1935年5月初,内阁改组,包括五个极右组织的成员,并将摩洛哥任职的弗朗哥调回,正式任命为总司令。不久,保守政府切断了财政支持,“巴拉卡”陷入危机。
洛尔加在朗诵排戏的同时,卷入各种政治活动。他谴责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暴政,声援两国作家和艺术家,并在反对埃塞俄比亚战争的公开信上签名,为入狱的年轻诗人赫尔南德兹呼吁。
在巴塞罗那上演新戏期间,达里的妹妹阿娜到剧院来看望他,她比以前更美了。他们去咖啡馆小坐,一直在谈达里。洛尔加终于和达里见面,这是7年来第一次。那年秋天他俩常来常往。他抓住每一次机会证明他对老朋友的感情。有一次在巴塞罗那书店朗诵,他专门念了那首《萨尔瓦多(达里颂歌》。他们计划一起合作写书配画,但并未实现。几个月后,两人友谊重又落到低谷。
1936年元旦,洛尔加收到从牛郎喷泉寄来的有镇长和近50名村民签名的贺年卡,上面写道:“作为真正的人民诗人,你,比他人更好地懂得怎样把所有痛苦,把人们承受的巨大悲剧及生活中的不义注入你那深刻之美的戏剧中。”
6月5日,洛尔加过38岁生日。他从来不想长大,时不时深情地回首童年。一年前,他曾对记者说:“还是我昨天同样的笑,我童年的笑,乡下的笑,粗野的笑,我永远,永远保卫它,直到我死的那天。”他还开玩笑说,他怕出版纽约的诗集,那样会让他老去。
西班牙政局进一步恶化,濒临内战边缘。在马德里,左右派之间互相暗杀绑架,血染街头。除了1919年格林那达的冲突,洛尔加从未经历过象马德里7月初那样血腥的暴力。他变得越来越神经脆弱。他总是让出租司机减速,叫喊道:“我们要出事了!”过马路他要架着朋友的胳膊,随时准备跳回便道上。
7月13日,得知一个右翼领袖被暗杀的消息,洛尔加决定马上离开马德里。他和一个朋友几乎整天都在喝白兰地。他激动地吐着香烟说:“这里将尸横遍野。”停顿了一下,“不管怎样,我要回格林那达。”晚9点,他按响他的小学老师家的门铃。在老师的询问下,他回答道:“只是来借两百比索。我要乘10点半的火车回格林那达。一场雷雨就要来了,我要回家。我会在那儿躲过闪电的。”
回家第二天,本地报纸就刊登了他的消息。西班牙内战开始了。7月20日,支持右翼的格林那达要塞的军人起义,占领了机场和市政厅,逮捕了省长和新选的市长,那是洛尔加的妹夫。三天后,他们完全控制了局势。到处在抓人,每天都有人被处决。
长枪党分队接连不断到洛尔加家搜查,第三次他们把洛尔加推下楼梯,又打又骂。他们离去后,洛尔加给一个写诗的年轻朋友若萨勒斯(Luis Rosales)打电话,他三个兄弟都是长枪党铁杆。若萨勒斯马上赶来。他提出三个方案:其一,逃到共和派控制的地区;其二,到一向保守的法亚家避风;其三,搬到他们家小住,待局势稳定下来再说。第三个方案似乎最安全。当天夜里,父亲吩咐他的司机把洛尔加送到位于格林那达市中心的若萨勒斯家。
8月15日,长枪党再次冲进洛尔加家,威胁说若不说出去处,就要带走洛尔加的父亲。走投无路,他妹妹说出实情。
次日晨传来洛尔加妹夫被处决的消息。下午一点,一辆汽车停在若萨勒斯家门口,下来三个军官,领头的是原右翼组织的国会议员阿龙索(Ruiz Alonso)。他早就恨死了洛尔加。若萨勒斯的母亲边阻拦边打电话,终于找到一个儿子。那儿子赶来,问洛尔加犯了什么罪。 “他用笔比那些用手枪的人带来的危害还大,” 阿龙索答道。洛尔加被带走,先关在市中心的政府大楼,18日凌晨被转到西北方山脚下的小村庄,和一个中学老师及两个斗牛士一起关在旧宫殿里。看守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告诉他们要被处决,让他们做临终祷告。“我什么也没干!”洛尔加哭了,他试着祷告。“我妈妈全都教过我,你知道,现在我忘光了。”
四个犯人被押上卡车,来到山脚下的一块空地上,周围是橄榄树林。在破晓以前,一阵枪声,洛尔加和三个同伴倒在橄榄树林边。
曼德尔施塔姆:昨天的太阳被黑色担架抬走北岛
一
我是从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中头一回听说曼德尔施塔姆(Mandelstam)。这套四卷本的回忆录,几乎是我们那代人的圣经。爱伦堡是俄国作家,十月革命前被放逐巴黎,他见证了若干历史事件和人物,包括二十世纪众多伟大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们至今都不知道,是哪只手浑水摸鱼,在这套专为高于阅读的内部读物(即所谓黄皮书)中,选上包括《人·岁月·生活》在内的近百部世界文学的现当代重要作品的。后来赶上文化革命的混乱,最终落到我们手中。我常为我们这一代感到庆幸,若没有高压和匮乏,就不会有偷尝禁果的狂喜。如今我走进书店,为自己无动于衷而恼火。波兹曼在1985年出版的《娱乐至死》一书中说:〃奥威尔害怕的是那些强行禁书的人,赫胥黎担心的是失去任何禁书的理由,因为再没有人愿意读书。〃〃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娱乐成为我们的文化精神。〃
在高压与禁忌的年代,《人·岁月·生活》成了我们窥视世界的秘密窗口。这书我不知读了多少遍,由于四卷并非按顺序到手,那阅读方式特别,像交叉小径,就在这小径上我和曼德尔施塔姆不期而遇。
说到《人·岁月·生活》,让我想起赵一凡,我是从他那儿借到这套书的。在北京,他家是禁书和地下文学作品的集散地之一。我是通过我的邻居和一凡结识的,时间大约在1971年。一凡的岁数至今都是个谜,估摸长我十来岁。他自幼下肢瘫痪,嗓音尖细,脑袋硕大无比。初次见面的印象是混乱的,他似乎既羞怯又自持。那时友谊往往取决于政治上的信任程度,而我们并没做任何政治试探,一下就谈到文学和书,就像对上了暗号。我把我的诗给他看。他让我把诗留下,并答应帮我找书,包括《人·岁月·生活》。
他和家人住同一大院,在后院另有自己的小屋,很僻静。一凡行动不便,还是常骑车外出。那时没有电话,每次撞锁,我就在他门口的信箱留个字条。即使一凡在家,我也并非总是幸运的。他会摊开厚实的手掌,慢吞吞告诉我,书还没到他手上,让我过几天再来。好在那时人有的是耐心。
《人·岁月·生活》是1960年在苏联出版的,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尚未平反,故有的地方闪烁其辞,特别是他生命的结局,爱伦堡只提了一句:〃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1938年春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仿佛身披黑色大氅,在交叉小径上消失。
爱伦堡这样写道:〃我们俩都生在1891年,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比我大两周。我听他读诗的时候常想,他比我聪明,比我年长得多。但是在生活里,他在我的眼中却是个任性的、心胸狭窄的、忙忙碌碌的孩子。他多么讨厌啊,我考虑了几分钟又立刻补充说:又是多么可爱啊!在他模糊的外貌下面,隐藏着善良、人道精神和灵感。
〃他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他喜欢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他总是坐在椅子边上,有时突然跑开,幻想一顿精美的午餐,订一些稀奇古怪的计划,滔滔不绝地说得出版商厌烦不堪,有一次他在费奥多西亚召集了一批富有的‘自由派人士',严厉地对他们说:‘在最后审判时,问到你们是否了解曼德尔施塔姆,你们就回答说:不了解。问到你们供养过他没有,如果你们回答说,供养过,你们的许多罪行就会得到宽恕。〃'
一凡精力过人,可几天几夜不睡觉。他识字特别多,很多字典都是由他做最后的校对。我把自己写的小说给他看,他先挑出一堆错别字,把我气得够呛,好像我的写作生涯非得始于字典不可。就在他那拉上帘子的屋角,有一台照相翻拍机,那肯定是当时最先进的复制设备,让人肃然起敬。而他更善于手抄,不仅抄诗抄小说,还抄友人书信。他这爱好让人望而生畏,那是不愿留下任何证据的时代。可我们后来办《今天》,幸亏有一凡,不少失传的诗稿都是他提供的。我一直怀疑,那套《人…岁月…生活》就是他的,但当时不便多问。这书在地下流通渠道的含金量很高,换来不少黄皮书,我跟着沾光。
〃凡是第一次在出版社的会客室或咖啡馆遇见曼德尔施塔姆的人,都会觉得他面前是一个最轻浮的、甚至不会思考的人。实际上曼德尔施塔姆很会工作。他不是在桌子上写诗,而是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大街上,在草原上,在克里米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的群山中写。他谈到但丁时说:‘阿利吉耶里写诗时踏遍了意大利的羊肠小道,磨破了多少鞋掌、多少牛皮鞋和多少平底鞋啊。'这番话首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他的诗是一字字一行行写成的,他成百上千次地修改;有时一首诗起初意思很清楚,但经他一改就复杂化了,几乎让你看不懂,但有时相反地倒变得清晰了。他酝酿一首八行诗往往用几个月,一首诗的诞生也往往使他惊讶不已。〃
一凡的公开身份是街道团支部书记,这多少带有某种神秘色彩,其实他的政治观点跟其公开身份是一致的。他那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像他脑袋一样庞大健全,争论起来我根本不是对手,我刚要发火,他总是眯起眼睛,宽厚地笑了。好在我们都酷爱俄国文学,从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到阿克肖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从《罪与罚》到《人·岁月·生活》。
〃然而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最热爱的还是俄语和俄国诗。‘由于整整一系列的历史原因,希腊文化生气勃勃的力量把西方让给了拉丁文化的影响,它在不育的拜占庭稍事逗留,便一头扎进俄语的怀抱,把希腊化时代的世界观独特的奥秘和自由表现的秘密传给了俄语,因此俄语就成了发音发光的实体。。。。。。〃'
1974年底,我刚完成中篇小说《波动》的初稿。我带给一凡看,他劝我把手稿藏在他那儿比较安全,因为他的公开身份。我先答应了,想想不妥,第二天就取回来。约两周后,我像往常那样骑车到一凡家,刚要敲门,蓦然发现门上贴着公安局的封条。还没缓过神,就被一帮居委会老太太团团围住,盘问我跟一凡的关系及我的单位。我撒了个谎,冲出重围,骑上车仓惶逃窜。回家惊魂未定,估摸那七八万字的小说,一凡不可能一夜之间抄录在案,但那躲在屋角的翻拍机还是让人肝颤。在种种不祥之兆下,我开始转移手稿信件,跟朋友告别。
曼德尔施塔姆最初是十月革命的拥护者。爱伦堡写道:〃我是在莫斯科认识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的,后来我们常在基辅索非亚大街上那个希腊咖啡馆中见面,他在那儿向我朗诵了描写革命的诗:啊,执法如山的人民,你是太阳,在沉闷的岁月冉冉升起。〃
二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我熟悉这里的每滴泪水,
每条街巷,我熟悉孩子们的血脉线路。
你回到这里,快快吞下列宁格勒沿河
街灯的鱼肝油!
快些熟悉这十二月的日子,
在这不祥的油脂中拌着黄土。
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
死者声音的地址。
我住在肮脏的楼梯间,被带着布撕下的
小铃敲打着我的太阳穴。
我彻夜不眠等待好友的来临,
门的锁链像镣铐微微抖动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菲野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这非常熟悉的城,
熟悉到每道纹理,孩提起就在此周游。
你回到了这里,那就赶快大口地吃吧,
吞食列宁格勒河上航标灯的鱼肝油!
你就赶快地辨认十二月的一天吧,
一枚蛋黄被拌进了暗淡无光的焦油。
彼得堡!我暂时还不想死去:
你那里还有着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握有一些地址,
根据它们我能找到死者的留话。
我在一段黑色的楼梯上生活,
连根拔下的门铃打在我的太阳穴上。
我彻夜不眠地等待亲爱的客人,
门上链锁的镣铐被弄得哗哗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刘文飞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了我的城市,这像眼泪,血管,
和童年的腮腺炎一样熟悉的地方。
你到家了,那就赶快去吞一口
列宁格勒河岸鱼肝油般的灯光吧。
趁还来得及,去跟十二月的日子相认吧:
美味的蛋黄已经拌进了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想去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一些地址,
我能从那儿召回死者的音容笑貌。
我住在楼梯问里,
嘈杂的门铃撞击我的太阳穴,撕裂了那儿的皮肉。
我彻夜等待着可爱的宾客,
门上的链子,就像镣铐哗啦哗啦响着。
1930.12
(杨子译)
列宁格勒
我回到我的城市,熟悉如眼泪,
如静脉,如童年的腮腺炎。
你回到这里,快点儿吞下
列宁格勒河边路灯的鱼肝油。
你认出十二月短暂的白昼:
蛋黄搅入那不祥的沥青。
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
你有我的电话号码。
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
我住在后楼梯,被拽响的门铃
敲打我的太阳穴。
我整夜等待可爱的客人,
门链像镣铐哐当作响。
1930年12月,列宁格勒
(北岛译)
我选出《列宁格勒》的四种中译本,足想让大家看看翻译的差异有多大。这多少有点儿像黑泽明的电影:四个译者像证人,对同一事件讲的故事完全不同。好在文本比事件可靠些,并非死无对证。这四种译本中,菲野和刘文飞是从俄文译的,杨子和我是从英文译的。为慎重起见,我参考了三种英译本,包括美国著名诗人默温(w.s.Merwin)和别人的合译本。
我一向推崇菲野译的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但这首《列宁格勒》却让我失望,粗糙马虎,居然丢了关键的一段,或者说把两段合并了:彼得堡!我还有可以听到/死者声音的地址。(彼得堡,我还不愿意死:/你有我的电话号码。/彼得堡,我还有那些地址/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开篇就有很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