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何以失范 江新华-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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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舍恩事件是21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大的科学作弊案，受到影响的不仅是他个人，并且包括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誉的贝尔实验室、马克思·普朗克研究所、以及《科学》和《自然》杂志。科学界的权威都能够被一个“小青年”胡弄得团团转，可想而知，在科学研究中伪造数据、弄虚作假的危害有多么严重。据说，国内有些大学钱多得花不完，於是悬出以下赏格：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奖金一百万人民币。不知道这个悬赏是在鼓励学者呢，还是在刺激骗子。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能让中国学术界的骗子在世界上曝光，花个一百万人民币，值！
5 印度库曼大学：校长剽窃案（主要参考文献：Maylie； D。 Physics prof’s article found plagiarized； Raj； G。 Plagiarism scandal brewing； Pande； S。 Academic Scandal Rocks Kumaon University）
2002年春天，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卡拉什收到了一个匿名电子邮件，邮件的内容是告诉她印度库曼大学（Kumaon University）的校长拉吉普（Balwant Singh Rajput）剽窃了她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而与拉吉普一同剽窃的一个学生还要因为这篇剽窃的论文获得一项国际奖项。卡拉什在最初没想对此采取什么行动，但她后来听说库曼大学物理系主任被突然解雇，她决定插手。因为她认为这位主任是由於调查这桩剽窃案而丢掉工作的。
卡拉什在这年10月起草了一封给印度总统的信件，该信有七名斯坦福大学物理学教授（其中三名是诺贝尔奖得主）签名。在这封信中，卡拉什写到：“一代极有天赋的印度物理学家已经得到国际物理学界的广泛认可，并且为印度物理学带来了极大的荣誉。如果印度科学的这个崇高的声誉被少数几个剽窃者所败坏，那真是太可惜了。”虽然这封信没有能够直接到达印度总统的手中，但通过互联网络和权威学术刊物的报道，印度总统得知了这个事情，他於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经过两个月的调查，这个委员会认定拉吉普剽窃案成立。2003年2月，拉吉普被印度政府撤了库曼大学校长的职务。
评论：库曼大学剽窃案与东南大学校长顾冠群剽窃案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主角都是大学校长，操刀剽窃的都是他们的学生，最后两个大学校长都把责任推给了自己的学生。但这两个案子的最大不同点是结局：印度的剽窃校长被解雇，而中国的剽窃校长则纹丝不动。中国政府在等什么呢？难道在等洋人教授写控告信？难道还需要诺贝尔奖得主的签名？顾冠群案不处理，中国科学的声誉，如果还有的话，就一定会败坏在这些学术小偷的手中。
6 迟到的惩罚（主要参考文献：Starr； D。 Revisiting a 1930s Scandal； AACR to Rename a Prize；Hagmann； M。 Researcher Rebuked for 20…Year…Old Misdeed。）
康乃琉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1898…1959）是美国著名癌症专家。在癌症研究领域，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青年科学家大奖，Cornelius P。 Rhoads Memorial Award，具有极高的地位。2003年，主持这个奖项的美国癌症研究学会（AACR）决定把康乃琉斯·罗兹的名字从这项有二十多年历史的大奖中去掉，理由是他不再适于充当青年科学家的楷模。为什么呢？
原来，在2002年，波多黎各大学的一位生物学教授偶然发现了康乃琉斯·罗兹在三十年代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罗兹咒骂波多黎各人是世界上最脏、最懒、最下流、最好偷盗的民族。“这个岛屿需要的不是公共卫生事业，而是滔天的海浪或能够把这个种族彻底灭绝的灾难。”罗兹在这封信中还说，“我已经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使这个灭绝进程向前推进：我杀了八个人，并且把癌细胞植入了另外几个人的身体。”虽然美国癌症研究学会组织的调查没有发现罗兹杀人或转移癌细胞的证据，但它得出的结论是，这封信本身就足够把他的名字从这项大奖中剔除。AACR接受了这个建议。
1999年，德国马克思·普朗克学会（The Max Planck Society）主席发出了一项正式“谴责”（censure），被谴责的对象是著名生物学家、马克思·普朗克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dical Research）的主任彼得·西伯格（Peter Seeburg）。原来，西伯格在20多年前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参与了人类生长激素基因的克隆。1998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与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就这项发明专利打起了官司，西伯格在法庭作证时说，他在1978年加入这家公司时，把这个基因的克隆也从加州大学带了过去。而且，他们后来在Nature上发表论文时，还伪造了这个克隆的来历。
这篇证词一经公布，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主席马上组织了调查。后来，由於那家生物技术公司向加州大学交纳了两亿美元赔款，这个官司在庭外和解，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的调查才终止。最后的处理决定是针对西伯格坦白的在发表论文时伪造数据，而不是“偷窃”基因克隆，因为在当时，加州大学尚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西伯格后来决定把自己从专利赔偿中所得的数百万美元捐献给慈善机构。
评论：从上面这两个例子来看，国际学术界中，尽管存在一些问题，但由於它的自我调控机制比较好，所以最终总能够伸张正义，铲除邪恶。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存在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进化机制。这个机制在中国目前的学术界根本就不存在，所以说，中国学术界是在向坏的方向发展，并且是在加速发展。从另一方面讲，罗兹的丑恶面目在他死去四十多年后终於暴露于世，他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而中国那些踩着工农大众的脑袋往上爬的学者是否也能够被死后鞭尸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九 结论：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行文至此，本该是笔者下结论的时候了。但我倒要先问一问中国学术界的那些人大代表，那些大学校长，以及中国科协的那个什么委员会：中国的学术腐败问题到底是被夸大了还是缩小了？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是被社会污染了，还是它正在污染着社会？你们自己说一说，中国的学术界到底有多腐败？！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企望这些人会良心发现，承认中国学术腐败的现实。本文所举的事例，他们早都知道，而且知道得比别人还要多，还要详细。他们之所以闭着眼睛说瞎话，是因为他们的立场，他们的利益：学术腐败的严重性如果让政府和社会知道，他们这些人，或者说他们这个“阶级”，在这个“社会转型期”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就可能会烟消云散。所以，即使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他们也要大声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立场是和整个社会对立的，他们的利益是和中国公众相违的。
不过，这些学术腐败“低估派”的呼吁倒是件好事，它至少把学术腐败问题摆到了台面上，人们可以自由地讨论这个问题。最可恶的是那些闷头搞学术腐败的家伙：任凭你怎么批，怎么骂，只要他的职不被撤，只要他可以继续搞腐败，他都不在乎。名，我所好也，利，我所好也。名利不可兼得，舍名而取利也。这也就是中国目前学术界的一大特点─“笑贫不笑娼”：不管你的学术水平多么低劣，不管你的道德修养如何败坏，只要你有权，只要你能搞到钱，你就是中国学术界人人景仰的大腕儿和大师。
那么，到底应该如何定性中国的学术腐败呢？应该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
大学诞生于十二世纪的欧洲，而现代科学诞生于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在中国，现代学术界，也就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研究领域，最多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但在过去的大约十年里，中国的学者却把这个代表人类文明的大厦中的“中国馆”糟蹋成了污秽遍地、邪恶横行的权学、钱学交易市场。我不禁要问：他们哪来的这么大本事？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也许有人会问：是否可能给中国的学术腐败定定量呢？可以。2002年，就北大王铭铭抄袭事件，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说：“王铭铭抄袭事件只是冰山的一角”。（佚名：代表委员提醒：一流大学建设谨防3大误区）。200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先生在回答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问题，“（学术）腐败到底到什么样的程度？普遍到什么样的程度，有没有百分比？”时说：“我想如果在自然科学界的话，有10％也许有。”（中央电视台：邹承鲁：痛击科学腐败）。应该说，这个10％的比例只是对腐败人数的估计，也只是一个估计的下限，因为它仅包括了学术行为腐败，而没有包括高层次的学术腐败。其实，即使是10％，它也意味着中国的院士队伍中，有上百人是腐败院士；中国每年上万的新科博士，有数千是腐败博士；中国的几十万教授大军中，有几万人是腐败教授；中国每年几千亿元人民币的科学研究开发和高等教育经费，有数百亿元被学术腐败给吞噬掉了。
事实上，学术腐败分子吞噬的不仅是国家的财富。他们还在腐蚀这个民族的文化基础，败坏社会的道德风气，毁掉中国的“科教兴国”之梦。学术腐败对中国最大的危害就是它在破坏一代青年的良知，使这个腐败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梁勇：莫让学术腐败的风气玷污了孩子；楚舟：“剽教授”后面必有一批“窃学生”）。从这一点来说，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比吏治腐败和经济腐败都要大。实际上，学术腐败是吏治腐败、经济腐败势力的宣传部、后勤部、培训部，他们为社会上的腐败势力造舆论声势，给他们提供精神给养，为他们培养后续人材。学术腐败是中国社会的心腹大患！
章太炎曾把社会的腐败分成两种，一种是“土崩”，一种是“鱼烂”。土崩是从外面开始，一层一层地崩坍，而鱼烂则是从里面开始，一直向外烂。可以说，中国的学术界目前就处在鱼烂状态：它就象一具金缕玉衣包裹着的腐尸，从外面看金碧辉煌，但它散发的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它腐败的程度。
中国学术界目前的状况不禁使人联想到中国科举制度崩溃的前夕。当时也是士风日下，举人遍地。翰林回乡，根本就没有了往昔的荣耀，富商大贾一改往日对他们的巴结奉承，相反，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清朝的末科状元刘春霖在夺魁之后到各地拜访高官，俗称“打秋风”，饱受冷遇。（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与现今的博士、教授贬值，何其相似！一位清末考生参加中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时的所见所闻是这样的：头场拆魁星、二场捉枪手、三场偷号灯。“士子之无行至此，科举虽欲不废，不可得也。”（钟毓龙《科场回忆录》，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秦汉至晚清历史的一种社会学阐释）。这又与现在的大学考场多么相似！
历史很少有偶然的巧合，而今年又恰逢中国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百周年。那么，菜教授满街走，水博士到处流，窃学生遍校园的现象，是否预示着中国学术界的腐败势力盛极而衰、行将灭亡呢？就在猴年的钟声即将敲响之际，传来了上海“某名牌大学”的九名博士生集体炒导师鱿鱼的消息。（姜澎：不甘长作编外“雇员” 上海九名博士生怒炒导师）。这新年的钟声，是否是中国学术腐败势力的丧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