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3期-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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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柳五儿的冒险行为给她和她母亲带来了几乎灭顶的灾难，多亏最后宝玉出面“顶缸”，平儿推行了“大事化为小事，小事化为没事，方是兴旺之家”的政策，平冤决狱，使柳氏母女化险为夷，躲过一劫。但柳五儿经过一夜的囚禁，身遭摧残心被羞辱，一病不起，而且，即使她健康了，经历了这样的官司，也难再提进怡红院的事情。五月之柳的酣梦，被惊醒，破灭了。
抄检大观园后，一批丫头被撵，芳官也被王夫人亲自训斥发落，王夫人先斥责芳官“调唆宝玉无所不为”，芳官毕竟是芳官，她笑辩道：“并不敢调唆什么。”王夫人也就笑道——那应该是冷酷的狠笑——“你还强嘴。我且问你，前年我们往皇陵上去，是谁调唆宝玉要柳家的丫头五儿了？幸而那丫头短命死了，不然进来了，你们又连伙聚党遭害这园子呢……”这确实是奴隶主的语言，王夫人这样的经验老到的贵妇，最惧怕的就是奴仆的“连伙聚党”。
柳五儿夭折了。这应该是曹雪芹的原笔。高鹗续书时把她起死回生，还设计了宝玉对她“承错爱“的情节，当然他有他的创作自由，但在我读来，总觉得那是画蛇添足。柳五儿怀着热切的梦想，要进入怡红院，但是她的一次“偷渡”失败，令她不仅梦碎，最后还短命夭折。天下所有亟欲进行生存空间的转移，而竟事败梦碎的卑微生命，同来一哭！
６
我也曾一度觉得，柳五儿那样向往去当稳一个女奴，实在是空间认知与抉择上的一个失误。
顺着那样的感觉，可以很顺溜地推导出来一串逻辑：柳五儿的正确抉择，应该是去寻觅农民起义的空间，投奔其中，并将自己的生命火焰，在那样的空间里燃放出夺目的光彩。
把目光投向现实，似乎就应该谴责那些力图将生存空间移往境外，或在国内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同胞。
但是，冷静下来，我就觉得，《红楼梦》里所描绘的生存空间，真实可信，其中每个生命的空间追求与存在状态，都包含着一定的天理。
生命都是平等的。寻求幸福是每一个生命的天赋人权。对生存空间的选择，可以用自己觉得是正确的理念加以引导，却不可轻易对他人进行谴责，进行粗暴的禁制。现在世界各个不同空间之间的生命流动，包括我们中国国内不同空间，对进入也都是有游戏规则的。不应该违规。
但是，归根结底，是要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使人世间的不同空间，逐步地减少贫富差距，提升公平度，增加机遇率，奖励而又抑制强者，善待而又激励弱者，容纳异见，提倡协商，和谐共存，相依相助。
愿脚下的这片土地，能够终于具有人家那些空间的优点，而减弱所有空间都还难以消除的那些缺点，愿２０００年“多佛惨案”那样的事例，终成远去的噩梦。
静夜里，因《红楼梦》的柳五儿，竟浮想联翩到这样的程度。感谢曹雪芹，你的文字，启迪、滋润着我的心灵。
２００６年３月８日绿叶居
与领导关系密切的花荣
谈 歌
谈歌男，１９５４年生于河北保定。１９７８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家园笔记》、中短篇小说《大厂》和《天下荒年》等。现为河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
花荣绰号小李广，射箭射得好，属于有特殊技能的人才。如果放在现在的企业里，他的角色应该是副总工程师一类的人物。
读《水浒传》，花荣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也是跟宋江关系非常密切的人物之一，是宋江核心圈子里的人。以至于他陪宋江陪到最后（小说的作者大概也不愿意让他提前死去）。电视剧写他死在了宋江的怀里，其实这是改编了原著的情节。小说里，他是跟着吴用一块上吊的 。上吊前吴用还一劲儿劝他别这样想不开：花荣老弟啊，你还是别死了。我是光棍一个，我把你喊来，是指望你把我埋了。你跟着我凑什么热闹啊？你可是有妻儿老小呢。花荣泄气地说，吴大哥啊，您也甭劝我了，我也算看透了，还是死了吧。您看这事儿闹的，我的日子也不好过了。你想啊，领导都怀疑咱们了，咱们还能过得好吗？宋大哥已经死了，收拾我还不是迟早的事啊。家里的事，我也想开了，一则我还有些存款，够他们娘儿几个过日子的了；二则也有亲戚朋友照顾他们。死就死吧，我这样活着也没大劲了。说了这些，花荣就上吊了。
看花荣最后的结果，这倒是一个想得开放得下的人物。古今中外，能把生死看开的人可是不多。花荣算得上一个了不起的人了。可是这个人物却写得平平淡淡，没有什么特色。理由有二：
其一，读罢《水浒传》，感觉作者还是非常注重花荣这个人物的，很是注意用了一些笔墨。自他一冒头儿，场场戏大概都离不开他，到处撒胡椒面，足见作者对这个人物是用足了心思。可是花荣这个人物的表现还是稀松平常。一百二十回本，花荣从清风寨出头露面，一直到最后，紧跟宋江屁股后头上吊，他几乎没有什么大戏。读到这里，总觉得花荣这个人物可有可无。
其二，他与宋江的关系亲密非常，他如何就成为了宋江的心腹，这里边有什么内情？书上没有讲，我们也不好硬猜。书中只是交待了一句，讲花荣与宋江是旧相识，“上次见面后，分外想念。”什么时候见面了？书中也没有交待。他们或者是表亲？或者是老同事？花荣在起事前，是一个知寨。什么是知寨？是宋代管理基层村庄的治安部门。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乡里的派出所。花荣就是一个派出所长，基层干部。论本事，他就会射箭，枪法的本领不及林冲一干人出色。而且董平的双枪，张清的没羽箭，也比之有胜。他怎么能这样受到宋江重用呢？
读者一定注意到了，花荣上梁山之后，简直成了麻将桌上的混子，什么事情他都能掺和进去。举凡梁山泊重要重大的军事活动，都少不了花荣的参与，而且常常放在中军或者先锋这样重要的位置上。无论是三打祝家庄，打江州，攻打高唐州，大名府战役，曾头市战役，花荣总是在其中。后来的对辽作战，讨王庆，征方腊，也都少不了花荣在军中的重要位置。可是这里边就有了一些很尴尬的现象，花荣很少冲在第一线，即使他挂了先锋的虚名，也是别人向前冲。他的任务似乎就是躲在后边放放冷箭。负伤挂彩的事儿当然轮不上他了，但每次论功行赏，他肯定要拿第一线的奖金。这是毫无疑问的。以至晁盖死后，宋江重新安排干部（即排座次），花荣的位置（即级别），也非常靠前，第九位。这当然是宋江的安排。读者要问，这是为什么？凭什么让花荣进常委啊？
谈歌试着分析一下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对干部的使用情况吧。
花荣上梁山之前，梁山泊干部的使用是由晁盖一个人说了算的，梁山的干部安排基本上是按照上山前后来安排。也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论资格，按先来后到，按参加工作年限。这样的用人制度，势必压制一些年轻的后来的工龄短的能干的人才。这是典型的平均主义做法。但是这样做也有一条好处，即可平息单位里的工资人事纠纷。有人把平均主义比作一件旧棉袄，说看着破旧碍眼，可穿在身上舒服暖和。梁山泊这种干部任用办法，一直延续到晁盖去世。晁盖这样做，自然有晁盖的难处。我这里讲一件企业涨工资的旧事，“文革”结束后，全国企业调了一次工资，不是普调，是为了奖勤罚懒，不搞平均主义。调资政策，不论参加工作年限，只讲贡献大小；调资面积，规定是企业人数的百分之四十。这一下子就乱了。这贡献怎么比啊，你贡献大？我还贡献大呢。我记得那一年，各企业告状的，闹事的，乱成了一锅粥。人事关系恶化，上下级关系紧张。各个企业都好像闹了一次地震。而这次地震的余波，在许多企业持续了很长时间。当时企业的一些领导人发牢骚说，想搞乱企业吗？那就给百分之几的人涨工资吧。
中国是一个有着平均主义传统的国家。近二十年来，当平均主义已经悄悄地退出了我们的主体生活之后，我们对竞争两个字已经司空见惯。而现在年轻人很难想象，当年的平均主义是怎样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观念。那些年月里，中国人就在那一个怪圈里冲撞着，很难走出来。
晁盖也不容易走出这个怪圈。他实行论资排辈安排干部的办法，虽然老套，却也是梁山泊这个刚刚成长壮大的企业的权宜之计，或许晁盖也知道这样做会挫伤一些职工的积极性，可是其正面效果却是避免了干部队伍中的人事纠纷。对于王伦集团的留用人员，除林冲外（因为林冲在铲除王伦的政变中，是立了大功的），晁盖基本采取了让他们坐冷板凳的措施，统统放到了基层。一朝天子一朝臣，历来如此，朱贵他们大概也深知这个道理，自己历史上有追随王伦的污点，被留用也就不错了，从没有闹过关于级别待遇的意见。梁山后来上山的人，各自有各自的特殊情况，或许是晁盖没有考虑到的。这些人都有些入股的味道，因为他们都是一股一股入伙上来的。这样，晁盖原来安排干部的办法就有了松动，也就有了另外一个标准，即看你入股多少。这样，花荣就钻了一个空子，按照书上的情节，本来是宋江带着花荣王英燕顺黄信秦明等一大帮人上山的，可是半路上宋江回家了，他就把带路的事儿交给了花荣。这样花荣就成了这一帮人的领头人了。所以，他的位置也便靠在了前边。写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忌妒，你花荣这个带路人纯粹是拣来的嘛，要是宋江让别人带路呢？这里边不就没你花荣的戏了嘛。话是这样说，花荣带路是偶然的，可宋江让花荣带路却是必然的。老宋就信任花荣啊，这么多人上梁山，谁带队啊？交给你们别人我不放心啊。大家都别眼气。宋江当了第一把手之后，干部政策随之改变。对晁盖的老班底，宋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他留下了吴用，这是一个技术型人才，梁山上的一些经济政治布局，离不开他的谋划。他是必须留在常委里的。还有一个公孙胜，原也是常委里的成员，但是排座次之前，他就告过一段长假，说是去看他师傅，打高唐州的时候李逵和戴宗费大劲才把他请回来。公孙胜这是闹情绪，其中原因一定是人事上的，他或许不满意宋江的干部安排。如果按照一个聪明人的心态来分析，公孙胜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掺和过多，矛盾会更加深了。所以他不管事，想请假就请假，落得一个自在。如此分析，公孙胜是有大聪明的。宋江也乐得这位道爷不管事儿，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策略。余下的晁盖班底，如阮氏兄弟，就没有安排高级别，但是也不太低。总归他们弟兄三人，人多，不好都得罪。还有一个刘唐和白胜，都是参与了黄泥岗劫生辰纲的老同志了。刘唐的位置向后排了，白胜大概因为有在狱中变节的那一段历史问题，虽然向上级领导都说清楚了，可这是不能原谅的，干脆做了一般的基层干部，倒数第三，跟时迁一个级别了。
而这场权力重新分配中，花荣的位置是第九位，明显是进入了核心领导班子了。这是宋江的刻意安排，是宋江用了心思的。可是，依他的作为与贡献，他是不应该坐到这个位置的。可是这是宋领导的安排啊，别人能怎么着？你能说宋领导任人唯亲？宋领导说了，你莫非还让我任人唯疏不成？
我们日常生活中，花荣这样的干部不少。其实他们并不用干什么，他们的待遇总是很好。一些出头露面的事情，他们也都能赶上。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他们与第一把手，或者董事长关系密切。你绝不能眼气这些人，他们与一般意义上的马屁精不同。他们大都是有一技之长的。他们比一般人的能力强，他们的人格也不低下。提拔他们这类人，只是领导的意愿，或许他们自己并没有努力地争取过什么，但是领导总是把好处给他们。现成的例子，我认识的一个同事，他参加工作比我晚得多，他的机关工作经验也未必怎么样，可是领导就很赏识他。于是，他的官路走得很顺当，尽管他进入领导班子之后，只是一个位居第五的人物，可是领导把人事权力给了他。而且单位里的一些重要的活动，一次也少不了他。单位的人都很尊敬他，可又说不清楚他到底什么地方值得大家尊敬。他能力一般，水平也一般，这的确是一个不好说明白的人物。
这似乎就是花荣现象。
有一个学问很大的朋友对我分析过这种人物情况。这种人物，一般来说都很忠于上司，如果不是人品上出问题，一般来说是不会给某个环境带来危害的。可是话反过来，如果这种人物品质上出了问题，那么他们带来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
谈歌想，花荣应该在人品上是靠得住的，因为他的脑袋一直长在宋江的脖子上。自从结识了宋江，他的脑子似乎就没有思考过。宋江让他怎么着，他就怎么着，以至于宋江死了，他活得也就没大劲了。这应该是他上吊的第一原因。
南国“就食”
程绍国
程绍国１９６０年生于温州，《温州晚报》编辑。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小说和散文。曾获《中国作家》“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
１９６１年９月底，郭小川派人把林斤澜叫到中国作协。郭小川那天脖子上锁着一条鲜红的领带，领带结粗大。人很有精神，很有激情的样子。他吩咐林斤澜和刘真一起，奔赴四川成都，会合前辈作家沙汀、艾芜，访问贵州，主要是访问云南。日期行程，到地或分或合，一概宽松自由。郭小川又用闲谈口吻，说到沙汀、艾芜都是短篇高手，艾芜抒情，沙汀乡土，刘真不是也短篇也抒情吗？而且指出，林斤澜着重跟沙汀，刘真跟艾芜。
后来的作协官面文件上，有“让青年向前辈学习”、“给两代作家交流的机会”云云。林斤澜当时心想，这不是到西南“嘻嘻”吗？——“嘻嘻”是温州话，当年“旅游”这个词还没有生产出来。
不料，时隔３６年后的１９９７年，林斤澜又访问贵阳，当年负责接待的胡维汉，已是贵州省文联主席。胡维汉说当年中国作协给他们的介绍信中，有两个字一般不见于公文，因此入脑不忘。这两个字是“就食”，“就食分会”云云。林斤澜说，“就食”，当是郭小川的笔墨，看来不仅是作家活动，解决“吃”也是一个重要内容。小川诗人用心良苦。
林斤澜说，郭小川比他大４岁，但政治资格老。延安时，在三五九旅当过王震的秘书。１９５５年担任中国作协秘书长，次年兼任党组副书记。是作协中比较天真、正直的一个人，还认为“在作协工作就要有创作”，他和时任作协一些负责人有隙，因此他的日子并不好过。或者说，他是作协高层中比较痛苦的一个人。林斤澜说，１９６１年，郭小川正急着离开中国作协，他却干了这件事。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四人帮”已经完蛋，郭小川即将仰天长啸的时候，可是他在河南安阳的一个招待所意外死亡。他长年痛苦的积习，是喝酒、猛吸烟、吃大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