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3期-第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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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８日，“四人帮”已经完蛋，郭小川即将仰天长啸的时候，可是他在河南安阳的一个招待所意外死亡。他长年痛苦的积习，是喝酒、猛吸烟、吃大量的安眠药，那天药后烟头点燃了衣被，窒息身亡！
林斤澜认为郭小川死得可惜，因为中国出色的文艺官并不多。
林斤澜说，刘真是个特殊的人，特殊的作家。１９３９年，她９岁当了红小鬼，曾被伪军抓过、打过，折磨过。建国前一直过戎马日子。但她每天坚持学五个字，后来便坚持写日记，１９４８年，写了两篇通讯。１９５２年，进北京的文学讲习所进修，当时每个学员都有一位老作家指导，刘真的老师是严文井。林斤澜说，和他一起访问西南之前，刘真已经出名，那时她有影响的作品是《好大娘》、《春大姐》。她后来的代表作是《长长的流水》，这是西南回来以后写的。女作家中，刘真的成就，在茹志鹃之上。
林斤澜说，刘真是个责任感、创作欲很强的作家。她没有受过任何正规教育，性格直率、单纯、大爱大恨，动不动告状。她告过好多人，包括她的首任丈夫，她丈夫是文学讲习所的一个行政股长，材料竟是对她说的私底话！她似有一个神经质的毛病。西南回来后，刘真状告林斤澜叛国出逃，“文革”中林斤澜被弄得苦不堪言。这是后话。
林斤澜又说，大体上说，刘真是个好人。
话说林斤澜和刘真到了成都，见了沙汀和艾芜。沙汀对到黔滇去，兴趣不大。是艾芜动员了他。他总是显得勉勉强强的。沙汀艾芜齐名，沙汀原姓杨，艾芜本姓汤，两个姓氏都带着《易经》的“易”。后来用的笔名都是两个字，一位两个“水”旁，一位两个“草”头。两位同是四川人，同年（１９０４）生，同年同月（１９９２年１２月）死。青年时，是成都师范学校同班同学。困顿时曾教书，又同是混饭吃，志趣从来同在文学上。三十年代，同在上海参加左联，“出道”就同是左翼作家。
１９３１年，一同给鲁迅写信求教，鲁迅回信，成了著名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两位说，因为他们“熟悉”“小资产阶级”，或“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虽然也曾看见过好些普罗作家的创作，但总不愿把一些虚构的人物使其翻一个身就革命起来……”
鲁迅回信，除了“选材要严，开掘要深”云云，还说：“总之，我的意思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不必硬造一个突变性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
在上海，沙汀艾芜亦步亦趋，很难分离。艾芜爱上一个女工，而这个女工到南京去了，艾芜写信叫她回上海，她反而叫艾芜到南京。艾芜非常苦恼。沙汀自告奋勇到南京做说客，可是无果，艾芜大哭。沙汀慌了，和同乡、“左联”秘书长任白戈商量，后来是任白戈介绍了写诗的蕾嘉，和艾芜结了婚。１９３４年１２月，艾芜厌烦了上海，携妻到济南，沙汀去送行，艾芜一再对沙汀说：“无论如何，你也要到济南来！”后来，沙汀真的去了。
艾芜曾经被捕，沙汀非常着急。后来得到鲁迅捐助五十元钱，沙汀才和任白戈到律师史良那里，让史良把艾芜营救出来。
林斤澜一生，第一个崇拜的作家是鲁迅。鲁迅那封信建国后经过多次各取所需的诠释，几成经典。林斤澜对前辈作家向来尊重，又更加尊重重艺术的作家，当年对沙汀和艾芜是真心佩服的。便是现在，他还说起沙汀的《记贺龙》和《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得好，艾芜的《南行记》写得好。他举例说：“《在其香居茶馆里》，写兵役问题。可他有巧思，是个短篇，却写出众生相、社会的多个面目，深刻，小说有多层的寓意。”（林斤澜认为总体上，沙汀写得比艾芜要稍强）因此，在成都，遇见两位前辈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激动。他说：“我凡事不论大小，都问了这位又问那位。”林斤澜毕恭毕敬。
林斤澜很快发现，两位性格和地位区别很大。沙汀外向耿直，犹如烈火，艾芜内向平静，好像秋水。艾芜沉稳，少言寡语，沙汀骄纵，哇啦哇啦说话，毫无顾忌。——沙汀是周扬的左右手，是西南文艺界的领袖，封疆大吏是也。艾芜也有虚衔，曰四川省文联名誉主席，当然不是实职。沙汀四十年代在重庆曾家岩喝酒，周恩来就笑劝：“沙汀啦，少喝两杯啊！”而艾芜木讷，不善交际，与高层很少往来。
三十年代初在上海，沙汀和周扬关系就很铁。比如沙汀拮据，周扬就叫他写个剧本，让夏衍交给电影公司，预支来５０元钱，周扬和夏衍是知道的，这个剧本是不会拍的。周扬穷的时候，沙汀叫老婆黄玉颀借钱给他，黄玉颀不肯，理由是周扬与娇小玲珑的苏灵扬重婚，而黄玉颀和周扬的高大的前妻关系密切。但最后沙汀还是说服了她。苏灵扬回忆说，“１９３４年暑假，我与周扬同居，……我这个家，沙汀是第一个知道的。”周扬有一次得痢疾，接近“赤痢”，也是沙汀去请的“彭浪人”给治的。周扬生活上比较无能，要靠沙汀；周扬强政治，而政治上，沙汀信赖周扬。周扬负责“左联”，沙汀是“左联”常委会秘书、小说散文组组长。胡风和沙汀关系原也不错，胡风对沙汀的小说大加赞赏，沙汀和妻子曾陪胡风上街买布料，找裁缝，帮他缝起了中式长袍。胡风与梅志结合，生了孩子，还请沙汀吃过满月酒。后来胡周矛盾，沙汀就认为胡风不对。他只是劝周扬，多多去见鲁迅，以消除胡风给鲁迅的蒙蔽。——林斤澜认为，“左联”那段文学史，给文学艺术本身带来的利弊是值得认真研究的，周扬晚年有些反思值得肯定。沙汀一生政治上在周扬这条船上，但他比周扬人性，而且他埋怨过周扬空理论太多。他自己有好作品。林斤澜记得茅盾说的一句话：“沙汀同志的短篇才是货真价实的短篇。”
在成都，四人还没开走，林斤澜找艾芜谈天。林斤澜发现艾芜说话，没有抑扬，没有顿挫，也没有用手势帮助说话，只是平声平调的。甚至没有扭头和抬头，那眼睛好像只是盯着林斤澜的第二个钮扣似的。——艾芜的女儿，花季时节精神错乱，不能出嫁。艾芜也不避讳，照旧平静又温和地说道：“一个家庭有了这种事，阴惨惨的。”好像是说别人家里的事。这是后来在西双版纳说的。
开始在成都刚接触，艾芜就说了一个“顶子”的事情。
“顶子”，是四川话，就是拳头。艾芜说，他和沙汀都是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次在北京，人大开小组会，沙汀是组长，主持会议。他因事迟到，走进会场，沙汀未容声明，也不询问，“一个顶子捶在桌板儿上。”
这一拳当然“出格”。人民代表大会是个斯文地方，可以想见沙汀是多么火爆，当时的艾芜是多么的尴尬。当时其他代表总得“哑默”几个拍子，才能缓过来圆场。因为这个会场闹崩闹僵都不好。
林斤澜说，艾芜对前因后果，场面动态，概不叙述。只说了“顶子”的事，语调平淡，神态安详。他略略带出一个苦笑，不作任何解释。
林斤澜说，艾芜后来和刘真也说了这“顶子”。林斤澜第三次听到艾芜说“顶子”的时候，明白这一拳非同小可，虽说起来不带感情色彩，但已是化不开的疙瘩。虽是至交朋友，沙汀这一拳是打到艾芜心里了。
林斤澜说，沙汀勉勉强强地出发，主要是由于他的地位。他在地方吃得好，喝得好，每天晚间一顿老窖白酒。居家外出，都有不招自来的侍候。他用不着“就食”他乡，也无意奔波。黔滇文艺界也是他的天下，他想什么时候走走就什么时候走走。郭小川还小，他的指令沙汀可以不管。
第一站是重庆。沙汀喝过晚酒，立即要听琴书，当地就立马组织。林斤澜１９４０年后在重庆读书、生活了五六年，对川戏有些爱好，但对曲艺琴书不会欣赏，刘真、就是艾芜也不会欣赏，可是大家都得陪着。名角一上台，沙汀戴上花镜，认真又安静。名角唱罢，沙汀当场议论，说这一句好，说这一句改了。
重庆作协也在他的麾下，陪同的都是“长”字号，乘机询问行程，好去安排。不料，沙汀一口回道：
“难（懒）得捡足板儿印。”
大家一震。民间相传，人死后，灵魂须到各处捡回自己踏下的足迹。不想“捡足板儿印”，那么，沙汀的意思，是不想再出去访问了。重庆作协的头头又问身边的艾芜，艾芜却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说，下一站是去贵阳，哪一天，买几张飞机票，自然把沙汀计算在内。他也没有询问沙汀，沙汀明明白白听见，也无异议。
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正是三十年代“左联”秘书长任白戈。任白戈当年写诗做文，后来偏重做组织工作，逐渐弃文从政。三个老乡老战友现在都回到家乡，市委书记虽说非同等闲，也要“偷得浮生半日闲”，请吃顿名掌勺的特色“便饭”。又坐车兜兜风，聊聊天。林斤澜只能旁听，静静地旁听。他们叙旧中间，说到旧人不在这个运动就在那个运动摔过跤。任白戈碍难沉吟，寥寥数语，适可而止。只是吩咐秘书，下顿如何，再如何。可惜沙汀不泛口福，艾芜不是美食家，反应平平。
林斤澜心想，他们谈文是谈不起来了。他希望他们谈文，谈艺术。
忽然，他们说起了公园，沙汀就说起了公园里的“笔柏”。“笔柏”是一种观赏柏树，枝杈上尖下大，树形好像毛笔头。沙汀说公园（不特指重庆的公园，好像是说所有的公园）的两行笔柏，单调，枯燥，呆板之极，弄得公园即不像寺庙，又不像监狱。
沙汀对笔柏发很大的牢骚。林斤澜就不懂了，公园里有两行笔柏，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发这么大的牢骚？
市委书记走了神。他大约从来没有注意到什么笔柏，公园他大概也走得不多。艾芜诺诺，什么笔柏，他根本没有兴趣，他一句话都不插，任凭这位左联笔友，嚷嚷单调的笔柏，占据了“浮生半日闲”。
万万想不到，沙汀没完。沙汀越说越兴奋，越说越上升，文章做到人文观念那里去。说什么不是人的地方，更不用说人的公园……不免叫人想起“五四”的战斗口号：“人的文学”。云云云云。林斤澜被他搞得非常糊涂，几十年来想不通，沙汀为什么要生笔柏这么大的气。
林斤澜说，沙汀若当运动员，爆发力是够的。若当小学生，和“多动症”沾边。他安静不下来，就是在咫尺之地，也不住地走动，打呵欠，说土话，常常指手画脚，逼近对方。他不耐听人说，爱自己说。爱用手指头，指头戳及对方胸口，对方只好后退。有时林斤澜已经退到角落，不可再退，可沙汀的指头还是戳过来，便只好挺着。有时屋小人多，大家只好“促膝”。沙汀说得兴奋，但又张不开手，就打拍子一样拍自己的大腿。一拍再拍，有时竟拍到邻座的腿上去，他却浑然不知。有时还抓住人家的膝盖头摇两摇，人家是晚辈，让又让不开，也只好挺着。
艾芜温和之极，对林斤澜和刘真客气、细微而周到。
林斤澜对我说：“艾芜可能不喜欢我的小说，在访问期间一直没有跟我谈小说的事。也可能认为我是主跟沙汀的，他没必要插嘴。沙汀看来看过我几篇小说，我到西南来，他可能又过了一下眼。”林斤澜说，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叫《草原》。写几个当年开发北大荒的“支边青年”（七十年代“知青”的前辈），赶着一辆大车，穿过洪荒草地。这篇东西得到好评，当年没有评奖，可上了权威性质的选本，林斤澜觉得已成正果，好像功德圆满，不再去考虑它了。
沙汀问：
“你写《草原》，胖姑娘怎么不见了？”
原来《草原》开篇一段，一个胖姑娘要上车跟着走，赶车的小伙子不让，胖姑娘留下了。以后这一天的路程，没有胖姑娘的事，再也没有提起。
林斤澜说：
“她没有上车啊。”
沙汀说：
“你是写小说呀。后面要再提到，找个什么事儿，一句什么话，哪怕捎带两句，也是个下落……”
沙汀说着，他的右手在空气中，迅速转圈，转圈。林斤澜盯着圈圈，听沙汀嘴里小声又连声说：
“画圆了，画圆了嘛……”
林斤澜在散文《事故》中说：
“我一震，仿佛不经意的时候，眼面前的窗户纸，捅开了一个窟窿。
“沙汀的迅速画圈动作，现在想起来，也还在眼前画圆。在我学习写作，特别是写短篇的摸索中，渐渐有了‘结构’的念头，有了‘完整’的愿望，当前不只是一个画圆。”
这个关于结构的细节，二十多年来，我听林斤澜说过不止三次四次，想见给他印象之深刻。林斤澜是极重结构的小说家，在这里可能找到某种答案。他受益了。
另一日，沙汀和林斤澜喝小酒。就是晚饭前先喝一点。沙汀喝的酒，一般是茅台，差一点也是泸州老窖。他在住处小茶几上摆酒杯，酒瓶就放在茶几和沙发下的角落里，像是藏着。林斤澜说，喝酒人喜欢把酒瓶放在手脚碰不到的地方。何为？不光是安全，是热爱它了，有时就得把它藏一藏。这大概是小别胜新婚吧。
沙汀给林斤澜斟上酒，谈起林斤澜“大跃进”时期写得《山里红》。《山里红》中写到黑夜里走路，没有月色，没有星光，可是夜黑浓淡不同，层次不一。可以感觉出来这是岩石，那是丘陵，大树和小树林。有的地方发灰，那是道路，闪白是水沟……
沙汀夸奖写得好。并用寻思的口气说：“好像还没有见过这样写黑夜的。”
两人没有停杯。沙汀喝高兴了，脱鞋，盘腿沙发上，如坐蒲团。两肘或一肘支膝盖，支或不支都上臂摆动，下臂来回如鱼游水中，两手或伸拇哥或握空心拳，是四川“袍哥”的经典姿势。这时的沙汀，出语零碎，不能成句。思路散漫，不能成章。但，沙汀清楚着：
“你……撞到山里红树上，山里红，果子，落了一头……败笔！你那山里红是野生的吗？不得，是果树，栽培的，你撞不到树干，你，早叫枝枝叶叶挡住了……”
林斤澜的原文，是《山里红》的结尾：
老羊倌这才明白，早就错过了岔路口。连忙叫了声“回见”，撤身往回走，忙中有错，这瘦长个子撞在一棵山里红上了。树上的红果，劈头打脑掉了下来。老羊倌管自走路，独自眉开眼笑。他踩着墨般黑，迈过发白的黑，推开挤开发紫发蓝的黑。一边伸手到衣领里、怀里，摸出一个个山里红，往嘴里扔。这种红艳艳的果子，不等吃，只要一看见，一摸着，就让人觉着甜酸，酸甜。觉得漫山野岭，都是有滋有味的了。
再一天，一个电影制片厂的文学组到宾馆里访问他们，当然也约稿。当时没有电视剧，电影叱咤风云。彼此初次见面，漫谈一番，文学组的人告辞。刚刚带上门，同住一个房间的沙汀立即问林斤澜：
“你要写电影剧本？”
林斤澜答道：
“还没有想法。”
沙汀用完全是武断的口气说：
“你不要写！”
林斤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