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3期-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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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写电影剧本？”
林斤澜答道：
“还没有想法。”
沙汀用完全是武断的口气说：
“你不要写！”
林斤澜愣住了。沙汀伸出手指头顶住林斤澜的胸口：
“你……不要把笔写粗了。”
沙汀接着在屋里走动，两手比画，说：
“‘大炮轰鸣’，‘万马奔腾’，电影剧本就是这样一来写的。大炮怎么轰鸣呢？万马奔腾起来什么样子？那都是导演的事。你写详细了也没有用，导演看都不看，他有他的章法。‘大炮轰鸣’，‘万马奔腾’，这样提示一下，行了。这就是电影剧本的写法。我们写小说能这样写吗？”
沙汀接着又伸出手指头，戳林斤澜的胸口：
“你的笔细，不要写粗了。”
林斤澜觉得沙汀是对的。沙汀毕竟写过电影剧本。林斤澜想起不久前在沈从文家里，说起刘绍棠写景爱用成语，比如“鸟语花香”“桃红柳绿”“大地回春”“风和日丽”……沈从文直摇头，细声提问：“刘绍棠呢？他看见的春天呢？他在哪里？”
再一天的傍晚，沙汀林斤澜散步。南国的秋天，不见一丝的萧瑟，宾馆院子里，青草疯长墨绿（北京早成金黄了）。大片草地中间，铺出一条水泥路，也就是人行道了。沙汀走在水泥路一侧草地上，林斤澜走在另一侧。沙汀忽然心血来潮，冲口问道：
“你觉得沈从文怎样？”
林斤澜惊愕，沈从文建国后就是反面教材啊，郭沫若 １９４８年在香港发表《斥反动文艺》专打沈从文。将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的”反动作家，扣上了一顶“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大帽子！建国后，郭沫若的地位如日中天，周扬同样蔑视沈从文。可是，沙汀突然问了这么一句话。
对于林斤澜，沈从文就是艺术上和人格上的心灵先导，几天前，林斤澜到西南访问，就到过沈从文家话别。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读万卷书，走万里路。”“万里路”，是说的人生经验。
林斤澜正考虑怎样回答。不料，沙汀在暮色中弹跳了起来，先是从那边草地上弹跳到水泥路上，再从水泥路上弹跳到林斤澜这边草地上，柱子一般立在林斤澜前边，林斤澜不好后退。沙汀的“指头枪”在林斤澜肚脐眼那边戳上戳下，说：
“你说！谁有他那么有风格？谁有他写得那么多？不容易！”
啊，这是大会小会上听不到的。许多人心里明白，可谁嘴上会说呢？包括沙汀。
林斤澜为此作文抒情道：
“我能不记住这个黄昏的草色墨绿？那疯长的遍地的劲道在北国是看不到了。”
林斤澜对我说：
“沙汀一说到艺术往往就弹跳，有回谈到梅里美，他也弹跳起来，问我《西班牙书简》读了没有。他这个人啊，弹跳，看来骨子里还是作家。他有两张脸孔，封疆要员，作家，他可能更珍爱作家这张脸孔。”
话说到了贵阳，四人先住花溪别墅，后住城里大十字附近的省府招待所。林斤澜说，每晚都有宴请，虽是困难时期，可也吃得不错。这同沙汀艾芜的身份有关。
安排的日程里，有访问村寨一项，是到近郊布依族的住地。那天，前面一辆警车呜啦呜啦，中间两辆轿车，殿后还有一辆面包车。首尾衔接，尘土飞扬，在寨门口一字排开。那里早有几级干部在迎候了。迎到寨中心小小十字路口，站住。两三户人家开着门，女人着民族服装，露出笑脸。林斤澜发现隐约有三五“便衣”。这个排场，也与沙艾是全国人大代表有关，与沙汀是文艺界坐镇西南的要员有关。
殿后的面包车上，坐着一位公安厅的什么长，一位省委宣传部的文艺处长。贵州民谣道：“地无三里平，无风三尺土……”文艺处长下车，俨然土头土脑了。当地官员过去帮他拍土，有些不好意思。他赶紧自己先拍出来个笑容来，说：“我就是来吃土的，吃土的。”
沙汀指指点点，大声问了几句话，管自回到轿车上，打呵欠。他的“访问”大约不到二三分钟。大家吃惊，又默然。
艾芜敬业乐业，“努力访问”，非常认真地听现成的答话，他摸出笔记本，记下一些印刷品上都有的内容。林斤澜和刘真只好也摸出笔记本，也把这些印刷品上都有的内容记下来。
林斤澜说，艾芜言语不多，可又处世周到，和生人会面，一定“找话说”，以免冷落了别人。他声小气和，自律谨严，如乡镇教师牧师，不免也有点迂。
艾芜对林斤澜说，有一年，他接受任务到东北写钢铁工人，他对地方和行业都不熟悉，无法“深入生活”。他只好守在工厂门口，等工人下班成阵出来，跟着走，听他们家长里短。面熟了，艾芜才插得上话。说这些话时，艾芜平铺直叙，无喜无忧，只是温和。温和得叫人觉不出他是在介绍成功经验，还是述说失败教训。但，林斤澜说，在艾芜温和的笑容里，他还是发现了一丝苦笑，林斤澜为发现这一丝苦笑，心口怦怦。
一天，四人被安排参观一个学校。不想进了礼堂，师生满座。这种场合就得有作家代表讲话。沙汀垂着眼皮，艾芜就讲话了。他没有准备，只好一个个介绍沙汀、林斤澜、刘真。他口讷，又不会幽默。那就介绍介绍作品吧，介绍作品一般是说好话，吹捧。而艾芜是认真的人，也不善于吹捧。介绍到林斤澜这里，他简直是“找不到北”了。迟疑了好一阵子，竟在学历上说话：“大学毕业”。他竟又简单地在那里重复：“大学，林斤澜毕业。毕业，大学毕业了的，大学……”
那时的政治社会，不以学历为重，高学历常是累赘，反而受人鄙夷。农民作家，工人作家，或者像刘真这样从小就从部队里摔打出来的作家，合时地受人抬举。可是艾芜是把“大学毕业”当作好事、当作光彩的事来说的，他可没有鄙夷。这就是艾芜的迂处。
沙汀可不迂。他有烦恼。他的烦恼是一个严肃作家的烦恼。林斤澜说，沙汀几次在他面前闪烁其辞。比如：“……我没有写什么。没有。有一点点。没有写。这几年，这一个五十年代，汤兄……”沙汀在路上总是戏称艾芜为汤兄。“……汤兄一本一本地出书——不过，我做了工作，很多工作，行政工作，没有人做也不行。”
林斤澜说：“沙汀说是这样说，但他的烦恼显而易见。他没有向我和盘托出，只是常常没头没脑地出来一两句话，又自怨自艾地撇开，掼掉，缩走。”
沙汀的经历是丰富的。他熟悉乡亲乡土，民情风情，他熟悉文坛，政坛也不陌生。单单就是解放前夕，他蛰居老家四川绵阳乡下，搞地下活动。对敌我双方，上下各阶层都有接触和深入。各种人物，形象鲜活，沙汀都可以呼之欲出。
林斤澜说，沙汀曾说小说写作“故事好编，细节难找。”沙汀有敏锐的观察力，写过《在其香居茶馆里》、《兽道》、《一个秋天的晚上》，现在倒是细节找不到了？非也。艺术家沙汀的特点，是对丑的敏感。今天的艺术家，他能表现丑吗？另一个原因，是时代给了作家，包括沙汀，一个紧箍咒。这个紧箍咒就是“典型论”。
林斤澜说，“典型论”的塑形，首先来自恩格斯。“……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后来，俄国别林斯基“发扬光大”了“典型论”，曰“熟悉的陌生人”云云。周扬们三十年代就把“棒”接过来，一直挥舞着。
林斤澜认为，“典型论”并不是文艺的豺狼猛兽，应是百花齐放中的一花。不能供起来当作唯一，当作一切文艺的美学核心。鲁迅不是对沙汀说“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不必硬造一个突变性的革命英雄”吗？但时移事易，沙汀不能不服从时代，服从周扬，服从“典型论”。且“典型论”还要服从“工具论”呢，文艺家怎么办呢？沙汀怎么办呢？只有烦恼。
有一天，林斤澜问我看过沙汀的《记贺龙》没有。我说看过。他问写得怎么样，我说不是太好。林斤澜笑起来，说：“《记贺龙》最初发表在海外报纸上，副刊，连载。我读到的是一个翻印的小册子，当时不只是喜欢，实是震动了。这是四十年代。五十年代在他的集子里，我又见到这一篇，立刻重读，可惜，删掉了一些精彩的内容。比如，沙汀记录贺龙当年，称呼人多用外号：‘毛大帅那天喝醉了……’‘搞刘瞎子去了……’又比如贺龙用粗话骂爱将，爱之深，骂得越厉害。”
我问林斤澜：“你在访问期间问过沙汀删改的事吗？”
“当然问过。我还表示了一个读者的惋惜，一个后辈的理解。万万想不到，沙汀断然回答我：‘我没有删改！’这一下，我哑口无言。难道是我记忆错误？不，记忆里多个精彩的细节一起闪光，闪闪如过电。
“当时我心想，这位前辈自己做的事怎么会不认账呢？我盯着这位前辈的脸看，他全没有平时的骄纵模样，倒是垂下眼皮。我想他有烦恼，他到底还是一个作家啊！
“后来，我还发现，沙汀重新出版旧时日记，竟也删去一些很有个性的、抒情的东西。而且，他给人写信和跟人谈天不一样。写信很留心，往往是一些社论式的词句！”
说这个话时，林斤澜直摇头。但林斤澜地沙汀表示理解。
访问西南，沙汀提前买了飞机票回成都去了。林斤澜决意到卡佤山去，独自爬山。艾芜带刘真在缅甸边境上逡巡，寻找他三四十年前，跟随马帮出国的旧梦。
沙汀后来写了好几本小说，林斤澜读的一本是写解放前夕川西乡村动态的。艾芜也写了不少，写了《续南行记》。但，两位这时的作品，远没有三十年代写得好。
林斤澜说：“看来不出杰作，不是作家个人的命运问题。几代作家的聪明才智，流离跌宕，吃苦操劳，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栽在烙印上。就是现在，这‘烙印’还在，不过是标着不同的字眼。”
后来的几十年，沙汀在北京的时候，林斤澜拜访过他。沙汀对林斤澜说，你的哪篇小说怎样，哪篇小说怎样，其实说的是别人的，不是林斤澜的。艾芜就没有再见面。
沙汀艾芜 晚年是在成都度过。１９９２年，林斤澜听到一条消息：因为沙汀艾芜拖欠住院费，医院说要把他们赶出去！林斤澜说，这不是医院的问题，这是社会的问题，文化人和艺术家在社会的地位问题！
林斤澜说，艾芜一生苦难。青年时漂泊缅甸，回国后坐牢、挨饿、逃难。解放后又坐牢，有虚衔也有歧视。他的家据说比一般人家还不如，破败，阴暗，狭小，饭锅就直接放在近门的砖 上。艾芜能够忍受苦难。晚年写道：“年纪大了，睡得少，有时不容易入睡。我就在睡了之后，闭上眼睛，尽量寻找绿色植物，或者一片青青的麦苗，或者一丛绿色的竹林。这样的风景出现之后，就会有河流或者一片水塘进入梦中。人也就慢慢入睡了。”他有梦幻陪伴，他有对付现实伤害的办法。
１９９７年，林斤澜到成都开会，特别到新繁县，向艾芜的墓行礼。送林斤澜去的四川作协的司机，抢在前面，整衣，三大鞠躬。轻轻对林斤澜说：“人太好了，人太好了。”林斤澜说：“艾芜的墓在公园里，便于观瞻，不便静穆。”
林斤澜还没到沙汀的家乡绵阳去，拜谒沙汀墓。是他不愿意去吗？我没有问。
刘真到北京后，立马向中国作协当家人之一的冯牧报告，说林斤澜要叛逃出国，到缅甸。
林斤澜说，这是在西双版纳的时候，他喝了寨主一竹筒家酿，把寨上刚买的一把工艺刀拿出来，舞了舞，又倒在草地上。当时西双版纳当地几个文学青年也在。当时刘真也喝过酒，就在寨主的竹楼上，在她看起来，可能林斤澜太异常了：斯文滚地，手执尖刀，刀尖贼亮，眼神贼尖。当时有一句流行话：“筷子头上也有阶级斗争！”不由得顿生疑心：怎么回事？林斤澜要干什么？这可是国境线！逃亡！林斤澜要干叛国的勾当！
刘真向冯牧报告，可冯牧也许向北京作协问了一问，也许就没有问，把这事压下来了。冯牧是个善良的人，宽厚的人，更不是一个糊涂的人。事情很明了，倘若林斤澜出逃，紧挨西双版纳的就是缅甸。缅甸比中国好吗？没有。作为青年作家，林斤澜当红。夫妻又那么恩爱，宝贝女儿还只有三岁。他有可能出逃吗？不可能出逃。
哪知到了“文化大革命”，刘真在河北邯郸旧事重提，写信“揭发”。这回不仅告林斤澜，还告冯牧和中国作协包庇叛国者。在“文革”，这事大了。军宣队那时进驻北京市作协，把破案当作邀功的大事。第一次提审林斤澜时非常凶猛，不容分辩，林斤澜真是气得发抖；第二次林斤澜硬是说明了当时情况，点了刘真的名；第三次林斤澜开列了刘真告过的受冤者名单，包括北京作协的李方立。军宣队充分调查，结果是不了了之。
林斤澜说：“１９７８年复出，受作家康濯之约，到湖南访问。受约者也有刘真，在火车中相遇。刘真把猪蹄和鸡爪什么的拿出来，招呼大家吃，也有酒。十多年了，什么都淡了，我顺便问起叛逃的事。不料，刘真说：‘是啊，是我检举的啊。你就是要叛逃，我今天也这么认为。我现在有钱了，从前被冻结的稿费发回了，你现在还想出国的话，斤澜，我可以资助你，真的。’哈哈哈哈，这样一个人……”林斤澜哭笑不得。
林斤澜说，湖南回来以后，刘真和林斤澜的好友邓友梅同居。同居仪式，林斤澜欣然前往，在座还有邵燕祥、张凤珠。他们的婚姻维持了几年。他们的离异主要还是性格不合。刘真是爱邓友梅的，１９８２年，婚姻气数已尽，刘真还从河北到邵燕祥家，邵燕祥本着能合则合的原则，把邓友梅叫过来，同时也把林斤澜叫过来作陪。林斤澜明知不可逆转，但还是来了。
林斤澜说：“后来邓友梅和诗人韩北屏的女儿韩舞燕结婚。之前，刘真给邓友梅写信。说，你要结婚，我就吊死在你家后门！刘真这人不是闹着玩的，邓友梅吓死了，跑到我家，问怎么办，怎么办显得很慌乱的样子。”
林斤澜说，刘真这个人，实在说不清楚。但她“真”，她从来不在暗地里搞阴谋诡计，这一点很好。
刘真１９８８年出国，定居澳大利亚。
这是意味深长的事。
一个人的十四年
严 平
严平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发表过《我们已不年轻》、《职称》等中篇小说以及《想念关露》、《黑在纽约》、《在黎明与黑暗中飞翔》等散文，著有《燃烧的是灵魂——陈荒煤传》。
一、在暴风骤雨的前夜
１９６４年６月，荒煤和崔嵬、汪洋同赴新疆，现场审定影片《天山的红花》，争取在国庆十五周年上映。
站在一眼望不尽的荒漠戈壁滩上，一片片高耸的胡杨林，阳光照耀下起伏如浪的沙丘，和纵马驰骋着的美丽的维吾尔族女演员……边疆独特的风光，以它气势磅礴的力量震慑着荒煤已深感疲惫的身心，以至于他的眼里浮动了泪花。
《天山的红花》原名《野菊花》，是西影送审的剧本。荒煤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