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3期-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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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声嘟哝着：“是书生……书生气！”　
　　不用说，彭真和他们的谈话后来被说成是一次阴谋的大黑会。　
　　来自上面的压力仍在不断地加重，一次周扬向政治局汇报文化部整风时，康生发问：“荒煤检查（指公开正式检查）了没有，他为什么不检查？”整风领导小组的一位成员说，因为准备要荒煤带头揭批夏衍，先以批夏衍开始，所以还没有让荒煤检查。康生不放心，紧盯道：荒煤一定要检查！这时候，毛泽东在一旁插话道：
　　“荒煤不检查，送到北大荒挖煤嘛！”　
　　真的听到这个最高指示时，荒煤已经熬过了７年的牢狱之灾，是周扬在一次谈天时告诉他的。虽然当时并没有传达，但荒煤已经在一次又一次的检查中感到了走投无路的重压。９月２８日，彭真又一次找荒煤等人的谈话，口气也起了变化，批评文化部检查不够，夏衍是不是顽强抵抗？种种迹象表明，批判的浪潮已经到了最后关头。　
　　９月，荒煤在文化部和影协的检查中终于承认了电影犯了路线错误。但还是认为是认识问题，“身首异处”的问题。按照周扬提出的四种情况，他勉强把自己归为第二类。　
　　这一年的国庆节到了，荒煤没有像每年一样出现在天安门欢乐的人群中，他在笔记中写道：　
　　１０月１日未去观礼，在家写材料，看材料，准备电影检查问题。　
　　１０月２日下午在影协谈文殊检查问题。　
　　１０月３日晚约汪洋等四人谈北影整风问题。　
　　１０月４日上午到部上午看、批文件，下午党组讨论全面检查草案。　
　　他就这样度过了一个难忘的节日。　
　　整风并没有像中宣部预想的在９月结束。１０月下旬，周扬派的工作组有肖望东、刘白羽等人组成，正式进驻文化部。一个星期后，通知部党组停止工作彻底检查。一天，刘白羽约荒煤到家里谈话，动员他出来揭发批判夏衍，以示“党组不是铁板一块”，荒煤没有同意，他说自己的错误也很多，没有检查前，不能揭发别人。这是周扬的最后一招，试图舍夏保陈，但荒煤拒绝了合作。　
　　１２月，江青再次挥舞大棒，把《林家铺子》、《不夜城》、《红日》、《革命家庭》、《逆风千里》、《阿诗玛》等一大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全国开展批判，电影已经成为人人要痛打的“落水狗”。　
　　周扬宣布由刘白羽接管电影工作。　
　　荒煤再也不用考虑那些繁重的事情了，他终于有了时间在家里写东西，但要写的只有一件——检查。他每天呆坐在书桌前冥思苦想，常常从白天一直坐到深夜，早已习惯了丈夫整日不着家的张昕，看着他匍匐在桌前的身影感到了不安。终于有一天，荒煤拿着自己一打厚厚的稿纸给张昕看，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字眼跳入眼帘时，张昕惊讶了，虽然同在一个系统她从来很少过问丈夫的工作，但有一点她是有数的，荒煤从来是认认真真地为党工作。望着已经是疲惫不堪的丈夫，她不解地追问：怎么会是这样？荒煤木然地回答：性质恐怕就是这样的。说这话时，连他自己也弄不清到底是真心还是违心了。　
　　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２日，在经历了半年多的揭发和批判后，荒煤在文化部干部大会上作出了正式检查，他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整风以来，经过大家的揭发和批判，又参加了电影局的小组和北影厂的整风会议，大量的事实帮助了我、教育了我，认识到电影在我和夏衍的领导下，最近许多年来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地、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的路线，顽强地对抗党的文艺方针，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向。　
　　（《陈荒煤在文化部整风中的检查》１９６５．１）　
　　他很明白，既然是一条路线就绝不可能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必然要牵扯到周扬，甚至涉及到主管电影的周恩来，这根本就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实际上他无法想通的地方，但在检查中一开始，他就费了很大笔墨作了明确　
　　的划分，断然地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在谈我的错误之前，先说明几点。在五八年以前，我在电影局只是负担部分领导工作。但是电影方面几次大的变动，有关体制的变动和所谓重大的改革以及向中央、中宣部起草的报告、决议等等，我都是积极参加的。凡是文化部党组讨论电影工作——虽然那时我没有参加党组，凡是以文化部党组名义起草的报告领导的一些改革的措施、方案，我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对于这许多决定，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以及后来的行动证明，完全是积极拥护并加以贯彻的。更重要的是一些修正主义思想和做法，我在以后负责电影局工作的时候，都是继续加以坚持和贯彻的，甚至还有所发展。因此，电影局过去所谓的重大改革我也应该负主要的责任。　
　　第二，有一些所谓方案，改革体制的方案、报告，确实是经过上级领导批准的，但是现在检查，我认为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我们自己。因为第一，我们并没有向中央、向党如实地反映了真实的情况；第二，我们所提的方案，体制方案，现在回过头去仔细地检查一下，我们的方案，都是只有一个，没有给领导考虑其他方案的余地，从来没有提过在一个改革的中间有两个方案。我们的倾向性是非常鲜明的。第三，应该看到当时的领导对我们是信任的，信任我们所反映的情况，信任我们所提的这些方案。因此我们反映的错误的情况、错误的方案干扰了领导，甚至于可　
　　以说是利用了领导对我们的信任，蒙蔽了领导，因此也不能把责任往上推。　
　　第四，在一定的情况下，有个别的领导同志确实也讲过一些话，对我们发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是个别领导同志的话，不是根据当时总的电影全面情况，不是在一个会议上作出来正式的决定，是发表的个人意见。而这些讲法也往往是根据我们向上级领导同志反映的情况，所提出的意见，而且领导同志的讲话很多，绝大部分的话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些正确的话我们没有听进去。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我们自己的立场问题。文化部党组以及我个人在整风期间相当一个时期有委屈的情绪，态度不端正。我看这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好些时候都纠缠在这些问题上。　
　　（同上）　
　　　
　　他把过去的、报上级批准的、和按照中央领导同志讲话精神做的，总之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了自己的身上。整个检查只有一处涉及到胡乔木，事后，他甚至考虑过是否给乔木写信说明一下，但周扬说没有这个必要。的确，所有的当事人自己心里都明白。　
　　一旦这条防线突破，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回旋的余地，只能怀着认罪的心情检查自己给党的工作带来的巨大损失。他的长达三万多字的检查中主要分几个部分，一是从历史的发展论述电影是怎样在国内外修正主义思想影响下形成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二是自己为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所制造的理论根据，主要是反对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概念化；强调所谓电影的群众性，要满足各阶层人民的需要。他详细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在对此进行批判时，也只能冠以空洞的大帽子，看上去没有丝毫理论说服力。三是在贯彻这条修正主义路线时和地方党委发生的矛盾，如何受到地方的抵制。　
　　１９６５年，站在那样一个舞台上，面对相濡以沫的同事和部下，他的检查或许是诚心的，但在这个检查中我们仍旧看出了他深刻的痛苦和无奈。他根本无法对所谓的“修正主义路线”实现理论上的批判，他无论是在谈到历史和自己的主张时都显得分外具体生动，在落实到检查和批判时，却只能挥舞大棒用尽气力加以简单的否定。然而，这个检查将成为后人研究历史的一份珍贵的史料，它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可供人研究的历史史实，还真实深刻地折射了那个荒诞的时代。　
　　其实，是否言之有理并不重要。一位曾经参加了文化部整风批判会的老电影工作者说，那些发言听上去简直莫名其妙文不对题。但重要的是你说了，谎言重复一百次就会变成真理。　
　　没有人谈到中央对荒煤的检查是否满意，重要的是荒煤和夏衍都承认了电影有一条修正主义的反党路线，目的也就达到了。　
　　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检查中，荒煤毫不隐瞒自己以往对夏衍这个“老头子”的敬重和默契，“夏衍对我的工作也是很信任的，完全放手，所以很少有分歧。夏衍说的话，他要做的事情，我总是深信无疑。”而夏衍在几天前的检查中，也毫不忌讳地多次提到：“荒煤同志在许多问题上，也许可以说极大部分问题上，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这可真的是印证了所谓“夏陈”的关系。直到这一刻，他们还顽强地保持着步调一致。二十多年后，当文艺界为荒煤举行６０年文艺生涯的研讨会时，夏衍挥笔祝贺“……谨向我风雨同舟的老友致以由衷的敬意”。“风雨同舟”，可以说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尽管在许多问题上荒煤和周扬有着直接的、非常密切的联系，但在检查中，荒煤却只字未提。　
　　进行了近一年的文化部整风，终于以齐燕铭、夏衍、荒煤被免职调离文化部而告结束。在“夏陈路线”的罪名下，电影局、各制片厂的许多负责人和一大批创作骨干受到批判。“文化大革命”还没有开始，他们就被戴上了“反动权威”、“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之类的帽子。整风，正是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在前奏达到高潮的时候，荒煤和一些人已被打入另册。　
　　在荒煤作出检查后一个多月，周扬约荒煤在家里谈话，告诉他将要被免去副部长职务，调往重庆作副市长。在处理荒煤的问题上，周扬还是作了多种努力。荒煤曾想到《文艺报》作编辑工作，这个想法显然不实际。周扬试图劝荒煤到北京郊区去，这样或许以后还能回到电影界。荒煤拒绝了，他的心已冷到了极点，再也不想“触电”了。他一再坚决地向周扬表示，不要再让他担任领导职务，更不宜参加文化工作。想起自己曾多次要求离开电影领导岗位，周扬都没有同意，没想到，现在却是以这样的形式离开——可以说是被逐出了电影界。　
　　周扬说了些要接受党的考验之类的话，最后他握着荒煤的手说“你这一去，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在那一刻，周扬的脸上现出极复杂的表情，他似乎已经意识到将要发生的一切。几个月后，报上就开始公开点名批判“四条汉子”中的田汉、夏衍、阳翰笙，他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　
　　荒煤走出客厅时，周扬又在身后叮嘱道：“你工作一贯积极，就好好工作吧！”荒煤没有回答，他被狠狠地刺痛了。想起延安抢救运动后周扬也说过这句话，那时他就觉得很不舒服。事隔多年再次听到这句话时，他只能感到深深地悲哀。这几十年，他什么时候没有积极工作过？积极的结果，却是推行了一条修正主义路线。　
　　等待离京的日子不长，那期间为了催调工作的问题他又找过周扬，周扬正在准备作整风工作的总结，荒煤对他提了一条意见：希望以后下面文艺单位有问题时，领导要多承担责任。这话是语重心长的，周扬没有表示什么。他还被文化部新来的领导找去开过会，中宣部正在考虑是否撤销影协，已经被免职的荒煤竟毫无顾忌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影协应该保留，过去犯了错误今后可以改正，但作为一个电影工作者的组织是应该存在的。这是他离开电影岗位前参加的最后一个会议。　
　　终于，中组部正式找他谈话了，宣布调往重庆的决定，征求意见。荒煤很平静，表示没有意见。他在给张瑞芳的信中说：　
　　谈话不到五分钟就结束。现在心定了，又好像有些茫然的感觉，不知道到底去了管什么。反正下决心钻研。我看做旁的工作也不见得比电影更复杂。这一阵，倒是冷静下来了，也真的不想再搞文艺工作了。恐怕这样对自己的世界观改造更快一些。不过，也得警惕，下去到这样一个大城市里当个副市长，搞得不好，也是一个不小的“官”，也会脱离实际、群众。大楠说“土皇帝”也容易“四不清”。这倒是要值得自己从各个方面警惕。　
　　５月，担任重庆市委书记的任白戈来北京开会，秘书打电话来，约荒煤在北京饭店见面。任白戈也是左联的老朋友了，两人谈话比较坦诚。荒煤简单地介绍了自己的情况，表示希望不要成为任的包袱。任白戈说荒煤的检查他已经看过了，中组部征求意见时，他还是表示欢迎的。此前，周扬已经向任转达了荒煤不搞文化工作的要求，任白戈说，到重庆后可以搞工业或是农业工作。　
　　荒煤终于要离开北京了。　
　　出发的前夜，他独自坐在客厅里脑子里乱极了，想到十多年在电影工作中经历的种种坎坷，既如释重负又不能不感慨万千……这时，门轻轻地被推开了，一个瘦长的身影跨了进来，田方侧身坐在荒煤右边的沙发上轻声说：“我看见这房子里的灯还亮着……”　
　　他们就这样静静地沉默地坐在那里，荒煤永远都忘不了这一刻，这是田方最后一次带给他的宁静、和蕴藏在宁静中无限宝贵的友情。这一刻，永远地留在了荒煤的心里：　
　　田方的到来，使我真正得到了休息，我不能再想什么了。我们沉默着。我深深感到，多少天来，我的脑神经太紧张了，我需要沉默，在沉默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宁静。　
　　……我从此也就再没有见到田方。１９７４年他去世时，我还被关在监狱里与世隔绝，什么都不知道。　
　　（《忆田方》荒煤１９９３）　
　　那一夜，他们坐了很久，就像很早以前，他们在延河边上晒着太阳默不作声一样。最后，还是荒煤想起第二天要走的事情，他告诉田方自己已经拒绝了文化部让原来的秘书把他送到重庆的建议，他拍拍田方的手说：“你明天也不要送我了，免得别人……”但田方却突然站起来打断了他的话，他两眼盯着荒煤，坚决地说：“我一定要送！”　
　　第二天，田方早早地就等在那里了，崔嵬、海默、王逸、王家乙也匆匆赶来了，荒煤不胜感慨：在电影局工作了十几年，临行却只有这几位艺术家把他送到火车站。　
　　荒煤走了，张昕开始收拾家里，准备不久后迁往重庆。他留下的文件、信件、笔记太多了，更多的是那些大批的看过改过的剧本，它们成堆成堆地摞在书房里，每一本上面都留有他细细改过的笔记……张昕在院子里干涸了的花池里燃起了火堆，把那些材料一捆一捆地抱出来烧掉，她不停地烧着，熊熊的火苗蹿得老高老高，黑色的浓烟引来了附近监测火情的人，院子里的人们看着那浓烟，只有沉默。　
　　她烧了好几天。　
　　　
　　二、在暴风骤雨中　
　　　
　　１９６５年６月，荒煤来到重庆，淳朴的四川人以他们的善良和耿直欢迎了他。有人私下里问他，别人调动工作都先休息休息玩半年再说，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他只能笑笑。他的确需要休息，但他也知道自己从来不习惯闲着，更何况现在，一闲下来所有的事情就像电影一幕幕在脑海中翻腾，他必须工作，用工作来赎罪，也使自己的心得到安宁。　
　　工作很快就定下来了，分管工业交通，后来又管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