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6年第3期-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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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衍走后，小屋里就剩了荒煤和燕铭两个人。
小屋里来人不断，造反派来揪人的，外地来调查的，每天川流不息。有时就在屋子里审讯起来，有的还坐在那里逼着他们现场写材料，稍有犹豫就是一阵谩骂。白天他们被拉出去揪斗、示众，到了晚上，两个人常常被弄得鼻青脸肿地回来。然而，他们没有倒下，即使在最危险和混乱的时候，他们也互相帮助和鼓励，并以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善待周围的一切。十几年后，荒煤说，“我必须写下这些回忆。因为，只有我，和他在一起患难，度过一段难忘的岁月。”在他的题为《不能忘却的纪念中》真实生动地记述了他们这一对“难友”是怎样在那些“无休止的揪斗、批判、示众、劳动……”中挺过来的。
一次，齐燕铭被揪到工人体育场批斗，回来后兴致勃勃地给荒煤描述会场的情景，说“吴晗我简直不认识了，又黑又瘦”，谁好像要和他打招呼他装着没看见；又说会开得很乱发言听不清，有一个更大的黑帮分子在散会后居然对造反派头头埋怨，“你们怎么搞的，会开得乱七八糟，”结果马上挨了一顿揍。说到这里齐燕铭还长叹着说“真是比我还书生气。”第二天，荒煤在街上看到了那场揪斗大会的“百丑图”。齐燕铭弯着腰，两手被扭到背后，头向上仰着被人拽着头发，一双近视眼眨着白眼，像是惊恐，又像是痴呆的样子。他回来对燕铭说了，没想到齐燕铭第二天一早就戴上大口罩，把帽子拉得低低的跑去看“百丑图”，没有找到居然还很遗憾。
还有一次，革命群众逼着齐燕铭交出保险柜的钥匙，不交显然凶多吉少，保险柜里是齐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时的笔记，还有总理讲话和交办的事情，为此他俩连夜紧急商量对策，终于想到了要求国务院的革命组织会同文化部的革命群众，一起打开保险柜的主意，还索要了正式收据。事后，两个人居然跑出去买了一条活鱼，回来高兴地饱餐一顿庆祝胜利。那时候，他们开始自己起火做饭，为的是减少到食堂吃饭经常被现场批斗的麻烦。荒煤年轻几岁就承担了采购任务，燕铭负责炒菜。两个人戏称是过上了“亭子间”生活。
后来，齐燕铭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荒煤劝他回家去住，可是逢到突然通知要开批斗会，荒煤就得连夜赶到燕铭家里。
很多年后，荒煤对人说起这些数不清的批斗会：
他诙谐地把那时的各种批斗立了名目，分成自费批斗、顺便批斗和争夺批斗几等。自费批斗是只告诉你在何处开会，不管接送，到时你必须自己乘车前去接受批斗，因为坐车要自费掏钱买票，所以叫做自费批斗。顺便批斗是人到了会场还不知是为何批斗？批斗对象是谁？有一次已批了半天，主持人想起了问荒煤是谁名甚，荒煤答过后，主持人怔了片刻，随即说，“这次批判与你关系不大，不过，你也听着吧！”这种不知所指为何，捎带地批斗，就被称作顺便批斗。争夺批斗就是两派群众互相争夺批斗对象。为了不让对方抢走已经到手的批斗对象，有时一晚上要频频转移三四个地方，常常弄得夜不能寐。年岁较大的齐燕铭记忆力不好，荒煤幽默地说，他对记不起的事有对策，就是只说是是是，表示认错。齐燕铭却如实说记不起了，所以经常被斗得下不了台。可就是这样，齐燕铭却仍然赞赏红卫兵的组织才能，欣赏他们连夜隐蔽转移的果断快捷。
（《风范永存光热常在》顾象贤１９９６）
让荒煤感到最费力的是要交待那些数不清的罪行，时间地点细节说不清都不行。后来，他也想到了对策。
有一天，我在文化部对面菜市场门口碰见了荒煤同志，我关切地问他生活如何？身体还好吗？他淡淡地回答：“现在，我每天上午打扫卫生，下午写交待材料，真是又忙又累！”我安慰似的说了一句：“现在谁也奈何不得，注意身体最要紧！”我悻悻地离开了。
过了半个月光景，我在影协突然收到一封来信。我看到了信封的落款，只写了两个字：“内详”。我还是一眼从字迹上认出是荒煤同志的笔迹，却使我感到纳闷不已。当我拆开信一看，至今仍记得此信的几行简要内容：“基宇：听说影协有关单位，将出版‘夏陈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罪行’小报，如有可能请代购一份，因为我天天要写交代材料，真不易记得起来。望予以帮助。荒煤”
我立即了解到，确实有其事。不到半个月，我就买到各二份小报。至于怎么送给他，在思想上还是有顾虑的。但我仍下决心选在一个星期六的上午，赶到文化部以“外调”的名义，竟不用开介绍信就能直奔文化部礼堂，找到了荒煤同志，看看四周无人，我坐下悄悄地说了一声：“你给我的来信收到了！”立刻把用白纸包好的一份小报塞给了他，“希你注意保存，如万一被人发觉，就说你自己从大街地摊上买到的。”这次，他说了声：“谢谢！”我终于安然地离开了。
我一直把荒煤的信小心翼翼地装在内衣的口袋里，我真想把它保存起来，但在１９６９年国庆节前夕，军宣队突然下令：他们带领我们下干校了。我感到无可奈何，不知哪年哪月回来，只得把这封信予以灭迹，然后才感到放心……
（《永远的怀念和鼓励》沈基宇１９９６）
在腥风血雨的动荡中熬过了一年多的时间，荒煤和齐燕铭分手了。一天，荒煤在街上看到大字报，江青和康生说他“很狡猾”，指责文化部的造反派放松了对他们的斗争，“听说齐燕铭、荒煤都养胖了，你们为什么不天天斗，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不睡觉，你们对他们也要交到下面去，天天批斗、日夜斗。”荒煤预感到“亭子间”生活要结束了。果然，革命历史博物馆立刻成立了齐燕铭的专案组，荒煤也被揪到新闻纪录片厂，分手的那天，他们对看了一阵，都默默无言。他们都知道所谓“天天斗”、“日夜斗”是一个什么滋味，但谁也不知道会是什么结局，或许真的就再也见不到了。
荒煤被关进了新影清洁工的屋子，开始了天天斗日夜斗的生活，连发现有瓶防裂油也要拉出来批斗一顿。除了挨斗，他还有掏厕所、卸煤、锅炉房的劳动。他常常在天不亮的时候就拿着大扫把到厂门口去打扫卫生，一次，被几个革命小将发现了，大喊一声：“这就是大黑帮陈荒煤！”抡起书包就砸在他的头上……以后扫街的时候，他就带上了大口罩。
虽然危险，但劳动却成了他获得人间信息的惟一机会。一次，在厕所里，和新影厂厂长高汉叹道：“等运动完了，我也该退休了，再也不能工作了，你和我不同，等运动完了，你还可以为党工作，不能灰心。这很要紧！”语言中还充满为党工作的热望。他在扫街的时候总要偷着看贴在厂门口的大字报，一天，看到一条惊人的消息：崔嵬冒充共产党员。江青在接见小将的时候，有人问江青在山东时是否认识崔嵬，他是否是党员？江青用怀疑的口吻回答：我怎么就不记得他是党员啊！于是崔嵬就成了冒充党员。看到这些，荒煤真为自己的老朋友捏一把汗！
一天中午，他被人叫到了院子里，两个女孩冲着他叫爸爸。他愣了一会，才发现竟然是自己的女儿好林和好梅。他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三年不见她们长高了，原来张昕已被揪回北京关在电影学院，她们俩只能投靠大姨张楠家，大姨和姨父也在挨斗日子很不好过，幸好还有表姐表哥和她们在一起。看着两个女儿，荒煤心里很难过。能说什么呢，他只能一再告诉女儿，要相信爸爸是能改好的。两个女儿看着父亲又黑又瘦又老的样子强忍着没有哭出声来，呆了一会难过地走了。看着两个女儿走远的背影，荒煤的眼里溢满了泪水。
经过了近两年无休止的批斗，他是真心的低头认罪了，也不愿作“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只希望早日定案，结束动荡的生活，他甚至做好了到边疆劳改的准备，却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监狱。
是１９６８年冬天，北风呼叫的夜晚，他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我和几个“牛鬼蛇神”已经睡了。突然听到一阵喧哗声，然后来了几个武装战士，点了我的名，叫我站起来，我刚穿好棉衣低下头来——不论在什么时候，表示低头认罪，这已经是习惯。就听到一位军官宣布，立即由北京卫戍区对我实行“监护”。我还没有听清这个新名词，就被两个战士一边一个架了起来，送上一辆吉普车。两位战士紧紧拉着我的胳膊不放，一边还低声叫道：“你不要喊！……”
我没有喊，也没有想到要喊——喊什么呢？
后来就送进了监狱，经过全身的检查，把手表、钢笔都扣下了，然后对我说“以后不要再讲你的名字了，你的代号是２０３”。又把我送进一间狱房让我睡觉。
这间房大约有８平米左右，只有一张床，没有任何其它东西。窗前都安上了铁栏杆。而所有的窗子都漆了一层黑色，你看不见窗外任何的东西，屋子里有一盏不灭的小灯，高高地紧贴在天花板上，整夜照着你。
就这样，我这个２０３，就在这里住到１９７５年５月。
（《我在狱中听到周恩来的心声》荒煤１９９２．３）
７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他就是在这间看不到外面任何东西的牢房里独自度过。他只能面对牢门坐着，门上安装着遮住的小洞，有战士随时可以打开监视犯人的行动。白天是不能躺下的，也不准靠，只能坐着，实在坐不住就蹲在那里。即使是放风和去厕所也见不到任何人，只有一次他被押去审讯，走着突然见对面也押过一个犯人，他还没有看清就被战士猛地推倒在地上按住了脑袋。多少年后，他才知道，在这个由交通干校改造成的监狱中也关着周扬、夏衍、齐燕铭等人，他们同在一栋楼里，却彼此根本不知道。
他的生活内容就是被审问，和没完没了的写交待材料：
我尽可能地回忆一切，从我童年时代，从我的父亲以及了解极少的祖父、外祖父的出身、经历写起，一直写到我如何“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一贯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我被释放时宣布的三条罪状中最主要的一条）。为了挖思想根子、向党交心，我的确做到了把我所能回忆起来的一切，都尽可能详细地写了“触及灵魂”的交待材料。
（《难忘的岁月》荒煤１９８５）
然而写好的材料，总也不能使专案组满意，交上去常常被训一顿又得重写。他始终坚持了一点，上纲上线认识可以，但绝不写莫须有的事情，绝不编造。为这他没少吃苦头，说他不老实，说他对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写法，后来专案组也没有办法，只好由他一年一年的写下去，写了上百万字的交待材料。
最使他感到痛苦不堪的是要他交待历史问题。一段时间里，专案组对他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已经不感兴趣，他们逼着他交待他的“叛徒”情况，实在挖不出来，又说他入党是假的，根本就是假党员。
他青年时候的忧郁症终于复发了，晚上他无法睡觉，听着从对面房间里传来的尖锐的哭喊声，心酸难忍。白天他长时间地坐在那里，不说话，也不想吃东西，两眼呆呆地望着那扇涂黑了的窗户，觉得心里也被贴上了一块黑膏药。他想起了三十年代被关进国民党监狱的日子，那牢房在高高的后墙上有一扇小小的装有铁栏杆的窗子，有时会吹进一股使人感到清新的风，一天里多少还能看到一点带着粗大的铁栏阴影的阳光，让人感觉到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现在，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连惟一的可以通向外界的窗户也被涂黑了，这就意味着对他封闭了空气和自然，阳光和生机，封闭了一切可以想象或可以让人感到活着的通道……还想什么呢，只能低头认罪。有时，他又好像是在黄浦江边，那位地下党的交通员小陈就站在自己的身边，他脸色苍白不知说着什么……当年，正是他通知自己被正式吸收为共产党员的，可现在却硬被说成荒唐不稽……尽管他那么虔诚地想要彻底交待重新做人，他也只能一遍遍地重复当年“荒唐不稽”的事实……更不用说他三十年代参加左翼的历史，还有那些被指责和批判的作品，专案组在那些作品中读出来的阴谋和反动，他一件也交待不清楚……
十几年后他才知道，此时专案组也正为他的叛变问题大伤脑筋。江青一口咬定他是叛徒，她在１９７０年接见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说“陈荒煤不能够没有任何材料，没有证据！”专案组工作人员插话说：“没有。”她仍然坚持道：“怎么没有呢？他叛变了。”直到“文革”后在审问“四人帮”的法庭上，江青仍然无理取闹地叫嚣：“他就是叛徒，材料有那么厚。”
在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他无休止地做着噩梦，经历着精神上最大的折磨。所幸的是，后来有了毛主席著作、林彪语录，《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他开始了一生中最认真的阅读，每天翻来覆去地看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条消息，分析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什么时间结束。终于，他看出了问题，发现很久看不到林彪这位副统帅的行踪了。又经过了一段时间观察和思考后，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有一天早晨，当小战士开门送稀饭、窝头时，他立刻把林彪语录塞过去，只说了一句：我现在不看了。小战士犹豫了一下，把语录拿走了。他紧张了好几天，却没有任何人来训斥他，他知道自己猜对了。他有些兴奋，虽然并没有因此感到什么希望，但这个小小行动的成功毕竟给他带来了一点鼓舞。
１９７２年秋，张昕在重庆终于得到荒煤还活着的消息，并听说荣高棠的家属已经获得了探视的准许。怀着试一试的想法，她带着两个女儿来到北京住在张楠家。她给周恩来写了信，很快就得到让等待的电话通知。一个月后，张昕忍不住又写了第二封信，这下惹恼了专案组，一个人找到张楠家拍着桌子吼叫：“你还写信，让你看你就看，不让你看你就别想看！”然而，不久，张昕的要求终于得到总理的批准。
一天早上，他们被车接到一个部队的营房里。不一会，有两辆车从外面开来，有战士架着荒煤从车上下来。在一个大乒乓球案子旁，他们面对面地坐着。４年来，荒煤从来没有见过专案组以外的人，更不用说是亲人了，他好像已经不习惯讲话，只是呆呆地看着她们。张昕告诉他林彪已经摔死了，他说知道，报纸上没有了。二女儿好林问他，主要有什么问题？他说他们说他是假党员。女儿说，你自己说你是真的还是假的。荒煤说我记得是真的。女儿和母亲一个性格，快人快语：那就得了呗，那就是真的！……即使只有一个小时，即使见面后一连多少天荒煤都是在无尽的矛盾、痛苦、迷惘和内疚中度过，但亲人的团聚毕竟还是给了他很大的鼓励。在那之后，他又熬过了好几年，两次重病住院，一次送到医院时，大夫已经说来得太晚了。昏迷中他平静地等待死亡，觉得这次自己或许真的要彻底解放了，然而，他最终还是活了下来，只是因为治疗不及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