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第12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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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们》）明亮的诗句，成为1980年校园诗歌的代表人物之一。如果仅仅是青春期的躁动和飞扬，大学时代的苏历铭选择诗歌作为心灵语言尚能理解的话，那他毕业后一直没有间歇地创作，确实是我始料不及的。大学毕业时，他不仅没有停止诗歌创作，竟于1985年与人合集出版抒情诗集《白沙岛》，这在当时的青年诗人中曾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
这二十多年来，诗歌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荣耀，反而是他当年“不务正业”的把柄。让初出茅庐的他领略到现实生活的复杂和无奈。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在出版《白沙岛》，诗集后，他的作品逐渐洗去学院诗歌的理想色彩，开始了诗歌的蜕变。
1986年，《香港岛》组诗的发表，就是这种转变的标志。在《侍女》中，他写出“我看见陪酒小姐／灼唇凄艳／低开领的蝙蝠衫里／钻进许多男人的目光／她没有表情／目光却逃向窗外／又被层层叠叠的楼房／挡回来”，这样敏锐的观察和老辣的笔锋，当年曾带给我不小的震动。在《诗刊》获奖的《五等船舱》，则是写底层民众疾苦的优秀之作，诗人渴望改变目睹的场景，又无可奈何，最后他在船触礁的幻觉里，试图解脱自己的灵魂。“我仿佛听见水正无法逆转地溢人船舱／／当人们蜂拥地挤向通往甲板的过道处／我一动未动／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平静”。
在第三代诗人整体登场亮相的年代里，苏历铭浪迹其中。他以男性独白派的名义，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展，在宣言中他说：“男性独白派是从大学生诗群中分离出现的，但他恰恰背叛了学院诗的空泛和美好的浅唱。这个群体，痛感应该通过一种富于责任感的声音，使人格在商品化的世界里趋向独立和完整。”客观地说，男性独白派只是为了呼应诗歌大展而创立的所谓流派，并没有实际的意义，但这却标志着苏历铭诗歌中某些质的变化。
从苏历铭的诗歌转变中，你既看不出刻意、做作的技巧，也看不到伪饰的情感和游离于诗情之外的“深刻”。他的诗是从对复杂生活的深切感知中，对生命艰辛的体验中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的。和诸多单纯写生命意识而时时流于卑琐、欲念化的“新潮”之作不同，苏历铭的生命体验，不以孤零零的纯自然化的主体为价值取向，而是以丰厚的社会底蕴、以让人可触摸得到的文化心理为依托、为背景，来反衬生命自身的孤立无援状态。他的苦闷、徘徊、感伤、惆怅、质询，从来不是莫名其妙、晦涩艰深，让你不知所云。也从不以怪诞的形式掩盖贫乏、虚假、造作的内容，而是让你时刻感受到个体生命背后的紧邻历史感、时代感所赋予的沉重和悠远。那是个体生命意识强烈的生命在不自觉的、近乎盲目的命运之神的挤压下的万端感慨和悲哀。
那时他特别欣赏艾伦·金斯伯格的作品，对金斯伯格冲破二战以后艾略特们的学院派藩篱，把诗歌带人一个新的境界，更是由衷推崇。金斯伯格提出“一切都可以人诗”，又在潜移默化地影响苏历铭的诗歌创作。1988年前后创作的《田野之死》《工厂区》《堕落》《午夜看西三环北路》《音乐厅里》等一系列作品，大都是这种创作思想的践行和延伸。“人被机械逐得如混浊水中的鱼／不停地在铁网之中／寻找出口／而硕大的影子就蹲在每个人的背后”，城市化进程中人性的迷失和错位，始终是他作为现代诗人关注的问题，悲情和忧患，贯穿这个时期的诗歌之中。他写出“我感到脚下的泥土已是一片炎热的沙漠／绝望中，绿洲和湖泊突然失去／红色的太阳被一只硕大的手遮住容颜／我在阴影里苟活／脉管中的涓涓鲜血已染成一种蜂鸟的惨叫”。
1990年以后，苏历铭东渡扶桑留学，他的名字也淡出我们的视野。在近7年的留学生活里，他的诗作并不多，在之后发表出来的作品里，我发现他的语言似乎更为纯净，充满了日本俳句那样精致的意象，而又像元人的小令一样，干净利落，给人以无限的遐思。这与某些仅仅靠几个精彩的“诗眼”句子装点诗歌的诗人不同，苏历铭的诗歌，完全着墨于创造诗意的整体氛围，让读者融入那种氛围里，与诗歌融为一体，而不是仅仅从外部感受到诗歌。
进入A1990年之后，当年活跃于诗坛上许多熟悉的名字，像一盏盏灯火逐一熄灭。是的，生活要继续，每个人都有自己改弦易辙的理由，但我心底总是期待哪一天这些灯盏会重新亮起。
2000年前后，学成回国的苏历铭又悄然回归诗歌，他的作品开始重浮水面。准确地说，苏历铭从未远离诗歌，甚至连间断也不曾有过。对他而言，无论是梦幻缤纷的大学时代，还是艰苦卓绝的留学生涯，抑或是归国后苦顿疲乏的生意场上，他那颗饱含汁液的诗心从未干涩或枯萎。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诗歌之钟便清晰地鸣响在他的周身，仿佛是一种对内心生活的强有力的提醒，又像是最优美动听的天籁般的音乐。从他不同阶段的诗歌可以发现，青春的激情已化作沧桑的思想。诗歌是他阅历的见证，不经意的细节和场景，都成为他诗歌思想的明白无误的载体。新的环境非但不会对他诗歌创作造成不适的冲击，反而冲撞和跌荡更能激发他的创作灵感和冲动。
真情是苏历铭诗歌中贯穿始终的情感脉络。以往的《饮三月十二日的酒》《松花江流域》《全部》《有鸟飞过》《油坊胡同》《冬妮娅》《女儿》和近期的《在五角场转车》《清明节》《陌生的钥匙》等等作品，都是他既往诗歌情感的底色，也正因为这种底色，苏历铭的诗歌在大量苍白、单薄和造作的诗界里，更具生命的力量。
现在，置身于投资银行业的苏历铭活跃于资本市场上，那些不为我们特别了解的专业生活竟也进入他的诗歌。在《上海诗篇》组诗里，他的《酒店大堂里喝茶》已经清晰地叙述出他现在的状态，“谁约我的已不重要，商道上的规矩就是倾听／若无其事，不经意时出手，然后在既定的旅途上结伴而行／短暂的感动，分别时不要成为仇人”。有时我在想，当周旋于奸诈无序的市场竞争中，当穿梭于灯红酒绿的真假难辨的应酬里，他怎么能如此沉静地在诗的天空里，展开自由的翅膀呢？再往下想，或许正是这些万般世相，才让他现在的诗歌作品更富于内涵。而他不变的情怀，体现于这首诗的结尾，“每次离开时，我总要去趟卫生间／一晚上的茶水在纯白的马桶里旋转下落／然后冲水，在水声里我穿越酒店的大堂／把与我无关的事情，重新关在金碧辉煌的盒子里”。生活中不经意的细节，和变化中的场景，都会在他的诗里呈现出不同寻常的意义。近期创作或发表的《阿吉普宾馆的窗外》《母象》《虹藩酒吧》《北京：千禧之雪》《黑暗之中的蝙蝠》《朝外大街》《愤怒的绵羊》《黄陂南路往南》《醉鬼》《泰山之巅》《珠穆朗玛峰》《四季青桥》等作品，在后现代主义泛滥和喧嚣的诗坛上，散发出眩目的光芒。
苏历铭是相当独立的诗人。从当年的大学生诗歌开始，苏历铭在中国诗界已经存续25年了，这位诗歌边缘行走的歌者，他还在写，这就让我郑重认识到他已把诗歌融入到血脉里，会把诗写到生命尽头的事实。苏历铭依然保持着素朴、平实的人生态度，淡定、从容的生命状态，在这浮躁、功利、物化的现实世界里，尤其可贵。苏历铭说，在嬗变的时代里，诗应该超越分行文字这种传统的形式，应该像哲学、宗教或者其他观察世界的认识方法那样，成为现代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创造力量。诗可能被忽视，但诗的境界和精神，会在现实社会中的任何地方都闪耀不灭的光辉。对于苏历铭来说，从来没有自恋于诗人的称谓，诗只是生命中最好的修炼方式。在过去的岁月里，他的跳跃和创造，已经给我们许多的感慨和震撼，坚信他会在我们老去之前，总让我们看到心灵的诗篇。
凿壁透光
■ 朱凌波
2006年的春节在大连的家里过得清静而单调。大雪笼罩的午后，初八返京的飞机一律延迟。滞留的我陪着幸灾乐祸的女儿看她喜欢的电视节目。打开邮箱，发现历铭通过E…mail发来的跨度21年的71首诗，我一口气地浏览了一遍。这是我进入商界17年以来第一次读这么多的诗，也是我结识历铭26年第一次这么集中地读他的诗。
奇怪的是这71首诗仿佛一闪而过犹如我们的年龄，只有他写于1985年的《饮三月十二日的酒》和2006年的《四季青桥》前后两首诗深深地印在脑海里并脱口而出形成强烈的反差：“三月十二日是母亲生我的日子／是乡愁的日子／饮酒／将酒倒进透明的杯盏里／这浓浓的酒味呵／是母亲用泪水酿成的／小小的酒杯里／盛满了母亲隔山隔水的忧愁”。
这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为大学生的历铭初到北京时，表达的远离母亲远离故土的莘莘学子情怀，而时光变幻，到了本世纪初的北京，他的诗却是：“由此往北／世纪金源大酒店的宴会厅里／灯火通明／手持刀叉的食客们切割牛排／碰撞瓷器的脆响声，并不影响桌下寄居的蟑螂／而地下，夜总会上演人妖艳舞／在浮躁的年代里，有人不再坚守贞操／甚至性别。”（《四季青桥》）
二十年前肤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在当今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犹如一阵缤纷的泡沫消散，有人说诗人已死诗歌已死，或者说诗歌已经退回内心的死角已经成为一种生活的荒诞。八十年代那批饱受人文主义膏肓的诗人和诗歌fans如今集体老矣，每个人都在不断经历着痛苦并成为痛苦的一部分，每个人都在经历着黑暗并成为黑暗本身。
他们从青年时代就开始了一场远离故乡和灵魂的远行，在茫茫的世俗和人间找寻目标丧失归宿，而历铭无疑是少数坚守的歌者并依然保持着内心的一份纯真，尽管他在日常生活和商业世界里从来没有停止过博弈和追逐。
读历铭的诗就是读自己或者是读一代人，当我们在笑谈上一代人中开始不自觉地怀旧，我们无比留恋曾经挥霍的激情和活力。当你向回忆索求温暖并把孩儿高高置于头顶，你已经与未来无缘。现实是一堵坚硬得无力跨越的高墙，也许我们只能凿壁透光，而过去是一个辉煌的洞穴，一切都深藏其中
读历铭的诗，沉寂已久的情感隧道仿佛突然被时间的烛光微弱地照亮，无数年轻而熟悉的面孔和细节迎面飘来，让我再一次重温久远的记忆。
我无心去评判历铭作品的优劣，这没有意义，他痴心不变的诗歌写作，反而是我，或者说是我们与曾经的热爱，有着一种恍惚的联系。我们从来都没有期待过体面的赞美，在这一代人的眼中，坚守已经非常荣耀。
“在乡”的乡愁
■ 向卫国
苏历铭的诗，从“乡愁”始——《饮三月十二日的酒》写于1985年3月，是月12来自东北的诗人的生日，他独自在北京一“临街的酒馆”里饮酒——却“终”于不知所终：最近的一首写于2006年1月19日，题名《四季青桥》。这是北京的一座桥，四个方向似乎都不是诗人的所往，所以只能像那条“迷失的宠物狗”站在这座现代化的桥上“轻吠”，还要不时留心警察的罚单。某种意义上说，诗也还是从“乡愁”而终，而且是更广大的乡愁（当然诗人正当盛年，更长远的将来如何，我们无法预知）。
我1984年进入吉林大学的时候，历铭已经毕业走了，只把他的诗名留在了吉大。少不更事的我当然不会知道这位师兄去了何方，正在干些什么。现在从他的诗来看，整个80年代诗人都游离于北京——上海——香港之间，从1991年起东渡日本再次求学，1997年回国，又开始了和上述路线大致相仿的循环。因此，“乡愁”便成为他的诗歌贯穿始终的主题。
我们看1985年的那首生日诗：“三月十二日是母亲生我的日子／是乡愁的日子／饮酒／将酒倒进透明的杯盏里／这浓浓的酒味呵／是母亲用泪水酿成的／小小的酒杯里／盛满了母亲隔山隔水的忧愁”。诗人完全知道自己的乡愁来自何方，和母亲（相关联的当然是故土）的相互牵挂构成诗歌单一的主题。这种抒情纯正、朴实，可以打动所有人的心，是最具普通性的诗歌情感。
之后，“乡愁”主题起码向四个方向扩展并深化：
一、“现代性”的乡愁。诗人是学经济出身，也曾长时间在商海搏击过，但诗人对现代生活和世界的商品化似乎异常敏感，并怀有深深的忧虑。“证券公司暴利时代的结束，操盘手的背脊／针扎般的疼痛／盲人按摩院技师的双手已经麻木／无法抚平时代的伤口”，诗人从事过证券工作，深知中国证券市场的内幕，“盲人按摩院”是一个隐喻？“这个春天死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何其沉痛！但又不露声色，这是诗人全部诗歌的一种显著的风格。“偶然驶过的使馆车，乃至由首都钢铁公司方向／开来的20吨平板车／车轮一旦转动／便没有停泊之地／直至轮胎死在路途上，死在硝烟里”（《午夜看北京西三环中路》，1988），这是现代人的生命的象征吧，一旦上路，便只能不断地奔驰，在疲于奔命中草草地完结一生。
二、“异国生活”的乡愁。诗人在日本生活了近七年，此一时段的生活，诗人是在对故国、故土和自己的亲人的怀念中渡过的。“漂泊的我正驾车在隧道里疾驰”，“赶着看海”的诗人感觉到“硕大的寂寞却捂住我的／眼睛”。《冬天看海》写于日本富士山。笔者不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但它勾起了诗人的浓烈乡愁，是确定无疑的。诗人在异国他乡，思念自己的家人时，是这样说的：“我已为人父，不断地吹亮亲情的火焰”，“她已为人母，不断地为我的茶杯里添水”（《暮色中的冬雨》，1996）。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夫妻感情的典型表现，容易让人想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这样的成语，严格地说更是一种亲情，像一杯“茶水”一样平平淡淡，又像“冬雨”一样绵绵不绝，一时热如烈火、一时又冷如路人的西方人是无法体会的。
三、“文化、美、爱情”的乡愁。这是历铭诗歌的最重要主题之一。“我看见陪坐小姐／灼唇凄艳／低开领的蝙蝠衫里／钻进许多男人的目光／她没有表情／目光却逃向窗外／又被层层叠叠的楼房／挡回来”。这首诗写于1986年，记述的是诗人在香港所见（大概是酒吧里），那时内陆刚刚开放，这种情境尚不普遍，所以给诗人的刺激一定很深。时至今日，大陆那些70后、80后、90后的青年，一定会觉得这样的诗歌简直是乡下农民的意识，“土”得掉渣。但是，在历铭那里却是一个重要主题，诗人反复写到这类现象对他的刺激，比如1988年的作品《堕落》、2004年的作品《后海》等。
不论别人怎么认为，诗人却一如既往地怀着对古代文化、道德和美感的向往之情。所以诗人特别留恋曾经遭遇过的纯洁的爱情经历，也许平凡、也许短暂，但它像暗夜里的烛光，每当诗人感到生命的苦涩，便在回忆中燃亮一缕微光，给诗人些许的安慰和勇气：
“全部的意义不在于瞬间的欢愉，而在于／从今往后的所有时间／在于一遍遍地由心底轻唤你的名字”（《全部》，1987）。
诗人最不能忍受的是“我看见一颗心与另一颗心／在远离之后走得更远”（《冬妮娅》，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