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宁娜(中)〔俄〕列夫.托尔斯泰-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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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嘱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沉的裁纸刀，一面朝圈手椅走去，在椅子附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恰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笑而又傲慢地注视着他。 被画家绝妙地描绘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好像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 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以后，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急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曾有的对埃圾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趣却不能够被唤回。 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其他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目前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 他感觉到这场纠纷现，现在他了解的更透彻。 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所有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巨大的贡献。 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 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差不多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 那纠纷是这么一回事：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点，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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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形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 正好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明显实例。 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清楚这是实情。 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 这个事务的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获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马上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 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很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方法。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凭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十分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 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
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类似的或更坏的事在每个部都存在。却都由于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 但是，如今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未向对手示弱。 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 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有人偶然提出了这个案子，由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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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给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 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彼此争论。 和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是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假如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乎是起因于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计划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如果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般，那么就另外指定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以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目前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仿佛和Ｔ……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 当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急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 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为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走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 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恢复对那书的兴趣，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对这事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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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显得那般忧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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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观。 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依然觉得很高兴。 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起码不会再撒谎欺骗了。 叫她来说，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 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十分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 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之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 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将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尽管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最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根本无法想象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可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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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 他临走的时候我原想叫他回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始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何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 她明白是什么阻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 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 她恐惧于以前所未加以考虑的耻辱。 她一想到她丈夫会如何做的，最可怕的念头就浮上她的心头。她幻想着管家马上就会将她赶出家门，幻想着她的可耻的事情会传遍全世界。 她问自己如果她被赶出去的时候她到什么地方去好呢，她找不到答案。当她想到弗龙斯基的时候，她好像觉得，他已不再爱她，他已开始厌烦起她来了，她不能把自己交托给他，所以她怀恨起他来。 她好像觉得，她对丈夫说的话，那些不断地在她想像里重复的话，她向所有人都说了，所有人都听到了。 她不敢正视自己家里的人。 她不敢叫她的使女，更不敢走下楼去看她的儿子同家庭女教师。使女在门边倾听了好久以后自动地走进房间来。 安娜询问般地望了望她的眼睛，带着吃惊的神色涨红了脸。 使女请求她原谅她进来，说她好像听到铃声。 她拿来了衣服和一封信。 信是贝特西写来的。 贝特西通知她，今早丽莎。 梅尔卡洛娃和施托尔茨男爵夫人会和他们的崇拜者卡卢日斯基和斯特列莫夫老人到她家来玩槌球。“来吧，就当是来研究风俗。我等待着你，”收尾时她这样说。安娜读完信后，沉重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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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什么都不需要，”她向正在整理梳妆台上的香水瓶和刷子的安努什卡说。“你走好了，我立刻就穿好衣服下去。 我什么都不需要。”
安努什卡走出去了，但是安娜并没有穿衣服，还是像刚才那样坐在那儿，她的头和两手垂着，她时时浑身发抖，仿佛她要做个什么姿势，说句什么话似的，但随又陷入毫无生气的状态。 她尽在重复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但是“上帝”也好，“我的”也好，对于她都已没有什么意义。 在困难之中求救于宗教，正如求救于阿列克谢。 亚历山德罗维奇本人一般，她是连想都不去想的，尽管她从来不曾十分怀疑过把她教养大的宗教。 她明白宗教的拯救只有在她抛弃那构成她生活的全部意义的东西的条件之下才有可能。 她不只是愁苦，而且她对于她所处的这种以往从来不曾体验过的新的精神状态开始感到恐怖。 她感觉得仿佛一切都在她心里成了二重的，正如有时物体映在疲倦的眼睛里成了二重的一样。她连恐怖什么都不知道，她希望的是什么。 她恐惧的或希望的是已经发生了的事呢，还是将要发生的事，以及她渴望的究竟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上来。“噢，我怎么办呢！”她自言自语，忽然觉得头的两边疼痛。当她清醒了的时候，她发现她正用两手揪住两鬓的头发，而且紧按住鬓角。 她跳了起来，开始来回地踱着。“咖啡预备好了，女教师和谢廖沙正等候着，”安努什卡又走了回来说，看到安娜还是原先的样子。“谢廖沙？谢廖沙怎样？”安娜突然变得兴奋地问，今天早上头一次想起了她儿子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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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大约又淘气了，”安努什卡含着微笑回答。“怎么回事呀？”
“您的桃子放在屋角的桌子上。他大约偷偷地吃了一个。”
一想到她的儿子，安娜就摆脱了目前的绝望境地。 她想起了她这几年来所承担的为儿子而活着的母亲的职责，那职责尽管未免被夸大了，却多少是真实的；她高兴地感觉到在她目前所处的困境中，除了她同丈夫或是和弗龙斯基的关系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支柱。 这个支柱就是她的儿子。 不论她会陷入如何的境地，她都不能抛弃她的儿子。 虽然她丈夫羞辱她，把她驱逐出去，尽管弗龙斯基对她冷淡，继续过着他独自的生活（她又带着怨恨和责难想起他来）
，她都不能够舍弃她的儿子。 她有了生活的目的。 所以她应该行动起来，用行动来保障她和她儿子的这种地位，使他不致从她手里被人夺去。她要开始行动以避免他被人夺去。她得把她的儿子带走。这就是她现在所要做的唯一的事。 她需要镇静，她得从这种难堪的境遇中解放出来。 想到和儿子直接有关的问题，想到立刻要带他到什么地方去，就让她稍稍安静下来。她急忙穿起衣服，走下楼去，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进客厅，咖啡、谢廖沙和家庭女教师照例在客厅里等着她。 谢廖沙满身白服，弯着背和头，正站在镜子下面的桌子旁边，带着她所熟悉的、酷似他父亲的那种聚精会神的神情，正在理他手里拿着的花。家庭女教师露出非常严峻的脸色。 谢廖沙像平常一样尖叫了一声：“噢，妈妈！”就停下脚步来，犹豫着不知道放下花来，走去迎她的母亲好呢，还是做完花环，拿着花去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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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女教师道过早安以后，就将谢廖沙干的顽皮事详尽地作了汇报，但是安娜没有听她；她正在考虑是否带着她走。“不，我不带她，”她决定道。“我一个人带了我的儿子走。”
“是的，真是坏得很，”安娜说，一把抓住儿子的肩膊，她毫不严厉地，却用一种让孩子又惶惑又欢喜的羞怯的眼光看着他，她吻了吻他。“将他交给我吧，”她对惊呆了的家庭女教师说，没有放下儿子的手，在放好咖啡的桌旁坐下。“妈妈！
我……我……没有……“他说，尽量想从她的神情上探索出由于桃子的事他会遭到什么结果。”谢廖沙，“她等家庭女教师一走出房间就说，”你做了坏事，不过你往后不会再做这事了吧？……你爱我吗？“
她感到眼泪盈眶了。“难道我能不爱他吗？”她自言自语，注视着他那又惊又喜的眼睛。“难道他会站在他父亲一边来责备我吗？
难道他会毫不同情我吗？“眼泪已经淌下面颊，为了掩饰，她蓦地站起来，差不多跑一般地走到外面凉台上。下了几天雷雨之后，寒冷的、晴朗的天气降临了。 在透过刚被雨冲洗过的树叶的灿烂阳光里，空气是寒冷的。她由于寒冷和内心的恐怖而颤抖了一下，那种袭击她的恐怖，在露天的清新空气里象是新的力量。”去，到Ｍａｒｉｅｔｅ那儿去，“她对跟着她走出来的谢廖沙说，然后她就开始在凉台的草席上来回踱着。”难道他们不宽恕我，不了解这一切是怎样出于不得已吗？“她自言自语。她站住了，望了望白杨的梢头在随风摇摆，它那刚被雨冲洗过的叶子在寒冷的日光里灿烂地闪烁，她知道他们不会饶恕她，所有的人和所有的东西现在全会像那天空，那青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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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叶一样对她毫无怜悯。 她又感到一切都在她心里变成二重的了。“我不要，不要想了，”她自言自语。“我得准备。 到什么地方去呢？什么时候走呢？带谁呢？是的，搭夜车到莫斯科去。 安努什卡和谢廖沙，和几件必需用的东西。 但是我首先必须写信给他们两个。”她马上走进户内她自己的房间里去，在桌旁坐下，写信给她的丈夫：
事已至此，您家里我已不能再留。 我要走了，带了我的儿子一起。 我不懂得法律，所以不知道儿子应留在双亲的哪一边；但是我带走了他，因为我没有他不能够生活。 请宽大一点，让他跟随我去吧。
她急速而自然而然地写到这里，但是请求他宽大，她不相信他会宽大的，以及必须用什么打动人的话来结束这封信，这就让她写不下去了。我不能说我的过错和悔悟，由于……
她又搁下了笔，她无法连贯起自己的思想。“不，”她自言自语，“没有必要这么写，”于是撕了信，她重新写过，没有提到宽大，之后封了起来。另外还得写封信给弗龙斯基。“我告诉了我丈夫，”她写着，坐了好久，再也写不出什么别的来了。这是那样粗俗，那样不像个女人。“我还能再对他写些什么呢？”她问自己。 她又羞得满面通红；她想起了他的镇静，一种对他的怨恨之情让她把她已经写下一句话的信纸撕成碎片。“没有写什么的必要，”她自言自语，于是合上带吸墨纸的文件夹，她走上楼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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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女教师和仆人们说她现在要到莫斯科去，就马上动手收拾起行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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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运行李的挑夫、园丁和仆人挤满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