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阅读-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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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绿色却使我念及往事，将来若再相逢，就又会有另一层回忆了。前廊上吊着一个盆子，拉斯卡里斯说，他就在这里喂鸟，每天两次。各种鸟都来，也有白鹦鹉。怀特的小说《
白鹦鹉 》中饲鸟的描写，大概便是从这里来的吧。
我为怀特照相，瑙玛为怀特和我一起照相。照相时他特地把那只中国哈巴狗抱在手中。遗憾的是，回国后照相馆冲洗胶片时不知道是彩色胶卷，结果连黑白的也洗不出了。我只好安慰自己，我不需要那视觉的限制！好在怀特送我的两本书平安随我到了家。一本是《
沃斯 》，讲的是一八四五年沃斯这个人首次横越澳洲大陆的故事。怀特说这是大家喜欢的书，装潢也好；另一本是《 坚实的祭坛
》，装潢普通，是企鹅出版社出的。怀特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本书。这书讲的是一对孪生兄弟的故事。他们从小到大，永不分离，分享着相同的一切，但只有对事物的观点不同。哥哥很聪明，看见了一切，却不理解；弟弟是傻瓜，懒得观察什么，却懂得了人生。
我送给怀特一张篆文，写的是〃道可道，非常道〃那一段。听说他对道教有兴趣，这时却无时间多谈了。车来了。他陪我们走下花园，直到木栅门外。他的步履虽不龙钟，也毕竟有些老态。我们握手告别，一再希望再见。我真心相信我们会再见的，在中国，或者在澳大利亚。
在驶往悉尼墓地的途中，我和瑙玛很少说话。我在想着从劳森到怀特的澳大利亚文学。这两位创造澳大利亚文学的人经历不同，风格迥异。劳森文章的朴素的美诉诸人的心灵，怀特的复杂的心理描写不只使人感，也使人思。他那有些神秘主义的色彩又是怎样不同于劳森的质朴的哲理。但他们都从欧洲文化传统而来，又扎根于澳洲的生活现实；都描写人类的开发精神，人类驯化自然环境时所作的奋斗，他们关注着人。这也许是澳大利亚文学的一个传统和特色。
第42节：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4）
悉尼墓地临海，气氛宁静肃穆。一座座坟墓在逐渐倾斜的坡地上缓缓排向海边。几乎没有一座坟墓是相同的。有的十分豪华，如同讲究的小房屋，有的则十分简朴，似乎显示着七尺棺的本来面目。我们遇见一位中年妇女，她来看望她活着的弟弟守墓人。她热心地帮助我们找到了劳森的墓。
亨利·劳森的墓很简朴，如同他小说的风格一样，占地不过只够一人躺卧，离左右邻居都很近，有些拥挤。一九七二年，即劳森逝世五十周年时重新修理过，墓面还新。我在墓前肃立片刻，又把特地从祖国带去的龙井茶叶轻轻撒在墓的周围。如果劳森知道有一个黑发黑睛的中国人，不远万里来看望他，是否会在他那充满不幸的心中，感到些许安慰呢？
我环顾周围的坟墓，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劳森笔下那些充满同情心的人物：绰号长颈鹿的小伙子，总是张罗着〃把帽子传一传〃，募捐帮助别人；好心的安迪，不肯告诉贝克太太她丈夫死亡的真相。我觉得人世间太需要这种同情、这种热心、这种体贴了。希望我们的读者，都来读一读劳森的书！
当然，劳森描写的〃伙伴情谊〃，是在人开发自然时形成的。像他的诗句所说，先驱者没有被统治的烦恼，他们不见容于自己的故土，到这里来开创家园。现在这一片土地成为充满希望的花园，贪婪又来染指，情况就又不同了。虽然情况变化，但劳森的〃伙伴精神〃永远给人以鼓舞和安慰。
从墓地出来，我们到了悉尼艺术馆，在那里用午餐。这时我想到昨天的午餐。昨天中午我们在一家叫颐和园的中国餐馆里。同席的朋友有澳大利亚理事会①文学局负责人考斯蒂根博士。他是个很有修养、博学而沉静的人。我初到悉尼，在悉尼笔会主席克伦先生欢迎我的家宴上，他也曾出席并讲话。这时他送我一本澳大利亚儿童作品，是把各地区、各民族的许多孩子的作文收在一起编印的。装潢、印刷都很精美，然而最美的是那些孩子的天真的、充满向往的心和话语了，有文法拼法错误都照原样不改，益发显出孩子的本色。从这里，会有伟大的文学家成长起来吧。考斯蒂根博士还安排同席的两位女士饭后陪我参观文学局，也很有意思。
这次午餐时，第一次遇见了克里斯朵夫·考希（Christopher Koch ）。他的长篇小说《 艰危一年
》描写一九六五年在雅加达的动乱生活，那一年苏加诺下台，几乎有五十万人丧生。英国著名作家安东尼·伯吉斯评论说：书中比利·克万这个人，是近年来小说中最值得记住的人物之一。除了这本畅销、扬名的书外，考希还有两本小说：《
岛上少年 》和《 越过海上的墙
》，想来都和他所居住的塔斯马尼亚岛上生活有关。应该一提的是，考希崇敬两个中国人。一位是白居易。他通过亚瑟·维利的翻译读了许多中国诗，他最喜欢白居易。在《
艰危一年 》的扉页上，考希引用了白居易的诗。林庚先生帮助我查到诗的原句。那是《 缚戎人
》的最后四句：〃缚戎人，戎人之中我苦辛，自古此冤应未有，汉心汉语吐蕃身！〃另一位是何其芳。他读过其芳同志的《 梦中之路
》。我自己一直敬佩其芳同志的文章学问、品格修养，常以为像他那样德才兼备，而且在德才两个领域里又都很全面的人，世上不是很多。考希的谈话使我感到安慰。可见桃李无言，自然会有通往的路。考希说他即将到中国来，希望见到何夫人。后来我在北京又遇见他和诗人哈斯拉克
（ Nicholas Hasluck ） 和报告文学家、评论家安德逊 （ Hugh Anderson ）
两位朋友。因时间匆促，考希没有来得及见到何其芳的夫人牟决鸣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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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节：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5）
很快便到了此行的最后一个夜晚，薄暮时分，瑙玛和我来到悉尼歌剧院。曲折的海湾在暮色中显出一条条明亮的灯光，形成好看的曲线。歌剧院的大贝壳屋顶在我头上张开，我尽力昂头又昂头。这贝壳中，不是孕育着艺术的珠宝吗？那满蕴着风力的帆，不是想在艺术中探寻真和美吗？我凭栏凝望几十级也许是几百级台阶下的海水，海水宽阔而平静，反射出淡淡的光。我的心也充满了平静而又宽阔的欣喜。虽然还没有欣赏在这建筑中表演的艺术，我已经为这建筑本身的艺术感动了。
我们走进了歌剧院的餐厅。这餐厅三面都是落地的玻璃。我和主人们周旋谈笑，坐下来时，忽然迎面扑来一个灯火通明的悉尼，使得我眼花缭乱。璀璨的灯光画出了悉尼的一个个建筑的轮廓，好一幅豪华的夜景！在这明亮的灯火后面，每一个房间里，人们感觉到什么，又在思索着什么。他们常常是快活的，唱歌、聊天、冲浪、野宴……。他们也有无穷的苦恼，罢工、失业、疾病、酗酒……。
我还懂得很少。只对眼前一同吃饭的朋友，似乎还略知一二。梅卓琳是我们熟悉的。她曾获中国哲学和中国历史方面的博士学位，现是澳中理事会执行主席。前些时在堪培拉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大家都称赞她为中澳友好做出的贡献。在我访澳前，她读了《
三生石 》，并写出了英文提要分送各地，可见她的细致周到。前面提到的考斯蒂根和夫人，这时正高兴地翻看我送给他们的《 中国文学 》英文版，寻找着《 弦上的梦 》。
我想介绍一下另一位在座的澳大利亚著名作家托马斯·基尼利 （ Thomas Keneally
）。上次到悉尼，他曾请我吃饭，这次又是老相识了。据说澳洲只有两位作家能靠稿费为生，一位是怀特，一位便是基尼利。我在各处旅行，听到谈论最多的除怀特外，就是基尼利。在昆士兰州，有一位女作家曾热情推荐他的小说《
带来百灵鸟和英雄 》（ Bring Larks ａｎｄ Heroes
），在墨尔本，一位讲明史的大学教师也称赞他的才情。这位朋友说，他的有些作品显然是为了挣钱，那也难怪，不如此他何以为生？但他并不只是为了挣钱。这位朋友相信他会写出真正最好的作品，超过他已出版的所有的书。
基尼利即席为我开出他的著作目录。最新的一部《 次等王国 》（ The Cat…Rate Kingdom ）
初次见面时他已送给我。那书前作者的话中写道：〃这小说不是真人真事。如果有些线索有所指，作者希望它们和任何个人私事无关，而是关系到澳大利亚灵魂的特征。〃
这话打动了我。每一个从事写作的人，不是都想表现自己民族的灵魂，而避免〃对号入座〃的纠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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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节：我的澳大利亚文学日（6）
和有悠久岁月的中国文学相较，澳大利亚文学是年轻的。惟其年轻，也便应该有生命力。以前澳洲文学的两个主题似乎已在变化。那两个主题是：〃逐客心情〃和〃澳洲之梦〃，前者描写被放逐的悲凉，后者描写建设的希望。如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句所说：〃把自己的祖国当作宇宙的中心。〃现在的澳洲作家，已经更着眼立足于澳洲的现实生活了。
还应该讲几句瑙玛。因为和她是这样熟悉，竟以为大家都和我一样了解她。瑙玛姓马丁（ Norma Martyn
），是悉尼笔会副主席，写过不少长、短篇小说，还在写研究张骞通西域的学术文章。她也积极参加国际文学运动，是个能干的人。这时她策略地催我快些吃喝，说澳洲人吃饭快，说话快是闻名世界的，而我吃饭慢说话慢是闻名澳洲了。这一次却是关于澳洲文学的遐想羁留了我。我们兴冲冲离开餐厅赶往剧场时，话题转到今晚的芭蕾舞，便把文学放开了。
1981年8月初
原载《 世界文学 》1981年第6期
第45节：安波依十日（1）
安波依十日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一日，我们来美国的事情已完。这天只和家人往游新泽西州的天然动物园，是计划中惟一的余兴节目。
哥伦比亚大学东院招待所的房间进口处有小楼梯，约七八阶。清晨出门，父亲上楼梯时脚步不稳，这几天确实太累了。问他哪里不舒服，他说很舒服。见他兴致勃勃，谁也不愿扫兴。我们在校外小店进早餐，和父亲的挚友卜德博士话别。他很为只有孙女没有孙男而遗憾，笑说自己是老封建。早餐后他站在街角处看我们驱车离去。他是个瘦削的老人，白发如银。街上空无一人，也没有风吹起他的衣角或白发。父亲在车中招手。我想，他们两人恐怕再难会面了。
天然动物园的景致若使贾宝玉来评点，当说它造作。狮子懒洋洋睡在路旁，金钱豹躲在不知何处；猴子爬到汽车顶上，鸵鸟歪着头往车窗里瞧，都希望得点好吃的。据说非洲的天然动物园大不相同，要〃天然〃得多。这里的游乐园，连同动物园一起，有一个招徕游客的名字〃大惊险〃。可是我们都没有多少惊险之感，真正的惊险场面出现在返回纽约的路上。
路是平坦的，虽然很少颠簸，总不同于家居。父亲是很累了，但他还是说〃很舒服〃。他的额头不热，手却冰凉。〃千万等回国以后再生病。〃我心里说。这时忽然听到异常的声音，咔嚓咔嚓，有节奏地响着。哥哥把车开到路边停下。
〃左边轮子坏了，〃哥哥宣布，〃得换下来。〃
车后有现成的轮子和工具。哥哥患严重的关节炎，无法操作。嫂嫂和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新轮子拖下来，工具装好，摇了半天，也没有卸下旧轮子。〃以前我几分钟就能换下来。〃哥哥慨叹。现在没有办法，只好找出白手巾绑在车上，向开过的车求助。
车子一辆又一辆风驰电掣般从我们身旁过去了，谁也不注意路边停车。我们奋斗了约一个多小时。车停着，没有冷气，太阳直晒，车里热如蒸笼，父亲仍是照他平常一样，老实地坐着，绝不催促，绝不焦躁。
不远处又有一辆车停下了，也是修理什么。嫂嫂跑过去求援。那是一家波多黎各人，全都黑黑的，很有吉普赛人模样。男的过来了。他摇了几下千斤顶，就把车身顶了起来，迅速地换上新轮子，从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话。向他致谢时，才发现他并不会说英文。
无怪乎卜德老先生想要个孙子呢。车修好了，大家决定先到最近的一个站上打尖。这时父亲脸很红，有些气喘，可还是说〃很舒服〃。哥哥陪他去盥洗室，过了很久还不出来。我有些着急，托一个男孩进去看看，他一会儿就出来了，说：〃那位老先生晕倒了，要叫救护车。〃我愣住了，直盯着他，他忙又说：〃已经醒了，像是好了。〃这时哥哥扶着父亲出来了，还有两个美国人陪着，送他躺在一个长椅上。两人之一是医生，他敲敲听听，一面命餐室的人拿冰袋，老人是在发烧。医生说心脏没问题。返回纽约应该是可以的。
父亲躺着，完全清醒了，还是说没有哪儿不舒服，还一再说回哥伦比亚。我们想起他的丹毒旧病，看他的左腿，果然有一点鲜红起来了，觉得有些把握，便决定返回纽约。从父亲晕倒起，只有有用的人上前帮助，并无闲人围观。
车子在落日斜晖中疾驶，大家都不说话。父亲起先微笑着说没有什么，后来我叫他，只哼一声。走了一段路，他忽然垂下头，怎么叫都不回答，他又晕过去了！等不得到纽约！我叫起来。就在最近的一个收买路钱处要了救护车。我们的车停在路边等候。
父亲斜靠着我，完全不省人事。难道真的不能回家了么？我们一定得一起回去！旅行前就商量好的，无论遇到什么事也要回去！记得吗？我们庭院中十年浩劫失去的竹子还没有种，书案上都有未完成的书稿，还有我那重病的弟弟在等着，盼着，呵，父亲！你可一定要和我一起回去呵！
不到五分钟便开来一辆车，跳下两个壮汉，把父亲抬上担架，给他吸氧。紧接着又来了一辆车，这才是装载病人的车。救护人员身着黄色工作服，在浓重的暮色中十分醒目，使人精神一振。他们敏捷地把父亲抬上车，我坐在他身旁，车子往最近的医院开去。
于是父亲住进了波思·安波依地区医院。我又开始了一段侍病生活。
自七十年代始，陪侍卧病在床的二老双亲是我的生活内容之一。记得一次从城里开会回来，疲惫得恨不能立刻倒下，再也不起来。可是母亲发高烧，正等着我送医院。有时是父亲重病，需要马上治疗。每次都要跑来跑去找救护车，找担架，找抬担架的人，求不尽的人情，说不完的好话。比较起来，这次是顺利的。
第46节：安波依十日（2）
安波依医院是普通的公立医院，论级别，可能相当于海淀医院，还不如海淀医院宽敞。来就医的都是平民百姓。依我看来，它很好了。它有自动两头起落的床，有活动磅秤，每天称重量，把病人一卷吊起来，毫不费事。点滴抗菌素不是每天扎针，而是在臂弯里埋进针头，用时打开。每天抽血化验，缺什么便补给什么。每人床头有电话，床对面墙上有电视，付钱使用。这都是美国人缺不了的东西。这些大概都是工业发达，医学先进的表现。但是医院给我印象最深的和发达与否似乎没有关系，那是这里的护士。
护士是神圣的职业，是白衣天使。小时在教科书里读过讲南丁格尔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