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故事-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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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党，但是过了不久，培莱尔思变成了保守党，而鲍尔斯也变成了自由党员，因此他们二人才有机会在京林区继续争执下去。除了以上五位，我还记得的一位是赫恩斯（W．A．S．Hewins），他是当时伦敦经济学校的主持人，有一次他告诉我说，他是在罗马天主教的传统中被养大的，但自从来到英国后，他改信了英国国教，他是一个强烈反对自由贸易的人，他极力支持张伯伦首相采行关税改革政策，他曾经把改革前与张伯伦的通信拿给我看，因此我知道这项改革，他出力最大。
直到韦伯谈起邀请他做“共效会”的会员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有韦尔斯其人。在某次集会中，我很快地发现，我对大部分与会人士所发表的高见，实在无法苟同，也无法贡献一点有用的意见给他们，因为所有的会员除了韦尔斯与我之外，差不多都是帝国主义者。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对德战争，也大都认识不清。由于我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共同的反感，我和韦尔斯开始接近起来。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当时他认为掀起大战是一件愚蠢的行为，虽然后来他的态度改变了。当葛雷爵士站在反对党的立场，为对法及对俄订约的政策竭力鼓吹时，风波又起。两年后他这个政策为保守党政府所采纳，后来葛雷爵士本人出任英国的外相时，更是全力在推行此政策。我曾大声疾呼反对此项政策，因为我觉得它已直接导致世界大战，当时除了韦尔斯以外无人赞同我的看法。
由于我们在政治观点上彼此很接近，我就邀请韦尔斯夫妇到牛津附近的巴格莱林庄舍间来玩。这次会面有愉快的一面，但也有不愉快的插曲，例如韦尔斯会当着我们的面说他的太太伦敦腔太重，其实在我看来，这项指责用于他本人似乎更为适合。更严重的事是由他最近完成的一本书《慧星来到的日子》引起的。在此书中，他描写了地球经过一个充满气体的慧星尾部时人们的感觉。当时理性的胜利在两件事上显示出来：一方面是正在酝酿中的英德之战，由于双方意见的接近而中止了；另一方面是自由恋爱风气开始兴起。韦尔斯之所以被当时的舆论界所攻击，主要并非由于他鼓吹和平主义，而是由于他提倡自由恋爱。他当时曾极力声明他并没有鼓吹自由恋爱，只是预言，这种风气一旦形成之后，所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而已，甚至连结果的好坏他也不敢置评。我觉得他这些声明是言不由衷的话，因此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开始时提倡自由恋爱，而后来你却说没有？”他回答说，由于他尚未储蓄足够的版税，可以使他靠利息渡日，所以他还不敢公开地鼓吹自由恋爱。也许是那时候我对人格的要求过分严厉，因此他这个回答使我颇感不快。
自此以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都很少见到他。到了1914年对德之战时，他却一反过去的态度，开始变得好战起来，他喊出“以战止战”的口号，他说他特别热中于此次对德军国主义之战。在开战那一天，他就宣称整个普军政权将在利泽（Liége）防御战之前被瘫痪——事实上利泽不到一两天便陷落了。西特尼·韦伯虽然也同意韦尔斯对战争的看法，但此后也不敢苟同了。一方面是由于道德上的不满；另一方面是韦尔斯竭尽心力想夺取韦伯的费边社领导权，韦尔斯对韦伯夫妇的敌意在他以后的几本小说中均有影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与韦尔斯又恢复了友善的关系，我很欣赏他的大作《世界史纲》，特别是前面的部分，并且我发现在许多问题上，我们都有相同的看法。他有无限的精力，并且有善于组织素材的天才，另一方面他还是一位生动有趣的健谈者，他的双眼目光炯炯，在辩论的时候，令人觉得他是站在超个人的立场对事物发生兴趣，而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对人发生兴趣。我时常在周末时，到他座落于伊塞克斯（Essex）的寓所去找他，每逢星期日下午，便到他的邻居华威克夫人（Lady Warwick）处举行茶会。华威克夫人是工党活跃有力的支持者，在她家诺大的花园中，有一个湖，湖的周围有爱德华七世所赠的巨大的黛绿色磁器青蛙，所以在她身上有新旧二种不同的性格，要找同时适合于这两方面个性的话题，似乎颇有点困难。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的影响
纵使此后我不时遇见他，但是直到多年以后，当我卜居在里维耶拉（Rivi era，地中海滨的风景区，位于法国之西南，为疗养与游乐之胜地），而韦尔斯也在那里购置了一幢房子的时候，我们那泛泛的交谊慢慢成熟而成为友情。再后，当他和他同居的那个女伴（雕刻在他的起居室火炉上的是这一短句：“这幢房子是由两个情人建筑的”）分了手，而把房子送给她以后，他就搬来跟我同住。他是极好的同伴，他并不是一个像玛喀斯·庇尔邦或雷琪·忒涅那样的隽智之才，但他却有充沛的幽默感，会讽刺自己，也会取笑别人。有一次，他邀我共进午餐以便与巴比塞（Barbusse，法国著名小说家，生于1875年，死于1935年）相晤。巴氏是一部名叫《火》的长篇小说的作者，这部小说曾轰动一时。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只记得巴比塞是个修长、瘦削、多毛的人，穿着破旧的黑色服装，宛如法国送殡队中雇佣的执线人。他有一对精光四射的黑色眼珠以及一副浮躁的神情。他是一个热心、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他的谈吐口若悬河。虽然韦尔斯极娴法语，但他却故意说得迟缓，以使巴比塞的谈话可以多多涉及到他自己。巴比塞像对付一群听众那样对付我们。在他走后，韦尔斯便带着一种尴尬的微笑，转脸向我说道：“当我们听到自己的意见出自他人之口时，这意见就显得多么愚蠢乏味呀。”韦尔斯敏感机智，而且，纵然惯于把那些不赞同他意见的人看作愚蠢（也就是讽刺的目标），但他对于他们所加的诙谐却是没有恶意的。
韦尔斯具有强烈的性本能，他曾不只一次地对我说：满足这些本能的需要是与爱情无关的，它纯然是一件生理学上的事情。如果幽默，犹如有些人所说，跟爱情互不相容，那么，韦尔斯就从来不曾经历过爱情，因为他对那变幻不定的爱情目标极为敏感。他不能把冀求的人理想化，这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恋爱时所体验到的。如果他的女伴并不聪明，他不久就会对她感到厌倦，要是她聪明，她的智慧迟早也会使他感到扫兴。他不喜欢他的糕饼没有甜味，但是假如它有甜味，它却也使他倒胃口。他爱他的自由，当他发觉一个女人想法对他加以限制时，他就会勃然大怒，无情地斩断这种关系。有时，这可没有这么容易做到，于是他就不得不去忍受那些连他自己都觉得难以对付的吵闹和互相指责。当然，他像大多数具有创造力的人物一样以自我为中心。切断一种业已继续多年的关系可能使对方感到痛苦和羞辱，这在他看来只是傻话了吧。我很密切地注意过他一生当中的某一次经历，在谈论到她所带给他的烦恼时，他说：“你知道，女人老是把占有欲误认作恋情，而当她们离开时，使她们感到难受的，倒不是她们的心碎，而是她们对于财产的要求权被拒绝了。”他对女人极有吸引力，这使我感到诧异，因为他的仪表并不特别使人悦目，他生得肥胖丑陋。我有一次曾问他的一位情妇是什么东西使她特别爱他。我想象她会说因为他的才气和他的幽默感。结果压根儿不是，她说他身上有种甜蜜的气息。
尽管韦尔斯具有很高的声望，并对同时代的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他却并不自以为了不起。他没有一点儿Stuffed Shirt（意即外表神气活现的人）的气息。他从不装腔作势。他天生有着良好的教养；他会带着殷勤动人的态度去对待那些无名作家、图书馆助理员，宛如他们跟他自己同样重要。只有事后在他一次微笑以及一句警语里才能发现他是把他们当做如何愚蠢的笨蛋。我还记得我参加过PNE（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oets，Plaawrirhts，Fditors；Edssayists and Novelists的缩写）的一次宴会，那时韦尔斯是协会主席。到会的许多人，在韦尔斯读完了一篇报告以后，都站起来发问。这些问题大都是愚蠢的，可是韦尔斯却非常有礼貌地一一回答他们。有一个胡须浓密的人，一再站起来就作些荒谬绝伦的演说，很明显地表示出他只不过是想引起别人对他的注意。韦尔斯完全可以制止他，但他仍然很留心倾听他，然后再跟他理喻，仿佛他一直说着的都是有理性的话似的。在会议终了之后，我告诉韦尔斯说，我是多么敬佩他应付那个傻瓜的那种令人惊异的耐性。他咯咯地笑了起来，说到：“我在费边社当社员时，学得了许多对付笨蛋的策略。”
他从来不妄想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他也总是坚持他不足以被称为一个艺术家。那是他所憎恶的事情。当他谈起他的老友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1843年生于纽约，1876年以后却常居英国，有名的小说作家）——亨利·詹姆斯常自称是个艺术家了时，他总要兴冲冲地调侃他。“我不是一个作家，”韦尔斯会这么说：“我是一个政论家。我的作品只是高级的新闻文学。”在他和我同住一个时期以后，他送给我一部他的全集，当他下次再来时，他瞧见它们被堂皇的排列在我的书架上。这些书用的是精美的上等纸张，而且装着漂亮的红色封面。他用手指顺着它们抚摸了一遍，然后露出愉快的微笑，说道：“你知道，它们全已死了。它们都是讨论当时具有意义的事件。而现在，这些事件已不再具有当时的意义，所以它们不值得阅读了。”他所说的话语包含有好些真理。他文笔流畅，不过往往失之草率。我从不曾见过他的任何原稿，但我揣测他写作快速，而且极少修改。他有一种在这一句话里重复他在前一句里所说过的意思——不过却是应用另一些词句的习惯。我认为这是因为他所要表达的思想是如此充溢，以致他感到只说一次未免不足。然而这却使他的作品变得不必要地冗长了。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小说的特点
韦尔斯的短篇小说的思路是很通畅的。这使他能够写出许多极好的甚至几篇卓绝的短篇小说来。不过他的长篇小说的思路却不相同。他早期为了糊口而写的长篇小说并不太好，因此他在提起它们时总有些轻蔑。他的见解是：长篇小说的任务应该是对付当前的迫切问题，以及说服读者取信他——韦尔斯——所坚持的改善世界的见解。他喜欢把长篇小说比作一张用不同花色的线编织成的花毡，他认为，那个设计花毡的艺术家业已给予它形式、平衡、联贯和布局，它并不是一种由许多毫不相关之物组成的揉合物。
他后期的长篇小说，虽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不堪卒读，但至少不会让人读得津津有味。你开始阅读时还觉得有趣，但当你继续读下去时，你便会发现你的兴趣在逐渐减弱，只有靠意志力才能读完。我相信《杜诺·彭伽》（Tono Bungay，出版于1909年，对于19世纪后半期英国社会在蜕变历程中所表现的无能，刻划入微）是一般公认为他最好的长篇小说。这是用他惯用的生动笔调写成的——虽然他的风格与其说是适于长篇小说，不如说更适于论文——同时，书中对人物的刻划也很出色。他审慎地避免了大多数长篇小说作家所想创造的那种悬而不决的局面（Suspense），他多少会把将要发生的事情预先告诉你。他那种“长篇小说家的任务”的理论使他在许多地方偏离正题，即使你对于书中人物和他们的行动觉得有趣，也简直不能不对这些感到些许不耐烦。
当他和我住在一起的时候，有一天，在谈话中，他说：“我只对集体的人感到兴趣，我对个人漠不关心。”随后他又微微一笑：“我喜欢你，事实上我对你已经有一种真实的爱情，但我对于你却不感兴趣。”我笑了。我知道这是真话：“我怕我纵有一万个化身也不能唤起你的兴趣哩，老朋友。”我说。“一万个？”他叫道：“那不算一回事。一千万个。”在他的生命过程中，他会跟许多人接触过，纵使始终温文而有礼，可是除了极少的例外，他们在他心中所留下的印象却只不过是些电影中客串群众的“临时演员”而已。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一些长篇小说没有使人觉得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满意的原因。他放在你面前的人物并不是个人，而是一些生动而饶舌的傀儡，他们的使命是在表达他所要抨击或维护的思想。他们并非根据他们的性格而发展，而是为了主题而变动。这犹如一只蝌蚪并没有变成一只青蛙，却变成了一只松鼠一样——因为你有一只笼子，你希望把它装在里面。韦尔斯似乎老是在他还没有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对他的人物感到厌倦，随后就干脆放弃了任何刻画个性的企图，他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小册子作者”。倘使你曾读过韦尔斯大部分的长篇小说，你简直会不自禁地注意到一件古怪的事情，那就是：在前后出版的著作中，他所处理的人物都是极其雷同的。
他似乎对于极少变化地应用那几个在他生活中扮演着一种亲密关切的角色感到满足。他对于他的女英雄时常感到些微不耐烦，但却以较大的放任态度对待他的男英雄。自然，他在他们当中大量地放进了他自己；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事实上只是他自己各种不同面目的乔装。《婚姻》一书中的屈拉福特实际上便是韦尔斯认为他已经是的那个人，或者他所试图变成的那个人。
回忆韦尔斯韦尔斯生活的点滴
在最近25年里，曾有许多人跟我同住过，有时，我很想写篇关于客人的散文。有些客人从不随手关门，从不在离开房间时熄灭灯火。有些客人会在午餐以后穿着脏鞋上床打盹，因此在他们离开后就不得不将被单加以洗濯。有些客人在床上抽烟，把你的被单烧成许多洞孔。有些客人注重摄生，必须为他们调制特别食物，而有些客人则要等到他们的杯子给斟上了红葡萄酒之后才说：“我不要喝，谢谢你。”有些客人从不把书放回他们原先抽出来的地方，而有些客人则从成套的书册里拿走一卷而从不归还。有些客人在临走时向你借了一些钱而不偿还。有些客人不肯孤寂片刻，而有些客人则在瞧见你在阅报时忽然想跟你聊天。有些客人不论他们是在什么地方，都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而有些客人却想从早晨起床一直忙到晚间才休息。有些客人俨然以征服省区里德国纳粹党支部长那种态度对你。有些客人随身带了三星期的脏衣服要你出钱洗濯，而有些客人则把他们的脏衣服送到洗衣店里，叫你对账。有些客人打电话到伦敦、巴黎、罗马、马德里和纽约，却从不想探问这得需要多少费用。有些客人却尽可能攫取他们所能获得的东西而没有丝毫回报。
还有些客人只有跟你在一起时才感到快乐，他们力图取悦你，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财产，他们使你高兴，他们的谈话令人愉快。他们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们刺激你，以及鼓舞你，总而言之，他们给予你的是远超过你所给予他们的，他们的盘桓时日只嫌太短。韦尔斯就是这样的一位客人。他具有一种交际本能。每当举行宴会时，他都要使它有良好结局。我不时邀请邻居来吃午餐或晚餐，有时他们显得没趣，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