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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6071-你最该知道的中国之文化艺术-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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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与《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不单记载中国本土的事;也兼载国内少数民族和邻国的民族源流与历史发展;为史书开辟了“外国志”的道路;开辟了“学术史”的道路。由此可见史记于史学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前87),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出生于史学世家。他的先世是周朝的史官,其父司马谈在汉武帝前期官为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旨》,有志于著述汉史,临终嘱咐司马迁记汉事、修史书。    
    司马迁博通典籍、掌握史书,善于诗赋,精于散文。他20岁开始远行,到处调查访问,搜集资料,了解风俗,为修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太史公书》约于汉武帝太初元年至征和二年间(前104~前91年)撰成。这书后人通称它为《史记》,共130篇,为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分传记为本纪、世家、列传,以八书记制度沿革,立十表以通史事的脉络,为后世各史所沿用,成为二十六正史之传统体例。天汉二年(前99年),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时被围,在矢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骂李陵投降可耻。司马迁不作声。武帝问他有什么意见,书生气十足的司马迁百言不讳地说:“李陵转战千里,矢尽道穷,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他虽投降,尚属情有可原。臣以为只要他不死,他还是会效忠汉朝的。”盛怒中的汉武帝听了司马迁这番话,认为他是为李陵辩解,是在故意贬低当时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顺利的李广利,于是命令把司马迁判为死罪(以宫刑代替)经过6年的囚禁生活后,武帝任命他为中书令。从此他埋首奋发著述,终于完成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巨著──《史记》。    
    《史记》上迄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全面记叙中国上古至汉初3000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历史发展概貌。《史记》严谨求实,被认为是“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亦为后代史籍之楷模。郑樵所说“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实为至公之论。《史记》成三家之言气有着独特的思想高度。“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这种有悖儒学传统观念的强烈批判精神,为后代思想家所鲜有。    
    司马迁42岁那年,开始夜以继日地着手写作《史记》,几年以后,写出了《史记》的部分手稿。司马迁把它呈给武帝,武帝先是很高兴,但翻了一下,就皱起了眉头,接着是大发雷霆。因为司马迁在书稿中毫不避讳地举出了武帝的错误,便立即召集文武大臣,将《史记》手稿交给大臣们传阅,大家都不敢讲话。老丞相跪地为司马迁求情,御史大夫也站在丞相一边。武帝无奈之下,从轻发落,让司马迁修改《史记》。    
    司马迁得知让他修改《史记》,无比痛苦,肝肠寸断,一怒之下要去辞官,并说:“不求苟活于世,但求无愧我心。”但是,这时他又想起了在父亲灵前的誓言:“一定要完成老人家著史的遗愿”,于是,他决定修改手稿,并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将武帝的过错分散在诸多章节中,这样就不易被发现了。    
    不久,汉军北伐匈奴胜利而归,武帝吩咐司马迁将此事记入史书。司马迁本来只为卫青立传,但是他经过调查,发现李广威武无敌,战功显赫,却含恨而死,决定也为他立传。有人善意地提醒司马迁:“你这样做,只怕又会引来祸端。”而司马迁却一笑了之。    
    《史记》在文学上也有很高的地位,实为中国纪传文学之鼻祖。其人物描写极为成功,尤擅长于冲突中展示人物丰富、鲜明的性格,情感充沛。《史记》语言生动,极富感染力,堪称纪传文学之典范,对后世散文传奇、戏剧小说的创作有直接影响。鲁迅先生更是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断代史巨著《汉书》

    断代史巨著《汉书》    
    永平七年(64年),汉明帝诏令班固撰写当代国史,经过20多年的潜心积思,汉章帝建初年间,恢弘的皇朝史巨著《汉书》编撰完成。    
    班固(32~92年),东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从小就很聪明,文采出众。他的父亲班彪死后,在回乡为父亲守孝期间,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史记后传》,有人向汉明帝告他“私藏国史”。汉明帝看了他的撰书后,很欣赏他的才能,同意他编撰《汉书》。后由于窦宪事件的牵连,班固于永元四年死于狱中。未完成部分为其妹班昭和同乡马续完成。    
    自班固迁为郎官后,更加得到皇帝的重视。章帝时期,班固看到京师大兴土木,而关中父老犹望朝廷西顾,于是就上“两都赋”,“盛称洛邑制度之美,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受到章帝肃宗的赞赏,因此也更得章帝的宠幸。他多次被章帝召入宫廷侍读。章帝出巡,班固常随侍左右,奉献他创作的赋颂。朝廷大事,班固也常奉命发表意见,与公卿大臣辩论。他先后参加对西域和匈奴政策的论议,成为章帝的侍从和顾问。章帝建初三年(78年),班固升为玄武司马。    
    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与谋议,主持笔墨之事。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内蒙古自治区境内的杭爱山),由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来就有世交之谊,他进入窦宪幕府后,两人关系日渐近密。永平四年(92年),窦宪班师回朝后,在政争中失败,被迫自杀,班固也被免官。因为班固的门人得罪过洛阳令种兢,班固也被洛阳令罗织罪名,逮捕下狱,于同年死在狱中,终年61岁。    
    《汉书》的体例与《史记》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史记》是一部通史,《汉书》则是一部断代史。《汉书》把《史记》的“本纪”省称“纪”,“列传”省称“传”,“书”改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从思想内容来看,《汉书》不如《史记》。班固曾批评司马迁“论是非颇谬于圣人”。这集中反映了两人的思想分歧。所谓“圣人”,就是孔子。司马迁不完全以孔子思想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正是值得肯定的。而班固的见识却不及司马迁。从司马迁到班固的这一变化,反映了东汉时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已在史学领域立稳了脚根。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唐诗泰斗李白

    唐诗泰斗李白    
    李白的诗歌是盛唐气象的典型代表。诗人终其一生,都在以天真的赤子之心讴歌理想的人生,无论何时何地,总以满腔热情去拥抱整个世界。如果说,理想色彩是盛唐一代诗风的主要特征,那么,李白是以更富于展望的理想歌唱走在了时代的前沿。    
    李白(701~762),字太白,是唐代诗坛的代表人物,又是中国文学史上继屈原之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出生在西域碎叶(原苏联托克马克),5岁时随父迁居四川彰明县的青莲乡,故号青莲居士。开元十四年(726年),李白出蜀远游。    
    李白在蜀中漫游时,曾登峨嵋、青城等名山,写下了《访戴天山道士不遇》和《峨嵋山月歌》等诗篇,显露出李白早年的才华。    
    当时的名诗人、太子宾客贺知章在长安与李白相会,遂称其为“谪仙人”,经过贺知章的褒扬,李白的名声顿时传遍京师。唐玄宗非常隆重地召见了他。但玄宗只是十分欣赏他的诗句,将他当作—个点缀“太平盛世”的文学侍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却没有任何实际职位。    
    唐玄宗李隆基与宠妃杨玉环在沉香亭赏花,召翰林李白吟诗助兴。李白酒醉,命宦官高力士为其磨墨拂纸,即席写就《清平调》三首。应景之作,在李白是毫不费事。李隆基看了诗很高兴,赐饮。李白借酒,叫高力士为他脱靴,加以奚落。高力士是大太监,天子称他为兄,诸王称他为翁,驸马、宰相还要称他一声公公,何等神气,怎能吃李白这一套,靴是给他脱了,但从此记恨在心。后来他在杨玉环面前捣鬼,诋毁李白。原来李白诗云“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在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中所用的典故飞燕,是赵飞燕。赵飞燕因貌美受宠于汉成帝,立为皇后。后因淫乱,平帝时废为庶人,自杀。本来李白是用飞燕新妆比喻名花凝香,并没有讽刺杨贵妃的意思。高力士却说诗中的赵飞燕就是指杨贵妃,是故意侮辱她。杨贵妃“恍然大悟”,非常恼火,便在唐明皇面前讲了李白的坏话。李白渐渐感自己政治理想的破灭。同时,他那种“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的傲然态度也令权贵们嫉妒与恼怒。因而权贵们对其百般谗毁,玄宗也逐渐疏远李白。李白意识到“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往庭阙下,叹息光阴逝”,于是上书请求回乡,玄宗很快赐金放他回去了。    
    上元二年(761年),李白准备跟着李光弼追击史朝义,再次讨敌,但因病中途返回。第二年(762年)他在当涂(今属安徽)其堂叔李阳冰家中因饮酒过度醉逝,时年62岁。    
    李白诗歌散失不少,今尚存900多首,内容丰富多采。李白一生关心国事,不满黑暗现实,希望为国立功。他的《古风》59首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李白的不少诗篇,表现了对人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这种内容常常结合着对统治者的批判。他的一部分乐府诗,反映妇女的生活及其痛苦,其中着重写思妇忆念征人,还写了商妇、弃妇和宫女的怨情。    
    李白诗歌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唐代韩愈、李贺,宋代欧阳修、苏轼、陆游,明代高启,清代屈大均、黄景仁、龚自珍等著名诗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李白诗歌的影响。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史诗写安史——诗圣杜甫

    史诗写安史——诗圣杜甫    
    杜甫流传下来的大量诗歌作品,以其强烈的现实主义风格,宽广的视野,深入的体验,高度概括了当时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历史变迁,深刻地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他的作品堪称“史诗”,他更是被后世誉为“诗圣”。他的诗作极大地拓宽了诗歌作为一种艺术体裁所能够表现的范围,无论从艺术上还是从思想上均成为后世竞相学习的典范。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祖籍襄阳,生于河南巩县。他曾居长安城南少陵,故自称“少陵野老”,人称“杜少陵”;又因居成都时世交严武(官居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举荐他做了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是唐代最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    
    杜甫自幼聪慧,他在《壮游》诗中追忆说:“七龄思昂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少年时即在文坛崭露头角,受到前辈的赏识。    
    20岁起,诗人便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漫游生涯。在游历路上,杜甫看到许多悲惨的情景:一对青年夫妇刚结婚,男的就被抓去当兵了;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儿子、孙子都战死了,他也被抓去当兵,老伴知道他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伤心地趴在路边上哭;一个打了败仗逃回来的士兵,回到村里的时候,只见房子周围长满了草,家里空荡荡的,亲人们死的死、逃的逃,一片荒凉景象。当他拿起锄头要去耕种荒地的时候,县吏又派差人把他抓去打仗了。    
    安史之乱爆发,长安沦陷后,杜甫一家老小加入了流亡的难民队伍。至德二年(757年),杜甫从长安逃出,并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投奔至唐营,肃宗被其忠诚所感动,任他为左拾遗,但很快就被贬为华州司马参军。唐大历五年(770年),大诗人杜甫病逝于旅途中,时年59岁。    
    杜甫怀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把他的所见所闻写在六首诗中,那就是《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简称“三吏”、“三别”。这六首诗深刻地反映出当时动荡的社会状况。    
    杜甫的“三吏”、“三别”已不再是原始的资料,而是成为荡气回肠的艺术。诗中表现的是不能简化的生命情态,深沉而不浮浅。在《潼关吏》里,唐代战争频仍的景象,就像戏剧一样展现在我们眼前。诗中的人、物、布景、声音,都经过诗人艺术的剪接,读者阅读时,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如身临其境。反映社会的黑暗时,杜甫绝不会简化、漠视生命的矛盾。控诉社会,杜甫也能遍照如镜,持平若衡。读杜甫的诗,能看见百姓的疾苦,贫富的悬殊,战争的惨酷,酷吏的蛮横,而这些真实的生活感受在正史中是读不到的。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    
    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杜诗的影响,从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艺的范围。


《文化艺术》 第一章、文人文学白居易与《琵琶行》、《长恨歌》

    白居易与《琵琶行》、《长恨歌》    
    《长恨歌》和《琵琶行》在诗成以后即被人广为传诵,连唐宣宗李忱也称赞:“童子解吟长恨曲,牧儿能唱琵琶篇。”虽然白居易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但两诗在艺术上的魅力,使它们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白居易(772~846);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    
    他的诗歌通俗好懂,受到当时广大人民的欢迎,街头巷尾,到处都传诵着白居易的诗篇。据说,白居易写完一首诗,总先念给不识字的老婆婆听,如果有听不懂的地方,他就修改,一直到能够使她听懂。    
    那时候,正是朱泚叛乱之后,长安遭到很大的破坏。当时,长安有一个文学家顾况,很有才气,脾气高傲。17岁的白居易带了自己的诗稿,到顾况家去请教。白居易拜见了顾况,送上名帖和诗卷。顾况看到“居易”两个字,皱起眉头打趣说:“近来长安米价很贵,只怕居住很不容易呢!”白居易被顾况莫名其妙地数落了几句,也不在意,恭恭敬敬地站在旁边请求指教。顾况拿起诗卷看了他的16岁时写的名篇《草》之后,脸上显露出兴奋的神色,马上站起来,紧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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