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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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完全忘却的。
我以为无产阶级是不会有这样锻炼周纳〔１７〕法的，他们没有学过“刀笔”〔１８〕。编成而名之曰《三闲集》，尚以射仿吾也。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之夜，编讫并记。
〔１〕 一二八战争时，作者住在临近战区的北四川路底，战事发生后即避居于英租界的内山书店支店，三月十九日迁回原寓。
〔２〕 “不满于现状”的“杂感家” 梁实秋在《新月》月刊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发表《“不满于现状”，便怎样呢？》一文，其中说：“有一种人，只是一味的‘不满于现状’，今天说这里有毛病，明天说那里有毛病，有数不清的毛病，于是也有无穷尽的杂感，等到有些个人开了药方，他格外的不满……好像惟恐一旦现状令他满意起来，他就没有杂感可作的样子。”
〔３〕 作者于一九二七年十月从广州到上海后，曾先后应邀在一些学校讲演。十月二十五日在劳动大学作题为《关于智识阶级》的讲演，现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十月二十八日在立达学园作题为《伟人的化石》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二日在复旦大学作题为《革命文学》的讲演，有萧立记录稿，发表于一九二八年五月九日上海《新闻报。学海》。十六日在光华大学讲演，有洪绍统、郭子雄记录稿，发表于《光华》周刊第二卷第七期（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由编者加题为《文学与社会》。十七日在大夏大学讲演，题目和讲稿未详。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讲演，后收入《集外集》。
此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五日在江湾复旦实验中学作题为《老而不死论》的讲演，讲稿未详。十一月十日在大陆大学讲演，题目、讲稿未详。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四日在暨南大学作题为《离骚与反离骚》的讲演，有郭博如记录稿，发表于《暨南校刊》第二十八——三十二期合刊（一九三○年一月十八日）。一九二九年五月，作者到北平省亲，于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作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讲演，后收入本书。五月二十九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六月二日上午在第二师范学院、同日晚间在第一师范学院讲演，题目、讲稿均未详。
〔４〕 广州“四一五”反革命事变发生时，作者在中山大学担任教职，因营救被捕学生无效，忿而辞去一切职务，于九月间离广州去上海。
〔５〕 创造社 新文学运动中著名的文学团体，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一年间成立，主要成员有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它初期的文学倾向是浪漫主义，带有反帝、反封建的色彩。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后参加革命实际工作。一九二七年该社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同时增加了冯乃超、彭康、李初梨等从国外回来的新成员。
一九二八年，创造社和另一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太阳社对鲁迅的批评和鲁迅对他们的反驳，形成了一次以革命文学问题为中心的论争。一九二九年二月，该社被国民党反动派封闭。它
曾先后编辑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
、《文化批判》等刊物，以及《创造丛书》。关于革命文学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６〕 太阳社 一九二七年下半年在上海成立的文学团体，主要成员有蒋光慈、钱杏桫、孟超等。一九二八年一月出版《太阳月刊》，提倡革命文学。一九三○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后，该社自行解散。关于太阳社和鲁迅在一九二八年的论争，参看本卷第６６页注〔１〕。
〔７〕 新月社 以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核心的文学和政治团体，约于一九二三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有胡适、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罗隆基等。该社曾以诗社名义于一九二六年夏在北京《晨报副刊》出过《诗刊》（周刊），一九二七年在上海创办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三月出版综合性的《新月》月刊。新月社主要成员曾因办《现代评论》杂志而又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先是依附北洋军阀，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转而投靠国民党，同时鼓吹“英国式的民主”，重提“好政府主义”的主张，在文学上竭力攻击革命文学运动。“正人君子”，一九二五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事件时，拥护章士钊的《大同晚报》，称现代评论派（后为新月派）的陈源等人为“东吉祥派的正人君子”。
〔８〕 “有闲即是有钱” 见《文化批判》第二号（一九二八年二月）李初梨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该文引用成仿吾说鲁迅等是“有闲阶级”的话之后说：“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有闲阶级，就是有钱阶级。”“没落者”，见《创造月刊》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八年五月）石厚生（成仿吾）的《毕竟是“醉眼陶然”罢了》：“传闻他（按指鲁迅）近来颇购读社会科学书籍，‘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问题’：
他是真要做一个社会科学的忠实的学徒吗？还是只涂抹彩色，粉饰自己的没落呢？这后一条路是掩耳盗铃式的行为，是更深更不可救药的没落。“”封建余孽“和棒喝主义者，见
《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
》：“他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以前说鲁迅是新旧过渡期的游移分子，说他是人道主义者，这是完全错了。他是一位不得志的Ｆａｓｃｉｓｔ（法西斯谛）！”按法西斯蒂，当时有人译为棒喝主义。
〔９〕 廖君 即廖立峨，广东兴宁人。原为厦门大学学生，一九二七年一月随鲁迅转学中山大学。
〔１０〕 《语丝》 文艺性周刊，最初由孙伏园等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创刊，一九二七年十月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查禁，随后移至上海续刊。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出至第五卷第五十二期停刊。鲁迅是它的主要撰稿人和支持者之一，并于该刊在上海出版后一度担任编辑。
〔１１〕 《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 均为李何林编辑，上海北新书局分别于一九三○年三月和一九二九年十月出版。前者收入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九年间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评论文章二十四篇，后者收入一九二八年革命文学运动中各派的论争文章四十六篇。
〔１２〕 “左翼作家都为了卢布” 这是当时反动派对进步作家的诬陷。如一九三○年五月十四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刊载的《解放中国文坛》中说，进步作家“受了赤色帝国主义的收买，受了苏俄卢布的津贴”；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上海小报《金钢钻报》刊载的《鲁迅加盟左联的动机》中说，“共产党最初以每月八十万卢布，在沪充文艺宣传费，造成所谓普罗文艺”等等。
〔１３〕 “杀，杀，杀” 这是杜荃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中说的话：“杀哟！杀哟！杀哟！杀尽一些可怕的青年！而且赶快！这是这位‘老头子’（按指鲁迅）的哲学，于是乎而‘老头子’不死了。”
〔１４〕 按《老调子已经唱完》曾发表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广州《国民新闻。新时代》，后由许广平编入《集外集拾遗》；又据《鲁迅日记》，这篇讲演作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即作者去香港的第二天，第一天的讲演是《无声的中国》。
〔１５〕 蒲力汗诺夫（CAD破GHIJKL，１８５６—１９１８） 通译普列汉诺夫；俄？缙诘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来成为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艺术论？罚慰础抖募ぁ匆帐趼邸狄氡拘颉芳捌渥ⅰ玻薄场？
〔１６〕 成仿吾 笔名石厚生，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创造社主要成员。他在《洪水》第三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七年一月）《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说“鲁迅先生坐在华盖之下正在抄他的小说旧闻”，是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文艺”，“后面必有一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并说：
“这种以趣味为中心的生活基调，它所暗示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
〔１７〕 锻炼周纳 意思是罗织罪名，陷人于法。语出《汉书。路温舒传》：“上奏畏却，则锻炼而周内之”。
〔１８〕 “刀笔” 这里指刀笔吏（讼师）罗织人罪的手法。《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八年九月）所刊克兴的《驳甘人的“拉杂一篇”》中说鲁迅“拿出他本来的刀笔，尖酸刻薄的冷诮热骂”。作者在这里引用是给以反刺。
一九二七年
无声的中国〔１〕
——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２〕讲时候，竟还有这许多来听的诸君，我首先应当声明我的郑重的感谢。
我现在所讲的题目是：《无声的中国》。
现在，浙江，陕西，都在打仗，〔３〕那里的人民哭着呢还是笑着呢，我们不知道。香港似乎很太平，住在这里的中国人，舒服呢还是不很舒服呢，别人也不知道。
发表自己的思想，感情给大家知道的是要用文章的，然而拿文章来达意，现在一般的中国人还做不到。这也怪不得我们；因为那文字，先就是我们的祖先留传给我们的可怕的遗产。人们费了多年的工夫，还是难于运用。因为难，许多人便不理它了，甚至于连自己的姓也写不清是张还是章，或者简直不会写，或者说道：Ｃｈａｎｇ。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
文明人和野蛮人的分别，其一，是文明人有文字，能够把他们的思想，感情，藉此传给大众，传给将来。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所以，大家不能互相了解，正像一大盘散沙。
将文章当作古董，以不能使人认识，使人懂得为好，也许是有趣的事罢。但是，结果怎样呢？是我们已经不能将我们想说的话说出来。我们受了损害，受了侮辱，总是不能说出些应说的话。拿最近的事情来说，如中日战争，〔４〕拳匪事件，民元革命这些大事件，一直到现在，我们可有一部像样的著作？民国以来，也还是谁也不作声。反而在外国，倒常有说起中国的，但那都不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是别人的声音。
这不能说话的毛病，在明朝是还没有这样厉害的；他们还比较地能够说些要说的话。待到满洲人以异族侵入中国，讲历史的，尤其是讲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杀害了，讲时事的自然也被杀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间，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５〕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有些新意，也还是不行的；不是学韩，便是学苏。韩愈苏轼〔６〕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文章来说当时要说的话，那当然可以的。我们却并非唐宋时人，怎么做和我们毫无关系的时候的文章呢。即使做得像，也是唐宋时代的声音，韩愈苏轼的声音，而不是我们现代的声音。然而直到现在，中国人却还耍着这样的旧戏法。人是有的，没有声音，寂寞得很。——人会没有声音的么？没有，可以说，是死了。倘要说得客气一点，那就是：已经哑了。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之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７〕。“革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８〕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字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那大意也并不可怕，不过说：我们不必再去费尽心机，学说古代的死人的话，要说现代的活人的话；不要将文章看作古董，要做容易懂得的白话的文章。然而，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思想革新的结果，是发生社会革新运动。这运动一发生，自然一面就发生反动，于是便酿成战斗……。
但是，在中国，刚刚提起文学革新，就有反动了。不过白话文却渐渐风行起来，不大受阻碍。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因为当时又有钱玄同先生提倡废止汉字，用罗马字母来替代〔９〕。这本也不过是一种文字革新，很平常的，但被不喜欢改革的中国人听见，就大不得了了，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反而没有阻碍，能够流行了。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那时白话文之得以通行，就因为有废掉中国字而用罗马字母的议论的缘故。
其实，文言和白话的优劣的讨论，本该早已过去了，但中国是总不肯早早解决的，到现在还有许多无谓的议论。例如，有的说：古文各省人都能懂，白话就各处不同，反而不能互相了解了。殊不知这只要教育普及和交通发达就好，那时就人人都能懂较为易解的白话文；至于古文，何尝各省人都能懂，便是一省里，也没有许多人懂得的。有的说：如果都用白话文，人们便不能看古书，中国的文化就灭亡了。其实呢，现在的人们大可以不必看古书，即使古书里真有好东西，也可以用白话来译出的，用不着那么心惊胆战。他们又有人说，外国尚且译中国书，足见其好，我们自己倒不看么？
殊不知埃及的古书，外国人也译，非洲黑人的神话，外国人也译，他们别有用意，即使译出，也算不了怎样光荣的事的。
近来还有一种说法，是思想革新紧要，文字改革倒在其次，所以不如用浅显的文言来作新思想的文章，可以少招一重反对。这话似乎也有理。然而我们知道，连他长指甲都不肯剪去的人，是决不肯剪去他的辫子的。
因为我们说着古代的话，说着大家不明白，不听见的话，已经弄得像一盘散沙，痛痒不相关了。我们要活过来，首先就须由青年们不再说孔子孟子和韩愈柳宗元〔１０〕们的话。
时代不同，情形也两样，孔子时代的香港不这样，孔子口调的“香港论”是无从做起的，“吁嗟阔哉香港也”，不过是笑话。
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