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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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天生的一种福气。所以文学的价值决不能以读者数目多寡而定。一般劳工劳农需要娱乐，也许需要少量的艺术的娱乐，例如什么通俗的戏剧，电影，侦探小说，之类。为大多数人读的文学必是逢迎群众的，必是俯就的，必是浅薄的；所以我们不该责令文学家来做这种的投机买卖。……皇室贵族雇用一班无聊文人来做讴功颂德的诗文，我们觉得讨厌，因为这种文学是虚伪的假造的；但是在无产阶级威胁之下便做对于无产阶级讴功颂德的文学，还不是一样的虚伪讨厌？文学家只知道聚精会神的创作，……谁能了解他，谁便是他的知音，不拘他是属于那一阶级。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
〔３５〕 这里所引也见《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原文说：“无产文学理论家时常告诉我们，文艺是他们的斗争的‘武器’。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３６〕 钱杏邨（１９００—１９７７） 笔名阿英，安徽芜湖人，文学家，太阳社主要成员。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这种文学（按指标语口号式的文学），虽然在各方面都很幼稚，但有时它是足以鼓动大众的。鲁那卡尔斯基说，‘能够将复杂的，尊贵的社会的内容，用了使千百万人也都感动的强有力的艺术的单纯，表现出来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即使靠了比较的单纯的比较的初步的内容也好，能够使这几百万的大众感动的作家，愿于他有光荣罢。对于这样的作家，马克斯主义批评家应该非常之高地评价。’（《关于科学的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
为布尔乔亚所侮蔑着的‘口号标语文学’，在一方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它的幼稚，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得不予以相当的估价的。“《拓荒者》，文艺月刊，蒋光慈编辑，一九三○年一月在上海创刊，”左联“成立后为”左联“刊物之一，同年五月第四、五期合刊出版后被国民党查禁。
〔３７〕 台明。培特尼（eANGQJh，１８８３—１９４５） 通译杰米扬。别德内依，苏联诗人。在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他曾写了不少歌颂革命、讽刺敌人的政治鼓动诗。一九二三年四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曾授予他红旗勋章（即赤旗章）。
〔３８〕 《论翻译之难》 指胡适的《论翻译》一文，载《新月》第一卷第十一期（一九二九年一月），其中有“翻译是一件艰难的事，谁都不免有错误”的话。
〔３９〕 法兑耶夫（ＡAＡAiIQGGL，１９０１—１９５６） 通译法捷耶夫，苏联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曾由鲁迅译成中文，从一九三○年一月起在《萌芽月刊》上连载，题为《溃灭》；一九三一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单行本，改题为《毁灭》。
〔４０〕 格拉特珂夫（iADACFIQOKL，１８８３—１９５８） 苏联小说家。
《水门汀》，又译《士敏土》，通译《水泥》，是他描写苏联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
〔４１〕 “布尔乔亚”的恶意 钱杏邨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鲁迅、茅盾等对“口号标语文学”的批评，是“中国的布尔乔亚的作家”对“普罗列塔利亚文坛”的“恶意的嘲笑”。
布尔乔亚，法语ｂｏｕｒｇｅｏｉｓｉｅ 的音译，即资产阶级。
〔４２〕 亚历舍。托尔斯泰（ＡAＨAZKFS＇K，１８８３—１９４５）、威垒赛耶夫？ǎ翧ＢADG‘GSIGL，１８６７—１９４５）、普理希文（ＭAＭ凄TjLTJ，１８７３—１９５？矗际窃谑赂锩凹匆殉擅锩笕约绦醋骰疃淖骷摇？
〔４３〕 这些话，也见于《文怯薪准缎缘穆穑俊贰？
〔４４〕 “艺术之宫” 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一九二四年一月）《
〈呐喊〉的评论》中说：鲁迅的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为《补天》）“虽然也还有不
能令人满足的地方“，却是表示作者”要进而入纯文艺的宫庭“的”杰作“。
〔４５〕 “太阳” 隐喻蒋光慈、钱杏邨等组织的文学团体太阳社。
〔４６〕 “猩猩”之说，见《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九二八年八月）杜荃（郭沫若）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其中说鲁迅过去和陈西滢、长虹的论战“是猩猩和猩猩战”。下文所说“骂到牙齿的颜色”，参看本卷第１１８页注〔６〕。
〔４７〕 Ｐｒｏｍｅｔｈｅｕｓ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相传他从主神宙斯那里偷了火种给人类，受到宙斯的惩罚，被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让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４８〕 《文艺政策》 鲁迅一九二八年翻译的关于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集，内容
包括《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一九二四年五月俄共〔布〕中央召开的关于文艺政策讨论
会的记录）、《观念形态战线和文学》（一九二五年一月第一次无产阶级作家大会的决议）
和《关于文艺领域上的党的政策》（一九二五年六月俄共〔布〕中央的决议）三个部分。
系根据日本外村史郎和藏原惟人辑译的日文本转译，曾连载于《奔流》月刊，一九三○年六月由水沫书店出版，列为鲁迅、冯雪峰主编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之一。
〔４９〕 郑伯奇（１８９５—１９７９） 陕西长安人，作家，创造社成员。
当时他在上海开设文献书房。
〔５０〕 Ｈａｕｐｔｍａｎｎ 霍普特曼（１８６２—１９４６），德国剧作家。ＧｒｅMｇｏｒｙ夫人，格列高里夫人（１８５２—１９３２），爱尔兰剧作家。
〔５１〕 《文艺生活》 创造社后期的文艺周刊，郑伯奇编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在上海创刊，共出四期。
〔５２〕 所谓“投降”之说，见于一九二九年八月十九日上海小报《真报》所载尚文的《鲁迅与北新书局决裂》一文，其中说鲁迅在被创造社“批判”之后，“今年也提起笔来翻过一本革命艺术论，表示投降的意味。”
〔５３〕 “方向转换” 《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所载钱杏邨《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说：“……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这一类的讽刺。”《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三期（一九二九年十二月
）所载刚果伦的《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也说：“鲁迅给我们的只是他转换了方向
以后的关于普罗文艺的译品。“
〔５４〕 片冈铁兵（１８９４—１９４４） 日本作家。他曾在一九二四年创办《文艺时代》杂志，从事所谓“新感觉派”文艺运动，一九二八年后一度转向进步的文艺阵营。
〔５５〕 “阿狗阿猫” 一九三○年一月八日《申报。艺术界》（国民党文化特务朱应鹏主编）“余话”栏刊载陈洁的《社会科学书籍的瘟疫》一文，攻击马列主义理论的翻译和传播，说“阿猫也来一本社会科学的理论，阿狗也来一本社会科学大纲，驯至阿猫阿狗联合起来弄社会科学大全，这样，杂乱胡糟的社会科学书籍就发瘟了。”同月十六日该刊又发表倜然的《创作数种》，其中也有类似的话：“看了阿猫阿狗都译着连自己都搅不明白的社会科学书，我们的确相信现在是社会科学时代了。”《申报》，参看本卷第９２页注〔２〕。
〔５６〕 藏原惟人 日本文艺评论家。
〔５７〕 蒋光慈的这些话，见他在《拓荒者》第一期（一九三○年一月）发表的《东京之旅》。
〔５８〕 《一周间》 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的中篇小说，苏联里别进斯基作，蒋光慈译。一九三○年一月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５９〕 达尔文的学术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马君武译的《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一种，一九二○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６０〕 尼采的著作，当时我国只有郭沫若译的《查拉图司屈拉钞》的第一部，一九二八年六月创造社出版部出版。
〔６１〕 “严正态度” 指新月社在《新月》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二八年三月）发刊辞《新月的态度》中所表示的态度。他们提出所谓“健康”和“尊严”的“两大原则”，认为当时一切进步的和革命的文艺，都是和他们“所标举的两大原则——健康与尊严——不相容的”。
在该刊第二卷第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的《敬告读者》中，又说“我们的立论的态度希望能做到严正的地步”。
〔６２〕 《告压迫言论自由者》 罗隆基作，载《新月》第二卷第
六、七期合刊（一九二九年九月）。
习惯与改革〔１〕
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对于极小的一点改革，也无不加以阻挠，表面上好像恐怕于自己不便，其实是恐怕于自己不利，但所设的口实，却往往见得极其公正而且堂皇。
今年的禁用阴历〔２〕，原也是琐碎的，无关大体的事，但商家当然叫苦连天了。不特此也，连上海的无业游民，公司雇员，竟也常常慨然长叹，或者说这很不便于农家的耕种，或者说这很不便于海船的候潮。他们居然因此念起久不相干的乡下的农夫，海上的舟子来。
这真像煞有些博爱。
一到阴历的十二月二十三，爆竹就到处毕毕剥剥。我问一家的店伙：“今年仍可以过旧历年，明年一准过新历年么？”
那回答是：“明年又是明年，要明年再看了。”他并不信明年非过阳历年不可。但日历上，却诚然删掉了阴历，只存节气。
然而一面在报章上，则出现了《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３〕的广告。好，他们连曾孙玄孙时代的阴历，也已经给准备妥当了，一百二十年！
梁实秋先生们虽然很讨厌多数，但多数的力量是伟大，要紧的，有志于改革者倘不深知民众的心，设法利导，改进，则无论怎样的高文宏议，浪漫古典〔４〕，都和他们无干，仅止于几个人在书房中互相叹赏，得些自己满足。假如竟有“好人政府”〔５〕，出令改革乎，不多久，就早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
真实的革命者，自有独到的见解，例如乌略诺夫先生，他是将“风俗”和“习惯”，都包括在“文化”之内的，并且以为改革这些，很为困难。〔６〕我想，但倘不将这些改革，则这革命即等于无成，如沙上建塔，顷刻倒坏。中国最初的排满革命，所以易得响应者，因为口号是“光复旧物”，就是“复古”，易于取得保守的人民同意的缘故。但到后来，竟没有历史上定例的开国之初的盛世，只枉然失了一条辫子，就很为大家所不满了。
以后较新的改革，就著著失败，改革一两，反动十斤，例如上述的一年日历上不准注阴历，却来了阴阳合历一百二十年。
这种合历，欢迎的人们一定是很多的，因为这是风俗和习惯所拥护，所以也有风俗和习惯的后援。别的事也如此，倘不深入民众的大层中，于他们的风俗习惯，加以研究，解剖，分别好坏，立存废的标准，而于存于废，都慎选施行的方法，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现在已不是在书斋中，捧书本高谈宗教，法律，文艺，美术……等等的时候了，即使要谈论这些，也必须先知道习惯和风俗，而且有正视这些的黑暗面的勇猛和毅力。因为倘不看清，就无从改革。仅大叫未来的光明，其实是欺骗怠慢的自己和怠慢的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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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三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２〕 禁用阴历 指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国民党当局发布的通令，其中规定：“凡商家帐目，民间契纸及一切签据，自十九年（按即一九三○年）一月一日起一律适用国历，如附用阴历，法律即不生效。”
〔３〕 《一百二十年阴阳合历》指《一百二十年阴阳历对照表》，中华学艺社编，上海华通书局印行。
〔４〕 浪漫古典 梁实秋曾出版过论文集《浪漫的与古典的》，宣扬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５〕 “好人政府” 是胡适等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提出的政治主张，见《努力周报》第二期发表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我们以为现在不谈政治则已，若谈政治，应该有一个切实的，明了的，人人都能了解的目标。我们以为国内的优秀分子，无论他们理想中的政治组织是什么，……现在都应该平心降格的公认‘好政府’一个目标，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今日政治改革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这里所说的“好人”
、“社会上的优秀分子”，都是胡适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自我标榜。一九三○年前后，胡适、罗隆基等又在《新月》上老调重弹，目的在于参加国民党政府。
〔６〕 乌略语夫 通译乌里扬诺夫，即列宁。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曾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二○○页，一九七二年十月人民出版社出版）
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１〕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是毒害革命的甜药。
譬如在帝国主义的主宰之下，必不容训练大众个个有了“人类之爱”，然后笑嘻嘻地拱手变为“大同世界”〔２〕一样，在革命者们所反抗的势力之下，也决不容用言论或行动，使大多数人统得到正确的意识。所以每一革命部队的突起，战士大抵不过是反抗现状这一种意思，大略相同，终极目的是极为歧异的。或者为社会，或者为小集团，或者为一个爱人，或者为自己，或者简直为了自杀。然而革命军仍然能够前行。因为在进军的途中，对于敌人，个人主义者所发的子弹，和集团主义者所发的子弹是一样地能够制其死命；任何战士死伤之际，便要减少些军中的战斗力，也两者相等的。但自然，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我先前为叶永蓁君的《小小十年》作序，〔３〕以为已经为社会尽了些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