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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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不过效果也很小。但我们今后却必须注意这点。
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１１〕，原是“进学”〔１２〕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１３〕，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 左翼作家联盟 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一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并先后在北平、天津等地及日本东京设立分会），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周扬等。“左联”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它曾有组织有计划地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和研究，批判各种错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提倡革命文学创作，进行文艺大众化的探讨，培养了一批革命文艺工作者，促进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它在国民党统治区内领导革命文学工作者和进步作家，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在粉碎这种“围剿”中起了重大的作用。但由于受到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在工作中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对此，鲁迅曾进行过原则性的批评。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这个讲话，是当时左翼文艺运动有重要意义的文件。“左联”由于受国民党政府的白色恐怖的摧残压迫，也由于领导工作中宗派主义的影响，始终是一个比较狭小的团体。一九三五年底，为了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３〕 墨索里尼（ＢAＭｕｓｓｏｌｉｎｉ，１８３３—１９４５） 意大利的独裁？吆头ㄎ魉沟车晨诙问澜绱笳降淖锟弧？
〔４〕 邓南遮（ＧAＤ‘Ａｎｎｕｎｚｉｏ，１８６３—１９３８）， 意大利唯美？饕遄骷摇Ｖ谐て∷怠端赖氖だ返取Ｍ砟瓿晌褡逯饕逭撸钍苣骼锬岬某璋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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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叶遂宁 参看本卷第３８页注〔１９〕。这里所引的诗句，分别见于他在一九一八年所作的《天上的鼓手》和《约旦河上的鸽子》。
〔６〕 毕力涅克（lAＡ圃FWJbO，１８９４—１９４１） 又译皮涅克，苏联革命初？诘乃健巴啡恕弊骷抑弧Ｒ痪哦拍辏诠獍锥肀ǹ戏⒈沓て∷怠逗炷尽罚偎樟缁嶂饕褰ㄉ琛０妆ぃ慰幢揪淼冢保常敢匙ⅰ玻保薄场？
〔７〕 “南社” 参看本卷第１３８页注〔９〕。
〔８〕 海涅（ＨAＨｅｉｎｅ，１７９７—１８５６） 德国诗人，著有长诗《德国？桓龆斓耐啊返取Ｕ饫锏囊觯慰幢揪淼冢保常敢匙ⅰ玻保病场？
〔９〕几种杂志指当时出版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文艺
研究》等。
〔１０〕 几个文学团体 指莽原社、未名社、朝花社等。
〔１１〕 八股文 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公式化文体，每篇分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后四部分是主体，每部分有两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下文所说的“起承转合”，指做八股文的一种公式，即所谓“起要平起，承要春（从）容，转要变化，合要渊永”。
〔１２〕 “进学” 按明、清科举制度，童生经过县考初试，府考复试，再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考（道考），考取的列名府、县学，叫“进学”，也就成为“秀才”。
〔１３〕 关于卢那察尔斯基主张保存俄国农民美术的观点，见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
我们要批评家〔１〕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ǖ呐兰摇Ｕ庑┩？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２〕，台静农的《地之子》〔３〕，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４〕，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５〕，刘一梦的《失业以后》〔６〕，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７〕。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２〕 李守章 字俊民，江苏南通人。《跋涉的人们》收短篇小说四篇，一九二九年北新书局出版。
〔３〕 台静农 安徽霍丘人，作家，未名社成员。《地之子》收短篇小说十四篇，一九二八年未名社出版。
〔４〕 柔石（１９０２—１９３１） 参看本书《柔石小传》及其有关注。
〔５〕 魏金枝（１９００—１９７２） 浙江嵊县人，作家。《七封信的自传》，收短篇小说六篇，一九二八年上海人间书店出版，原题为《七封书信的自传》。
〔６〕 刘一梦（？—１９３１） 山东沂水人。《失业以后》收短篇小说八篇，一九二九年上海春野书店出版。
〔７〕 这里说的钱杏邨“和茅盾扭结”，指钱杏邨在《拓荒者》第一期《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的问题》中，反复引证藏原惟人的《再论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普罗列塔利亚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等文，来评论茅盾的作品和反对茅盾《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所提出的意见。
“好政府主义”〔１〕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零星”上，也赞成“不满于现状”〔２〕了，但他以为“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３〕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４〕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现在你“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所以梁先生的“零星”，是将他所见的杂感的罪状夸大了。
其实是，指摘一种主义的理由的缺点，或因此而生的弊病，虽是并非某一主义者，原也无所不可的。有如被压榨得痛了，就要叫喊，原不必在想出更好的主义之前，就定要咬住牙关。但自然，能有更好的主张，便更成一个样子。
不过我以为梁先生所谦逊地放在末尾的“好政府主义”，却还得更谦逊地放在例外的，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独有“好政府主义”这“一副药”，他在药方上所开的却不是药名，而是“好药料”三个大字，以及一些唠唠叨叨的名医架子的“主张”。不错，谁也不能说医病应该用坏药料，但这张药方，是不必医生才配摇头，谁也会将他“褒贬得一文不值”
（“褒”是“称赞”之意，用在这里，不但“不通”，也证明了不识“褒”字，但这是梁先生的原文，所以姑仍其旧）的。
倘这医生羞恼成怒，喝道“你嘲笑我的好药料主义，就开出你的药方来！”那就更是大可笑的“现状”之一，即使并不根据什么主义，也会生出杂感来的。杂感之无穷无尽，正因为这样的“现状”太多的缘故。
一九三○，四，十七。
〔１〕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好政府主义”，参看本卷第２２５页注〔５〕。
〔２〕 这里所说的“不满于现状”和以下所引的梁实秋的话，都见于《新月》第二卷第八期（一九二九年十月）《“不满于现状”，便怎
样呢？》〔３〕 国家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它抹杀国家的阶级本质，以“国家至上”的口号欺骗人民服从统治阶级的利益；宣传“民族优越论”，鼓吹扩张主义。中国的国家主义派在一九二三年成立“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后改为“中国青年党”，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
〔４〕 无政府主义 十九世纪上半期开始流行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它鼓吹个人“绝对自由”，否定一切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五四”前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组织“民声社”、“进化社”等小团体，出版刊物和小册子宣扬这种思想。
“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１〕梁实秋先生为了《拓荒者》上称他为“资本家的走狗”〔２〕，就做了一篇自云“我不生气”〔３〕的文章。先据《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页上的定义〔４〕，“觉得我自己便有点像是无产阶级里的一个”之后，再下“走狗”的定义，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讨主子的欢心因而得到一点恩惠”，于是又因而发生疑
问道——
“《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那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分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赉呢。……我只知道不断的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的帐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能知道呢？
……“
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凡走狗，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所以它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豢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不过这时它就愈不明白谁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叙他怎样辛苦，好像“无产阶级”（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谓“劣败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谁”，那是属于后一类的了，为确当计，还得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
“资本家的走狗”。
然而这名目还有些缺点。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识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终于不讲“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了，在《答鲁迅先生》〔５〕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进电杆上写“武装保护苏联”，敲碎报馆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写出“到××党去领卢布”字样来，那故意暗藏的两个×，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产”这两字，指示着凡主张“文学有阶级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拥护苏联”，或“去领卢布”的勾当，和段祺瑞的卫兵枪杀学生〔６〕，《晨报》〔７〕却道学生为了几个卢布送命，自由大同盟〔８〕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报》〔９〕的通信上便说为“金光灿烂的卢布所买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匪类（“学匪”〔１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