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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鲁迅卷4-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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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I字旗,即德国法西斯的旗子。“I”,纳粹?车牡郴铡?
  〔22〕 《死的胜利》 意大利作家邓南遮在一八九四年出版的小说,当时有芳信的中译本,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海光华书局出版。
  〔23〕 里培进斯基(oAYAXTVGJTJSOT,1898—1959) 通译里别进斯基?樟骷摇K鳌兑恢芗洹罚笔蔽夜薪獯鹊囊氡荆痪湃鹉暌辉卤毙率榫殖霭妗S钟薪肌⑺浙氲囊氡荆痪湃鹉耆律虾K榈瓿霭妗?
  〔24〕 “复交” 国民党政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四日宣布和苏联断绝邦交,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宣布复交。
  〔25〕 “黑土” 苏联的黑土区面积广大,有以“黑土”作为它的代称的。如丹麦文艺批评家和文学史家乔治。勃兰兑斯(1842—1927),曾在他写的《俄国印象记》一书中称俄国为“黑土”。
  〔26〕 指英国作家萧伯纳和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对苏联持友好态度,一九三一年发表《与过去告别》一文,热烈支持无产阶级革命。萧伯纳,参看本书《谁的矛盾》及其注〔2〕。
                 一九三三年
                 听说梦〔1〕
  做梦,是自由的,说梦,就不自由。做梦,是做真梦的,说梦,就难免说谎。
  大年初一,就得到一本《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临末有“新年的梦想”,〔2〕问的是“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和“个人生活”,答的有一百四十多人。记者的苦心,我是明白的,想必以为言论不自由,不如来说梦,而且与其说所谓真话之假,不如来谈谈梦话之真,我高兴的翻了一下,知道记者先生却大大的失败了。
  当我还未得到这本特大号之前,就遇到过一位投稿者,他比我先看见印本,自说他的答案已被资本家删改了,他所说的梦其实并不如此。这可见资本家虽然还没法禁止人们做梦,而说了出来,倘为权力所及,却要干涉的,决不给你自由。这一点,已是记者的大失败。
  但我们且不去管这改梦案子,只来看写着的梦境罢,诚如记者所说,来答复的几乎全部是智识分子。首先,是谁也觉得生活不安定,其次,是许多人梦想着将来的好社会,“各尽所能”呀,“大同世界”呀,很有些“越轨”气息了(末三句是我添的,记者并没有说)。
  但他后来就有点“痴”起来,他不知从那里拾来了一种学说,将一百多个梦分为两大类,说那些梦想好社会的都是“载道”之梦,是“异端”,正宗的梦应该是“言志”的,硬把“志”弄成一个空洞无物的东西。〔3〕然而,孔子曰,“盍各言尔志”,而终于赞成曾点者,〔4〕就因为其“志”合于孔子之“道”的缘故也。
  其实是记者的所以为“载道”的梦,那里面少得很。文章是醒着的时候写的,问题又近于“心理测验”,遂致对答者不能不做出各各适宜于目下自己的职业,地位,身分的梦来(已被删改者自然不在此例),即使看去好像怎样“载道”,但为将来的好社会“宣传”的意思,是没有的。所以,虽然梦“大家有饭吃”者有人,梦“无阶级社会”者有人,梦“大同世界”者有人,而很少有人梦见建设这样社会以前的阶级斗争,白色恐怖,轰炸,虐杀,鼻子里灌辣椒水,电刑……倘不梦见这些,好社会是不会来的,无论怎么写得光明,终究是一个梦,空头的梦,说了出来,也无非教人都进这空头的梦境里面去。
  然而要实现这“梦”境的人们是有的,他们不是说,而是做,梦着将来,而致力于达到这一种将来的现在。因为有这事实,这才使许多智识分子不能不说好像“载道”的梦,但其实并非“载道”,乃是给“道”载了一下,倘要简洁,应该说是“道载”的。
  为什么会给“道载”呢?曰:为目前和将来的吃饭问题而已。
  我们还受着旧思想的束缚,一说到吃,就觉得近乎鄙俗。
  但我是毫没有轻视对答者诸公的意思的。《东方杂志》记者在《读后感》里,也曾引佛洛伊特〔5〕的意见,以为“正宗”的梦,是“表现各人的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但佛洛伊特以被压抑为梦的根柢——人为什么被压抑的呢?这就和社会制度,习惯之类连结了起来,单是做梦不打紧,一说,一问,一分析,可就不妥当了。记者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就一头撞在资本家的朱笔上。但引“压抑说”来释梦,我想,大家必已经不以为忤了罢。
  不过,佛洛伊特恐怕是有几文钱,吃得饱饱的罢,所以没有感到吃饭之难,只注意于性欲。有许多人正和他在同一境遇上,就也轰然的拍起手来。诚然,他也告诉过我们,女儿多爱父亲,儿子多爱母亲,即因为异性的缘故。然而婴孩出生不多久,无论男女,就尖起嘴唇,将头转来转去。莫非它想和异性接吻么?不,谁都知道:是要吃东西!
  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因为是醒着做的梦,所以不免有些不真,因为题目究竟是“梦想”,而且如记者先生所说,我们是“物质的需要远过于精神的追求”了,所以乘着 Censors〔6〕(也引用佛洛伊特语)的监护好像解除了之际,便公开了一部分。其实也是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不过不是积极的罢了,而且有些也许倒和表面的“标语”
  正相反。
  时代是这么变化,饭碗是这样艰难,想想现在和将来,有些人也只能如此说梦,同是小资产阶级(虽然也有人定我为“封建余孽”或“土著资产阶级”,但我自己姑且定为属于这阶级),很能够彼此心照,然而也无须秘而不宣的。
  至于另有些梦为隐士,梦为渔樵,和本相全不相同的名人〔7〕,其实也只是豫感饭碗之脆,而却想将吃饭范围扩大起来,从朝廷而至园林,由洋场及于山泽,比上面说过的那些志向要大得远,不过这里不来多说了。
  一月一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2〕 《东方杂志》 综合性刊物,一九○四年三月在上海创刊,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停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它于一九三三年出的“新年特大号”(第三十卷第一期)中,辟有“新年的梦想”专栏。当时该刊的主编为胡愈之。
  〔3〕 《东方杂志》记者在“新年的梦想”专栏的《读后感》中说:
  “近来有些批评家把文学分为‘载道’的文学和‘言志’的文学这两类。
  我们的‘梦’也可以同样的方法来分类:就是‘载道’的梦,和‘言志’的梦。“又说:”‘载道’的梦只是‘异端’,而‘言志’的梦才是梦的‘正宗’,因为我们相信‘梦’是个人的,而不是社会的。依据佛洛伊特的解释,梦只是白天受遏抑的意识,于睡眠,解放出来。……
  所以‘梦’只是代表了意识的‘不公开’的部分,在梦中说教,在梦中讲道,在梦中贴标语,喊口号,这到底是不常有的梦,至少这是白日梦而不是夜梦,所以不能算作梦的正宗。只有个人的梦,表现各人心底的秘密而不带着社会作用的,那才是正宗的梦。“按《东方杂志》记者所说的”近来有些批评家“指周作人,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学史是”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的消长史。
  〔4〕 “盍各言尔志” 语见《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
  子曰:“盍各言尔志。‘”孔子赞成曾点的话,见《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名点)、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点)曰:“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5〕 佛洛伊特(SAFreud,1856—1939) 通译弗罗伊德,奥地利?癫⊙Ъ遥穹治鲅档拇戳⒄摺U庵盅等衔难А⒁帐酢⒄苎А⒆诮痰纫磺芯裣窒螅酥脸H说拿危癫」颊叩闹⒆矗际侨嗣且蚴苎挂侄辈卦谙乱馐独锏哪持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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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ensors 英语,原义为检查官,弗罗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用以表示潜在意识压抑力。
  〔7〕 名人 指在《东方杂志》“新年特大号”上“说梦”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如当
        时的铁道部次长、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的曾仲鸣说:
  “何处是修竹、吾庐三径”;中国银行副总裁俞寰澄说:“我只想做一个略具知识的自耕农,我最酷爱田园生活”,等等。
  论“赴难”和“逃难”〔1〕——寄《涛声》编辑的一封信编辑先生:
  我常常看《涛声》,也常常叫“快哉!”但这回见了周木斋先生那篇《骂人与自骂》〔2〕,其中说北平的大学生“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应不逃难”,而致慨于五四运动时代式锋芒之销尽,却使我如骨鲠在喉,不能不说几句话。因为我是和周先生的主张正相反,以为“倘不能赴难,就应该逃难”,属于“逃难党”的。
  周先生在文章的末尾,“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我想,一半是对的。那时的北京,还挂着“共和”的假面,学生嚷嚷还不妨事;那时的执政,是昨天上海市十八团体为他开了“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3〕的段祺瑞先生,他虽然是武人,却还没有看过《莫索理尼传》。然而,你瞧,来了呀。
  有一回,对着请愿的学生毕毕剥剥的开枪了〔4〕,兵们最受瞄准的是女学生,这用精神分析学来解释,是说得过去的,尤其是剪发的女学生,这用整顿风俗〔5〕的学说来解说,也是说得过去的。总之是死了一些“莘莘学子”。然而还可以开追悼会;还可以游行过执政府之门,大叫“打倒段祺瑞”。为什么呢?
  因为这时又还挂着“共和”的假面。然而,你瞧,又来了呀。
  现为党国大教授的陈源先生,在《现代评论》上哀悼死掉的学生,说可惜他们为几个卢布送了性命;〔6〕《语丝》反对了几句,现为党国要人的唐有壬先生在《晶报》上发表一封信,说这些言动是受墨斯科的命令的。这实在已经有了北平气味了。
  后来,北伐成功了,北京属于党国,学生们就都到了进研究室的时代,五四式是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为了矫正这种坏脾气,我们的政府,军人,学者,文豪,警察,侦探,实在费了不少的苦心。
  用诰谕,用刀枪,用书报,用煅炼,用逮捕,用拷问,直到去年请愿之徒,死的都是“自行失足落水”,连追悼会也不开的时候为止,这才显出了新教育的效果。
  倘使日本人不再攻榆关,我想,天下是太平了的,“必先安内而后可以攘外”〔7〕。
  但可恨的是外患来得太快一点,太繁一点,日本人太不为中国诸公设想之故也,而且也因此引起了周先生的责难。
  看周先生的主张,似乎最好是“赴难”。不过,这是难的。
  倘使早先有了组织,经过训练,前线的军人力战之后,人员缺少了,副司令〔8〕下令召集,那自然应该去的。无奈据去年的事实,则连火车也不能白坐,而况乎日所学的又是债权论,土耳其文学史,最小公倍数之类。去打日本,一定打不过的。大学生们曾经和中国的兵警打过架,但是“自行失足落水”了,现在中国的兵警尚且不抵抗,大学生能抵抗么?我们虽然也看见过许多慷慨激昂的诗,什么用死尸堵住敌人的炮口呀,用热血胶住倭奴的刀枪呀,但是,先生,这是“诗”呵!事实并不这样的,死得比蚂蚁还不如,炮口也堵不住,刀枪也胶不住。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9〕我并不全拜服孔老夫子,不过觉得这话是对的,我也正是反对大学生“赴难”的一个。
  那么,“不逃难”怎样呢?我也是完全反对。自然,现在是“敌人未到”的,但假使一到,大学生们将赤手空拳,骂贼而死呢,还是躲在屋里,以图幸免呢?我想,还是前一着堂皇些,将来也可以有一本烈士传。不过于大局依然无补,无论是一个或十万个,至多,也只能又向“国联”报告一声罢了。去年十九路军的某某英雄怎样杀敌,大家说得眉飞色舞,因此忘却了全线退出一百里的大事情,可是中国其实还是输了的。而况大学生们连武器也没有。现在中国的新闻上大登“满洲国”〔10〕的虐政,说是不准私藏军器,但我们大中华民国人民来藏一件护身的东西试试看,也会家破人亡,——先生,这是很容易“为反动派所利用”的呵。
  施以狮虎式的教育,他们就能用爪牙,施以牛羊式的教育,他们到万分危急时还会用一对可怜的角。然而我们所施的是什么式的教育呢,连小小的角也不能有,则大难临头,惟有兔子似的逃跑而已。自然,就是逃也不见得安稳,谁都说不出那里是安稳之处来,因为到处繁殖了怨罚唬骸啊稹鸫犕茫鋈裰薄玻保薄常酥揭病H辉蛉疲倘砸?“走”为上计耳。
  总之,我的意见是:我们不可看得大学生太高,也不可责备他们太重,中国是不能专靠大学生的;大学生逃了之后,却应该想想此后怎样才可以不至于单是逃,脱出诗境,踏上实地去。
  但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能给在《涛声》上发表,以备一
  说否?谨听裁择,并请文安。
  罗怃顿首。一月二十八夜。
  再:顷闻十来天之前,北平有学生五十多人因开会被捕,可见不逃的还有,然而罪名是“借口抗日,意图反动”,又可见虽“敌人未到”,也大以“逃难”为是也。
  二十九日补记。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一日上海《涛声》第二卷第五期,署名罗怃。原题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2〕 周木斋(1910—1941) 江苏武进人,当时在上海从事编辑和写作。
  他的《骂人与自骂》,载《涛声》第二卷第四期(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其中说:“最近日军侵占榆关,北平的大学生竟至要求提前放假,所愿未遂,于是纷纷自动离校。敌人未到,闻风远逸,这是绝顶离奇的了。……论理日军侵榆,……即使不能赴难,最低最低的限度也不应逃难。”又说:“写到这里,陡然的想起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学生的锋芒,转眼之间,学风民气,两俱不变,我要疑心是‘北京’改为‘北平’的应验了。”
  〔3〕 “上海各界欢迎段公芝老大会” 段祺瑞(字芝泉)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去上海时,上海市商会等十八个团体于二月十七日为他举行欢迎会。
  〔4〕 指三一八惨案。参看本卷第249页注〔6〕。
  〔5〕 整顿风俗 段祺瑞政府曾多次颁行这类政令,如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发布的“整顿学风令”;一九二六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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