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卷4-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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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后一日,华约瑟谨启。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语丝》第一五六期,发表时用致编者信的形式,刊于“来函照登”栏内,题目为作者编入本书时所加。
〔2〕 文宣正大成至圣先师 这是封建统治者加给孔丘的谥号。
唐开元二十七年(739)加谥孔丘为文宣王;后来宋元明各朝都有加谥;清顺治二年
(1645)又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3〕 东邻 指日本。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有些人曾组织“斯文会”,尊奉儒教。
〔4〕 《春秋》 编年体春秋史,相传系孔丘依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改订而成。
罪齐田恒,据《春秋左氏传》哀公十四年记载:
“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而请伐齐三。”陈恒,即田恒。他于公元前四八五年杀了齐简公(即壬),孔丘认为他是乱臣贼子,所以迫切要求鲁哀公出兵讨伐。
〔5〕 堕三都,出藏甲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丘做鲁司寇时,见孟孙、叔孙和季孙三家掌握实权,自建都城,俨如一个国家,便向鲁定公进言:要使“臣无藏甲,大夫无百雉之城”,并“使仲由(即孔丘学生子路)为季氏宰,将堕三都”。结果堕毁了叔孙氏的都和季孙氏的费都。
〔6〕 诛少正卯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前497)孔丘在鲁“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
〔7〕 男禀乾刚,女占坤顺 《周易。系辞》:“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同书《说卦》又说:“乾,健也;坤,顺也。”
〔8〕 蒙泉剥果 蒙、剥,是《周易》中的两个卦名;泉和果是解释这两个卦使用的比喻。蒙泉剥果,大意是指人们愚昧,世道衰微。
〔9〕 子舆氏 即孟轲。这里所引他的话,见《孟子。滕文公》:
“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杨墨,指杨朱和墨翟。
〔10〕 “子见南子” 见《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南子,春秋时卫灵公夫人。
〔11〕 乘桴浮海 语见《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桴,竹木编的小筏。
〔12〕 受一廛而为氓 语见《孟子。滕文公》。廛,古代城市平民住宅区。氓,居民。
吊与贺〔1〕
《语丝》在北京被禁之后,一个相识者寄给我一块剪下的报章,是十一月八日的北京《民国晚报》的《华灯》栏,内容是这样的:
吊丧文孔伯尼
顷闻友云:“《语丝》已停”,其果然欤?查《语丝》问世,三年于斯,素无余润,常经风波。以久特闻,迄未少衰焉。方期益臻坚壮,岂意中道而崩?“闲话”失慎,“随感”
伤风欤?抑有他故耶?岂明〔2〕老人再不兴风作浪,叛徒首领〔3〕无从发令施威;忠臣孝子,或可少申余愤;义士仁人,大宜下井投石。“语丝派”已亡,众怒少息,“拥旗党”
〔4〕犹在,五色何忧?从此狂澜平静,邪说歼绝。有关风化,良匪浅鲜!则《语丝》之停也,岂不懿欤?所惜者余孽未尽,祸根犹存,复萌故态,诚堪预防!
自宜除恶务尽,何容姑息养奸?兴仁义师,招抚并用;设文字狱,赏罚分明。打倒异端,惩办祸首;以安民心,而属众望。岂惟功垂不朽;易止德及黎庶?抑亦国旗为荣耶?效《狂飙》〔5〕之往例,草《语丝》之哀辟,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朝野君子,乞勿忽之。
未废标点,已禁语体之秋,阳历晦日,杏坛上。
先前没有想到,这回却记得起来了。去年我在厦门岛上时,也有一个朋友剪寄我一片报章,是北京的《每日评论》,日子是“丙寅年十二月二十……”,阳历的日子被剪掉了。内
容是这一篇:
挽 狂 飙 燕 生〔6〕不料我刚作了《读狂飙》一文之后,《狂飙》疾终于上海正寝的讣闻随着就送到了。本来《狂飙》的不会长命百岁,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但它夭折的这样快,却确乎“出人意表之外”。尤其是当这与“思想界的权威者”〔7〕正在宣战的时候,而突然得到如此的结果,多心的人也许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这话当然不确”,“不过”自由批评家所走不到的光华书局,“思想界的权威”也许竟能走得到了,于是乎《狂飙》乃停,于是乎《狂飙》乃不得不停。
但当今之世,权威亦多矣,《狂飙》所得罪者不知是南方之强欤?北方之强欤?抑……
欤?
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狂飙》虽停,而长虹〔8〕终于能安然走到北京,这个,我们倒要向长虹道贺。
呜呼!回想非宗教大同盟〔9〕轰轰烈烈之际,则有五教授慨然署名于拥护思想自由之宣言,曾几何时,而自由批评已成为反动者唯一之口号矣。自由乎!自由乎!其随线装书以入于毛厕坑中乎!嘻嘻!咄咄!
《语丝》本来并非选定了几个人,加以恭维或攻击或诅咒之后,便将作者和刊物的荣枯存灭,都推在这几个人的身上的出版物。但这回的禁终于燕京北寝的讣闻,却“也许”不“会猜疑到权威者的反攻战略上面”去了罢。诚然,我亦觉得“思想家究竟不如武人爽快”也!
但是,这个,我倒要向燕生和五色国旗道贺。
十二月四日,于上海正寝。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语丝》第四卷第三期。
〔2〕 岂明 即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语丝》的编者和主要撰稿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堕落为汉奸。
〔3〕 叛徒首领 指鲁迅。一九二五年九月四日《莽原》周刊第二十期载有霉江致鲁迅的信,其中有“青年叛徒领导者”的话,陈西滢在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日《晨报副刊》发表《致志摩》,说鲁迅不配作“青年叛徒的首领”。
〔4〕 “拥旗党” 指国家主义派。他们拥护北洋军阀,反对革命,曾发起保护五色旗的“护旗运动”。五色,指五色旗,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华民国的国旗,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组成。
〔5〕 《狂飙》 文学周刊,狂飙社的高长虹等人编辑。一九二六年十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二七年一月出至第十七期停刊。光华书局出版。
〔6〕 燕生 常燕生,山西榆次人,国家主义派分子。曾参加过狂飙社。
〔7〕 “思想界的权威者” 一九二五年八月四日北京《民报》分别在《京报》、《晨报》刊登发刊广告,内称“特约中国思想界之权威者鲁迅……诸先生随时为副刊撰著”。
后来有些人就引用这称号来讽刺鲁迅。
〔8〕 长虹 高长虹,山西盂县人,狂飙社主要成员。他曾经一度和鲁迅接近,不久即对鲁迅肆意进行攻击和诽谤。
〔9〕 非宗教大同盟 指在北京、上海等地成立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它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下,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上海《先驱》半月刊上发表宣言、通电和章程,并在群众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会,反对帝国主义在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当时北京大学周作人、沈士远等五教授站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上,反对“同盟”的意见,发表信教自由的宣言。
一九二八年
“醉眼”中的朦胧〔1〕旧历和新历的今年似乎于上海的文艺家们特别有着刺激力,接连的两个新正一过,期刊便纷纷而出了。他们大抵将全力用尽在伟大或尊严的名目上,不惜将内容压杀。连产生了不止一年的刊物,也显出拚命的挣扎和突变来。作者呢,有几个是初见的名字,有许多却还是看熟的,虽然有时觉得有些生疏,但那是因为停笔了一年半载的缘故。他们先前在做什么,为什么今年一齐动笔了?说起来怕话长。要而言之,就因为先前可以不动笔,现在却只好来动笔,仍如旧日的无聊的文人,文人的无聊一模一样。这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大家都有些自觉的,所以总要向读者声明“将来”:不是“出国”,“进研究室”,便是“取得民众”。功业不在目前,一旦回国,出室,得民之后,那可是非同小可了。自然,倘有远识的人,小心的人,怕事的人,投机的人,最好是此刻豫致“革命的敬礼”。一到将来,就要“悔之晚矣”了。
然而各种刊物,无论措辞怎样不同,都有一个共通之点,就是:有些朦胧。这朦胧的发祥地,由我看来,——虽然是冯乃超的所谓“醉眼陶然”〔2〕——也还在那有人爱,也有人憎的官僚和军阀。和他们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笔下便往往笑迷迷,向大家表示和气,然而有远见,梦中又害怕铁锤和镰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维现在的主子,于是在这里留着一点朦胧。和他们瓜葛已断,或则并无瓜葛,走向大众去的,本可以毫无顾忌地说话了,但笔下即使雄纠纠,对大家显英雄,会忘却了他们的指挥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这里也就留着一点朦胧。于是想要朦胧而终于透漏色彩的,想显色彩而终于不免朦胧的,便都在同地同时出现了。
其实朦胧也不关怎样紧要。便在最革命的国度里,文艺方面也何尝不带些朦胧。然而革命者决不怕批判自己,他知道得很清楚,他们敢于明言。惟有中国特别,知道跟着人称托尔斯泰为“卑污的说教人”〔3〕了,而对于中国“目前的情状”,却只觉得在“事实上,社会各方面亦正受着乌云密布的势力的支配”〔4〕,连他的“剥去政府的暴力,裁判行政的喜剧的假面”的勇气的几分之一也没有;知道人道主义不彻底了,但当“杀人如草不闻声”
〔5〕的时候,连人道主义式的抗争也没有。剥去和抗争,也不过是“咬文嚼字”,并非“直接行动”。〔6〕我并不希望做文章的人去直接行动,我知道做文章的人是大概只能做文章的。
可惜略迟了一点,创造社前年招股本,去年请律师,〔7〕今年才揭起“革命文学”的旗子,复活的批评家成仿吾总算离开守护“艺术之宫”的职掌,〔8〕要去“获得大众”,并且给革命文学家“保障最后的胜利”〔9〕了。这飞跃也可以说是必然的。弄文艺的人们大抵敏感,时时也感到,而且防着自己的没落,如漂浮在大海里一般,拚命向各处抓攫。二十世纪以来的表现主义〔10〕,踏踏主义〔11〕,什么什么主义的此兴彼衰,便是这透露的消息。现在则已是大时代,动摇的时代,转换的时代,中国以外,阶级的对立大抵已经十分锐利化,农工大众日日显得着重,倘要将自己从没落救出,当然应该向他们去了。何况“呜呼!小资产阶级原有两个灵魂。……”虽然也可以向资产阶级去,但也能够向无产阶级去的呢。
这类事情,中国还在萌芽,所以见得新奇,须做《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那样的大题目,但在工业发达,贫富悬隔的国度里,却已是平常的事情。或者因为看准了将来的天下,是劳动者的天下,跑过去了;或者因为倘帮强者,宁帮弱者,跑过去了;或者两样都有,错综地作用着,跑过去了。
也可以说,或者因为恐怖,或者因为良心。成仿吾教人克服小资产阶级根性,拉“大众”来作“给与”和“维持”的材料,文章完了,却正留下一个不小的问题:
倘若难于“保障最后的胜利”,你去不去呢?
这实在还不如在成仿吾的祝贺之下,也从今年产生的《文化批判》上的李初梨的文章〔12〕,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但他一看见“以趣味为中心”的可恶的“语丝派”的人名就不免曲折,仍旧“要问甘人君,鲁迅是第几阶级的人?”〔13〕我的阶级已由成仿吾判定:“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的小资产阶级。…
…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14〕我们的批判者才将创造社的功业写出,加以”否定的否定“,要去”获得大众“的时候,〔15〕便已梦想”十万两无烟火药“,并且似乎要将我挤进”资产阶级“去(因为”有闲就是有钱“云),我倒颇也觉得危险了。后来看见李初梨说:”我以为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他都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不过我们先要审察他们的动机。……“〔16〕这才有些放心,但可虑的是对于我仍然要问阶级。”有闲便是有钱“;倘使无钱,该是第四阶级〔17〕,可以”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了罢,但我知道那时又要问”动机“。总之,最要紧是”获得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这回可不能只是”获得大众“便算完事了。横竖缠不清,最好还是让李初梨去”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18〕,让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里积蓄”十万两无烟火药“,我自己是照旧讲”趣味“。
那成仿吾的“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的切齿之声,在我是觉得有趣的。因为我记得曾有人批评我的小说,说是“第一个是冷静,第二个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19〕“冷静”并不算好批判,但不知怎地竟像一板斧劈着了这位革命的批评家的记忆中枢似的,从此“闲暇”也有三个了。倘有四个,连《小说旧闻钞》也不写,或者只有两个,见得比较地忙,也许可以不至于被“奥伏赫变”〔20〕(“除掉”的意思,Aufheben的创造派的译音,但我不解何以要译得这么难写,在第四阶级,一定比照描一个原文难)罢,所可惜的是偏偏是三个。但先前所定的不“努力表现自己”之罪〔21〕,大约总该也和成仿吾的“否定的否定”,一同勾消了。
创造派“为革命而文学”,所以仍旧要文学,文学是现在最紧要的一点,因为将“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一到“武器的艺术”的时候,便正如“由批判的武器,到用武器的批判”〔22〕的时候一般,世界上有先例,“徘徊者变成同意者,反对者变成徘徊者”〔23〕了。
但即刻又有一点不小的问题:为什么不就到“武器的艺术”呢?
这也很像“有产者差来的苏秦的游说”〔24〕。但当现在“无产者未曾从有产者意识解放以前”〔25〕,这问题是总须起来的,不尽是资产阶级的退兵或反攻的毒计。因为这极彻底而勇猛的主张,同时即含有可疑的萌芽了。那解答只好是这样:
因为那边正有“武器的艺术”,所以这边只能“艺术的武器”。
这艺术的武器,实在不过是不得已,是从无抵抗的幻影脱出,坠入纸战斗的新梦里去了。但革命的艺术家,也只能以此维持自己的勇气,他只能这样。倘他牺牲了他的艺术,去使理论成为事实,就要怕不成其为革命的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