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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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８年上半年，外公给杨开慧发去一封急信，却被店铺耽搁了几个月。外公觉得情况不妙，为不连累家人，忍痛废止了这一联络渠道。后来，又传来杨开慧、欧阳洛被军阀抓捕杀害的消息。
在那些日子里，这种不幸确实每天都在发生。正如外公所说的：革命者只有揩干身上的血迹，掩埋战友的遗体，继续战斗。
在共同斗争中，外公对外婆有了更多了解，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意，也向外婆袒露了心迹，外婆则为能与自己仰慕的人生活在一起而骄傲。他们最终定情并完成了《永新调查》，在战火中开始了毛贺十年婚姻。茅坪八角楼是他们在井冈山的住处――此处原来住着舅公贺敏学，是他把房子让出来的。
外婆从此开始担任毛泽东的生活秘书和机要秘书，并为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管理机要文件。她曾说过：两只铁皮公文箱就是我的战斗武器。这份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她一直做到１９３３年。
外公的工作离不开报纸和书本，外婆的工作离不开剪刀和糨糊。从叱咤风云的女指挥员一下子变成足不出户的专职秘书，外婆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有多大。她总是向往着独立的，能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战斗生活，情绪有过好几次波动和反复。外公总是心平气和地开导外婆，对外公的爱使她又安下心来。
到井冈山之前，我所知道的地名只有八角楼。《八角楼的灯光》曾编入小学课本，相信大多数和我一样在７０年代初出生的人都耳熟能详。
井冈山脚下小村茅坪的两层木楼，是毛泽东与朱德两家合住的地方。楼旁是谢氏慎公祠。楼下住的是朱德、伍若兰夫妇。我扶着木梯，上到外公外婆住的二楼。木楼依地形而建，窗下是块菜地，窗外则是古树、青山。
井冈山最舒服的是夏天，最难捱的是冬天。１９２９年１月外婆随朱毛红军下山时就是冬天，外公外婆一生中度过的两个山顶之冬也是在这里。上山队伍没有过冬衣被，袁文才让妻子谢梅香设法给毛贺夫妇各做一套棉衣。外公不肯要，袁文才硬是把棉衣留了下来，最后外公还是把棉衣送给山上一位冻得难熬的老人。
外公在夜里挥毫写作，冻得连笔都拿不住，不得不靠搓手、呵气取暖。幸好那位老人送来了一篓木炭，外婆把炭盆生着，放到外公脚旁，又把惟一的御寒装备灰毛毯披在外公身上。外公写累了，又冻得睡不着，外公、外婆干脆说起话来，让奇寒的冬夜不知不觉过去。
当年的井冈山骤然增加上千人马，吃穿用品一概缺乏，灯油供应更是紧张。油，既是珍贵的食物，也是主要的照明原料。部队规定不办公时要立即把灯熄掉。一到夜里，山上其它灯都熄了，而八角楼的灯光却还亮着。
《毛委员与一根灯芯》的故事曾经广为人知：在井冈山的日子里，外公每天晚上要写文章、打报告、看书。作为特委书记、军委书记、红四军党代表，他本可以点三根灯芯，但外公要求自己只点一根灯芯＇注８＇。，我想外公夜谈时一定将它熄灭，让清亮的月光从山顶透过小窗直泻进屋里。他与外婆对坐，直到东方破晓。
晚年回想起与外公一起在井冈山的日子，外婆说：物质生活虽然贫困，但我们的精神生活却是富有的。毛泽东博览群书，肚里的墨水很多。夜深人静，他写累了，就给我讲他读过的故事，讲他的诗文。他的话，把我带入一个五光十色的书的世界。我盼望有—天、也能象他那样，在书的世界遨游。常常是一个讲着，一个听着，不知不觉迎来新的一天。
十年后，为了这个在“书的世界遨游”的梦，外婆不顾一切去学习，去读书，为此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八角楼里有灯光，八角楼外有月光，它们每天都在陪伴着外公，就像外婆每天做的那样。
那么，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大概总要等到清晨四、五点钟，然后睡到中午时分起床。不知道上山之前外公怎样作息，反正从１９２７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６年９月近５０年间，他基本保持着这种“以月亮为中心”的作息时间，外婆同样如此。
正是因为他们这种习惯，外婆的好友、１９２８年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的彭儒（陈正人夫人）还闹过一个笑话。这是２００３年陪妈妈看望她时，老人讲给我听的：
“那时候苦啊，山上没什么东西吃，红米饭吃不饱。我才十五岁，很顽皮的。我就想：哎，毛委员他们，是不是也吃这个呀？跟我们一样不一样啊？早上八九点钟，我去敲他们的门。敲了半天没人开门，我急了，又敲，大声喊：再不开我就进来了啊！这时候里面你外公外婆说话了：别呀，别呀，马上开门－－他们睡得晚，还没起呐！等他们起来，吃早饭，我看了一下，跟我们一样的。”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4）
彭儒（９０岁），当年井冈山上年龄最小的女战士，如今是仅存的五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老同志之一。鹤发童颜的彭儒说起话来，像打连珠炮一样，一口未改的湖南乡音。她与同样风风火火的外婆能够成为好友，真是让人一点也不奇怪。甚至连难懂的乡音，她俩都如此相似。好在有家人做翻译，我才搞清了许多没听懂的部分。
原来，当时山上有人传说毛委员有肉吃，彭儒就想弄个明白。有几次，她在吃饭的时间，突然闯进了我外公外婆的家，结果看了半天根本没看到他们碗里有肉。外公爱吃辣椒，碗里只不过比别人多了点辣子而已。他每次都是边香喷喷地吃饭边高兴地说：“吃点辣子，能多吃上一点饭。”
井冈山上，新婚的外公和外婆柔情似水。当年，他们在八角楼前，茅坪河边留下这样一段故事：
八角楼前，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河－－茅坪河。八角楼的对面，是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枫树。毛泽东常常在工作之余或晚饭之后，到河边来散步，有时也在枫树下看书、休息。
不过，贺子珍很少同毛泽东一起散步，一起出门。这倒不是他们俩不想这样做，而是考虑到群众影响，不便这样做。在二十年代，在这偏僻的山区，群众的思想是比较封建的，部队的同志也不习惯这样做。
有一次，毛泽东要到下面视察工作。临行前，他深情地看了看刚刚给自己收拾好行装的妻子，柔声地提出了一个请求：我要走了，你送送我好吗？
贺子珍答应了。马夫牵着马在前面走，他们两人在后面慢慢地跟着，一面走，一面谈话。僻静的山路上没有行人，走了一段路以后，毛泽东忽然说：我先走一步，在前边等你。
他上马走了。贺子珍莫名其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得按他的意思，继续往前走去。没走出多远，迎面遇到一个拄拐棍的伤病员。贺子珍又往前走，看到毛泽东果然在前边等着她。毛泽东迎上去解释说：“刚才要经过红军医院，我们走在一起，怕影响不好，所以我先走了一步。”
贺子珍理解地点点头。＇注９＇
八角楼的那段生活虽然艰苦，但很甜蜜，还很富有田园意趣，外公是无法忘怀的。然而遗憾的是，他没有我今天的自由。１９６５年外公重上井冈山来到这里，却由于警卫纪律限制，未能踏进当年的木楼一步。
这次上山，我力图踏着外公上次的行进路线前进，以便尽可能地回味他当时的所思所想。不过有一处地方他没有去，我去了，那就是象山庵。
象山庵在井冈山的一个山坳里，距茅坪七里路，是传说中毛贺结婚的两处地点之一（另一处为永新西乡塘边村）。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古庙已被修葺一新，宛如昨天刚刚落成。只有庵后那几棵参天合抱老树，显示着阅尽千年历史的自信。它们巍然挺立，与青山白云融为一体。
那里有一个展览，主题是外公召集的象山庵会议和他与外婆的象山庵婚礼。我发现：参加象山庵会议的人，解放后还健在的只有外公、外婆和舅公三位，其他同志都没有看到革命胜利。
我还了解到关于“象山庵婚礼”有不同说法。一种意见认为：当年那里还有尼姑，还在做法事，毛泽东是何等讲究的人，不会把婚姻大事放到这样的宗教场合来办；另一种意见认为：毛泽东是何等洒脱的人，既然可以在这里开会，也就可以在这里举办婚礼。
走在庵前静悄悄的庭院中，我倒是觉得：如果当年是在这里办的事，惟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不幸被“庵”字的暗喻所影射：从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８４年，外婆大半生一直过着孤灯清影的日子。这个代价太高了！想到这里，我不禁头皮发麻，快步走出了象山庵。
王新亚促成了毛贺相识，而在毛贺婚姻中，还有一个极重要却又不在场的人物，那就是外婆的初恋情人欧阳洛。对此，外婆以前从未向人讲过，直到１９４７年从苏联回国，在哈尔滨见到舅婆李立英后才吐露真情。
这次妈妈和我去江西之前，先到福州看望了近２０年未见的舅婆（８２岁）。永平姨父告诉我：“老太太装着一肚子故事”，建议我一定要和她好好谈谈。我采访了老人家，果不其然，许多虚虚实实的历史场景在她口中都那么真切、动人（括号内是我加的注释）：
主席每次出发前都去找贺子珍，敲她的门。贺子珍说：“有话到窗口说”，她就把窗户拉开一条小缝。主席说：我要走了。她心想：你要走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干嘛要同我讲？所以，以后每次主席要走，都来敲敲她的窗。他知道门是敲不开的，她是肯定不开门的。
当时贺子珍很有个性，心目当中已经定了一个爱人。这个人（欧阳洛）很有才华，写了一手的好字，是江西的一个领导人。但是贺子珍没有表露过，她对任何人都没有表露过。
主席懂得她，她想这个人。后来主席告诉她，这个人（欧阳洛）已经牺牲了。他到什么地方去开会，被敌人抓到，杀害了。这个人很有才华，是我们江西地区最早参加革命的，是贺子珍的领导。贺子珍看重他是因为他博学多才。主席告诉她，她不相信此人已死。后来证实确实死了。
毛主席追求贺子珍很久，人家都笑他。他看中贺子珍有文化，是当地的才女，而且有性格，为了革命宁可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有一天，主席、朱德在开会，贺子珍也在场。这时敌人来了，你的奶奶（我从小把外婆叫“奶奶”）英雄得很，她骑上一只光马（没有马鞍），手上拿着两支枪，东西各放一枪，人家讲她能打双枪，就是这样来的。她把敌人引开，敌人顺着打枪的方向拼命追，她转了一圈，把敌人甩掉就不见了。
她是个有很高性情的女孩子，不是一般性的。像我们这种参加革命都是一般性的。她这种革命彻底、完全，为了拯救队伍，宁可牺牲自己。
开慧外婆牺牲于１９３０年底，而此时毛贺婚姻已开始两年多了。应该说，在与开慧外婆失去联系，不知其生死存亡的七百多天里，外公对开慧外婆一直内疚于心，他甜蜜的婚姻因此也夹杂着些许苦涩。曾志在回忆录中有一段话，谈到自己在丈夫牺牲后，与另一男同志产生感情时的感受。虽然是从女性角度出发，但也可以表明当时革命者的思想状况。她这样写道：
当时，蔡协民调到郴州任第七师党代表，我调师党委办公室工作后，我们朝夕相处，产生了感情。虽说夏明震刚牺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当时认为，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夫妻关系也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了，哪还讲什么“三从四德”。对于一个共产党员，头脑中不该有旧的思想观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人既然牺牲不能复生，最好的纪念就是把他留在心中。＇注１０＇
第一部分１９２９，离别井冈（5）
从象山庵出来，我还去了外公在井冈山大井的故居。那里有一个奇特现象：在外公故居的桌上，一年四季总散落着香烟。据说，这是游客在为外公敬烟。而别处却没听说过有此现象。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也一直没有搞懂：外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莫非是从大井开始？
外公对此倒是谈过。他说：其实我最开始是不抽烟的。但是，南方潮热，蚊虫多，吸烟一来为了赶虫子；二来是敬别人，而自己又不好不抽。一来二去，烟瘾便越来越大了。
外公去的最后一个革命遗迹，便是黄洋界，那里最能说明井冈山险要的地形。
外公重上井冈山时这样回忆：“井冈山位于罗霄山脉中段，与广东、湖北、江西、湖南交界。周围五百里全是峭壁山崖，古木参天。只有五条山洪冲成的小道通向山顶，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这也就意味着当年井冈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路”，那里的路是由先后上山的袁文才、舅公和外婆，还有外公、朱德和陈毅等人带领大家一步步走出来的。据说这座方圆五百里的大山当时没有名字，只知道叫“大小五井”，上、下、大、中、小五口水井得名的五个村落。所谓井冈山，是朱毛红军在此打出名气后才逐渐叫开的。
随同外公上山的护士长后来回忆：当时外公在黄洋界纪念碑前一动不动地站着，也不说话，眼望远方。“山风比较凉。我为主席披上夹大衣时，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看来，主席陷入了沉思。”如此投入，如此忘我……
外公在黄洋界停留足足４０分钟，过后一行直奔井冈山峰顶茨坪。茨坪已是灯火齐明，整个山城一片辉煌。
我们在黄洋界幸运地参观了“贺子珍生平展”。说幸运，是因为这场面积不过十几平方米的展览也像外婆那般命运坎坷，经历了试展、停展、复展多次反复。听说现在又已停展，正在另选地址，但至今没有结果。
作为亲人，我们参观后的感觉自不待言。据介绍，参观者往往是沉默无语。又是沉默，黄洋界、生平展，怎么像一个把一切思维和情感吸附进去的黑洞，让人无法用语言表达那复杂的情感呢？
这使我想起了纪念堂，想起了瞻仰厅前人们等候时的嘈嘈杂杂，想起了队列进入瞻仰厅后的肃然无声。没有提醒，没有指挥，甚至没有暗示，人们下意识地选择了无声。因为，他们此时正面对着历史。
说来也怪，原本是来探访井冈山的“红”，却首先被这里的“绿”所折服。从老照片上看去，井冈山不少山峰有草无树，但有猴子、老虎出没。井冈山人能回忆起淘气的山猴牵走红军的马匹，大家虚惊一场的趣事；还有朱毛红军下山前朱军长的战马被老虎咬死，百姓连夜做草鞋相送的逸事。经过解放后历年经营，如今荒山郁郁葱葱，甚至朱毛挑粮小道已被两旁新生的大树封住，但再未听说大山里有什么野生动物出没。生态真是微妙。
外婆是１９２９年１月随朱毛红军下山的，直到１９８４年去世，５５年间她再未重上井冈山。外婆回忆中也未提到下山经过，好在和她亲如姐妹的曾志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让我可以了解到当年外公是怎样改变她的命运，她又是如何改变外婆命运的：
大部队下山，我没有任何恐惧不安的思想情绪。因为井冈山的地势险要，山高林密，敌人就是打上山来，我们到处有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