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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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初，１９岁的刘力贞被组织从延安派到关外沈阳学习医科，在这里见到了她的“贺姨姨”和“贺怡姨”。我的姨婆贺怡是不久前跨海来到东北的。贺家姐妹从长征开始，已经分别了１４年。
说来真是不巧：１９３８年，组织上把包括刘力贞在内的一批干部子女送往苏联学习，但没成功，半路被截回来了。刘阿姨没能在苏联见到我外婆，也没能成为我妈妈在国际儿童院的校友。１９５１年，同桂荣奶奶被安排到沈阳担任东北局托儿所顾问，而此时我外婆入关进京未成到了上海，这对老姐妹也没能见面。
１９７９年，随陕西省老干部参观团到上海的同桂荣奶奶专程到华东医院探望了我外婆。
从陕北不辞而别，到上海暮年相见，４２年过去了。这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姐妹，各自把刘志丹和毛泽东的女儿抚养成人。现在，她们的女儿也已有了女儿，自己则垂垂老矣。同奶奶回来告诉女儿说：贺姨姨病得很利害。几十年没有见面，她仍然认识我。她拉着我的手，只是哭，说不出话来。
至今刘力贞阿姨也没想明白：“贺怡姨”是怎么知道自己来沈阳的。外婆见到她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怎么一个人跑到东北，把妈妈丢在陕北，太可怜了！”刘阿姨说自己当时羞愧地无言以对。的确，同奶奶与外婆一样，十年来含辛茹苦抚养儿女。母亲的心却不是每一个儿女、或者儿女的每一个年龄段都能理解的。
这是刘力贞阿姨最后一次见到贺氏姐妹，这年年底，我的姨婆贺怡就在赣南遇难了。酷爱读书的刘阿姨告诉我，凡是有关我外婆的书，她都会找来看一看。在西安家中，她慢慢思索着，打开记忆中的珍藏，讲起那次见面的情况：
那时我住沈阳太原道的东北局招待所，六层楼，很高，我住第五层。一天，服务员告诉我：三层有位客人给你送水果，一大筐。我很奇怪，一问才知道，是你姨婆，贺怡。
你姨婆带着我见到了你外婆和你妈妈娇娇，她们和我住在一个楼里！你外婆还记得我。你妈妈有十二三岁吧，刚从苏联回来，不会说中国话，像个外国孩子。
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毛岸青。你姨婆向他介绍我，他在看书，抬了下头，不起来。你姨婆不愿意了，就说岸青：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不起来呀！岸青就起来了。他在看书嘛。
你外婆还批评你妈妈来着。怎么回事呢？不是有一次军舰起义吗？（即“重庆号巡洋舰”起义。见注１）那些水兵啊，军官啊，都安排在我们这个楼里，穿着海军服来来往往的。不知道是谁告诉的，他们后来就知道你妈妈是谁了。有时候我和你妈妈出来，就有人在指指点点，大意就说：这是毛（泽东）的女儿。
这事让你外婆知道了。她就把你妈妈和我叫去，训你妈妈。她说：谁让你到处乱说的！那意思就是你怎么这样招摇啊。你妈妈就委屈：我没说呀！她更生气了：你没说，别人怎么知道的？把你妈妈急的呀：我真的没跟人说呀！
你外婆还让我把娇娇的照片带给我妈妈，她还在后面写了字：“送给亲爱的刘妈妈，你的女儿娇娇。”你妈妈当时还写不了中国字。你外婆说：“在保安、延安时刘妈妈给你很多照顾，你不能忘了她。”
刘阿姨回忆中的那次军舰起义，我在《毛泽东年谱》中查到了相关内容。据此可以判断她与外婆见面的时间应该在那年三、四月份。有关记载是这样的：
“１９４９年３月２４日，（毛泽东）同朱德复电原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邓兆祥及全体官兵，对他们的英勇的起义表示嘉勉。”＇注１＇
让水兵知道妈妈是谁，外婆是有理由生气的，她不让妈妈说出自己的身份，一是为了她的安全，二是教育她凭自己的努力生活，不能靠在父辈这棵大树的荫凉下。几十年来，妈妈也确实是这么做的。不过，这次妈妈显然有些冤枉，可怜的她实际也刚刚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而且还不能说。对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子来说，还有比这更遗憾的事情吗？
“父亲”这个词，对儿童时期的妈妈来说，是没有任何印象的。尽管在苏联时岸英、岸青舅舅也向他们的小妹妹提过，但中苏两国的万里阻隔使她仍然无法把“毛泽东”这个人与自己的“父亲”划上等号。妈妈曾经回忆道：
岸青哥哥从莫斯科到儿童院来看我，还给我买了一小捆长长的手杖糖。我们坐在礼堂里，聊天。主席台上挂着有照片，他指着照片问我：“你知道他是谁吗？”我说：“他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
他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我说：“你瞎说，我没有爸爸。”哥哥说：“我没瞎说，他是我们的爸爸，是他把我们送到苏联学习的。”
随外婆和哥哥回到自己的祖国后，离父亲的距离近多了，妈妈的思想也开始有了变化。她又回忆道：
我跟我妈妈到机关玩，墙上挂着主席像。我想起二哥上次说的关于父亲的事，就问我妈妈：
“妈妈，岸青哥哥跟我说……他说……”当时我怕说错了。我妈妈说：“岸青哥哥说什么？你慢慢讲。”
“他说照片上的人，是我们的爸爸。”
这时，外婆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需要指出的是：４岁多出国，在苏联生活６年的妈妈早已忘记了汉话，她与外婆之间只能用俄语交流。
父亲就在中国，父亲就是毛泽东！妈妈记住了。她不会想到，离１９４９年父女团聚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这还要从外婆一家如何回国开始讲起。可贵的是：王稼祥夫人朱仲丽在回忆录里详细介绍了此事的前后经过。
１９４６年８月，外婆在苏区时期的战友王稼祥为治病携夫人朱仲丽从解放区来到苏联，在莫斯科遇到也是来治病的外婆在井冈山时期的战友罗荣桓及夫人林月琴，还有妈妈在国际儿童院的一批大哥哥、大姐姐。正是将妈妈从陕北带到苏联的朱德之女朱敏告诉王稼祥――外婆被苏联方面错误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关进了远离莫斯科的疯人院！
王稼祥和罗荣桓两人商量后，认为让我外婆这样一位老同志长期孤身寄居国外，甚至被关在疯人院里，是很不应该的。他们一致向苏方请求：应让贺大姐来莫斯科诊治，如无精神病症状，应送其回到祖国。然而，收到的是外交辞令式的否定答复：经过上级考虑，贺子珍同志患的是精神分裂症，不便来莫斯科。你们的请求没有获得预期结果，很抱歉。
王稼祥并不罢休，他马上与夫人朱仲丽商量了一下，又与苏方磋商，提出让朱仲丽以医生的身份查看外婆病情，并且看望她并非病人的女儿――也就是我的妈妈。因此，他继续请求将贺家母女送到莫斯科，以便让朱仲丽尽医生义务（朱仲丽１９３７年毕业于上海东南医学院获硕士学位，长期从事中共中央领导同志的医疗保健工作）。在外婆１９３７年赴苏时，王稼祥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何况他早年留学于此，与苏方接洽再合适不过。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2）
要求提出十天后，苏方人员来找王稼祥夫妇。他一见面就耸起肩膀、摊开双手，仍然是一个毫无结果的答复。此时，王稼祥收起了往日的笑容，严肃地用流利的俄语直接向他说道：
请你们以我们的名义，再次向有关领导提出，我们有权利代表我们的党，看望自己的老同志贺子珍。如果她确实病情严重，我们将请示国内，是否将她继续留在苏联治疗，或是将她接回祖国。我们已解放了哈尔滨等大中城市，那里有较好的医疗条件，完全可以让她得到较好的治疗。如果她病情不重甚至没病，你们就更没理由把她长期关在疯人院内。请你们的上级重新考虑我们的郑重要求。
为营救外婆，王稼祥与罗荣桓继续努力着。需要指出的是：罗荣桓在此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婆出院后，罗荣桓夫妇又请她和妈妈在自己的休养地住过一段时间，使她们的身体和精神得到了充分调养。
在纪念外公诞辰一百周年时，罗荣桓夫人林月琴撰文这样回忆她与我外公外婆的第一次见面：
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０日，荣桓由后方政治部主任调任第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正收拾行装，准备到部队去。一天，毛主席派警卫员来叫我到他的住处去。当时，我有点紧张。这是因为在这不久之前，毛主席曾经冲荣桓发过一次脾气。
事情是由一位外宾要到延安来引起的。当时荣桓看到毛主席用的被子已经十分破旧了，感到让外宾见到不大好，就叫供给部给毛主席换一床棉被。毛主席见到这床新被子，立即追问是谁让换的。当他得知是荣桓后，就打电话给荣桓，责问为什么要换被子。
他在电话里说：“我们现在就是这个条件，吃的是小米、高梁米，还是带壳壳的，穿的就是破旧的衣服。为什么盖旧被子就不能见洋人，要另搞一套？”他说话声音很大，虽然有湖南口音，我在电话旁边仍听得清清楚楚的。
荣桓接完电话感到毛主席说的很有道理，立即让供给部去把原来那床旧被子再换上。有这么一件事，我感到毛主席脾气很大，去时我有点紧张。到了他住的窑洞，我看到贺子珍也在。毛主席起身招呼我坐下后，很和蔼地说：“啊，你就是林月琴同志，都做过什么工作？打过仗吗？”……
从毛主席那里告辞出来，贺子珍送了我一程，她拉着我的手，对我说，她和罗荣桓早在井冈山时期就相识了。她感到荣桓十分忠厚老成。长征之中，她骑了一匹小骡子走得慢，经常掉队。当时荣桓所在部队负责殿后、收容，她经常掉到荣桓所在的部队，荣桓一见她来，立即安排她的宿营、警戒。电话线一架好便打电话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放心。贺子珍说，她掉队到荣桓所在部队就像到了家里一样，感到十分安全。＇注４＇
需要解释的是：“文运同志”就是我外婆贺子珍。她刚到苏联时出于保密需要，也为专心学习，决定隐姓埋名，起过一个化名。这个化名有的书上说是“文英”，也有说“文云”。从罗荣桓题字分析，似乎应是“文云”或“文运”。
最终，苏联方面妥协了。他们把我外婆和我妈妈送到了莫斯科。她们母女见到了来自祖国的亲人――王稼祥夫妇和罗荣桓夫妇。几年没见外婆，妈妈几乎不敢相信：眼前这个头发被疯人院剪得短短的阿姨，竟是自己那个长发飘飘，精明强干的母亲。
初见王稼祥夫妇，外婆连话也说不出来。后来，她情绪安定一些，开始慢慢诉说。朱仲丽医生为外婆做了仔细检查，完全否定了“精神分裂”的错误诊断。王稼祥进而提出：贺子珍不宜再回疯人院，应暂留莫斯科，等待国内指示，决定去留问题。至于她的女儿，当然要留在自己母亲身边，并随同母亲去留。
王稼祥还对朱仲丽说：我们必须把贺大姐带回祖国，无论是出于一个革命战友的阶级感情，还是考虑到她和孩子的境遇，必然关联到毛泽东同志，我们有责任为中央处理好这件事。朱仲丽医生则说：是不能再让她这么受苦了，一定要把她们母女接回去。她到底是毛主席的前妻啊！
王稼祥将我外婆母女的情况用电报发回国内，详细地向时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我外公毛泽东做了报告，并请示是否由他们夫妇将我外婆母女带回国内。不久，外公亲自复电：“完全同意”。
１９４９年春天，中共中央将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朱仲丽随王稼祥从东北到河北参加这次会议。她当面向外公传递了外婆已回到国内东北的消息。
９４９年初春３月，中共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此时三大战役都已胜利结束，红旗已插满长江以北的大半国土，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取得胜利指日可待。
王稼祥携夫人朱仲丽从东北前来参加会议。到达这个小山村后，他们首先看望主席。在他们分别的三年间，在见到外公时，他们兴奋地连话也说不出来。王稼祥一定会想起１９３１年那张合影：顾作霖、朱德、邓发、项英、任弼时、毛泽东、王稼祥
在那幅合影上的七人中，顾作霖于１９３４年长征出发前病逝，项英于１９４１年“皖南事变”中牺牲，邓发于１９４６年“四•；八空难”中丧生。活到今天的，只有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一年后在北京病逝）和王稼祥四人了。此时，他们都在西柏坡，参加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在这次见面中，毛主席和王稼祥讨论了未来的国家定都问题。王稼祥认为北京是首都的合适之选。那里紧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国界长而无战争之忧。主席含笑点头。
在他们结束谈话后，朱仲丽突然想起两件事，就直接向我外公说了出来。说完后，她对自己刚才在外公夫妇面前的脱口而出又有些后悔。对于当年的情景，晚年的她这样回忆道：＇注３＇
“主席，我在莫斯科见到了岸青，而且常在一块儿吃饭。”
“啊！他长得怎样了？读书好吗？”毛主席微笑着问。
“长的真像你啊！又高又大。学习也不错。”我停了一下，又说：“还有，贺子珍已经回到东北哈尔滨了。”
“她的身体怎么样了？”毛主席心情沉重地问。
我轻松地说：“身体还不错，没有发疯。娇娇满口俄语，不会讲中国话，长的也像你。我们把她们一块带回来的。”
毛主席频频点头。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3）
１９７４年，王稼祥逝世（罗荣桓已于１９６３年逝世）。此后不久，朱仲丽到上海看望过外婆。得知这一不幸的消息，外婆沉默许久，两人相对无语。后来，外婆叹了口气说：“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在北京，我只能在上海。要不是你们把我救出来，我恐怕早就不在人世了。”［注３］
外婆带着妈妈从苏联回到中国东北哈尔滨不久，见到了素未谋面的嫂子、我的舅婆李立英。
舅婆本是带小平姨来吉林通化休养的。外婆从老战友罗荣桓那里听说了这个消息，兴奋地想立刻就去通化。考虑到她的身份和安全因素，在罗荣桓和东北铁路局长黄逸峰安排下，姑嫂终于在哈尔滨会面。２００２年在福州，舅婆向我是这样讲述的（括号中是我加的注释）：
第一次见……是１９４８年。我以前也没见过你奶奶（东梅从小称外婆为奶奶）。你奶奶发了一个电报，称我为嫂子，要我去哈尔滨。我当时向组织上反映了，说我不去，我不认识她，我没有见过（当时对外婆有许多传闻，使舅婆有所顾忌）。组织上说：你代表贺敏学同志也应该去。我听说她身体不好，我同她讲什么呢？他们说：有关毛主席的事，你没必要谈。她讲多少，你听多少。我说可以。他们说你一定要去，一个是机会难得，（她）到中国来。
就这样，我带着小平，带着一个警卫员。警卫员给我们两个烧饭吃，他给我扛了一条被子。为什么要扛被子呢？是因为不扛被子，火车上没地方睡。老百姓也很困难，那个时候只知道到哈尔滨，到哪里也不知道，在什么部门，在什么单位也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