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那个时候只知道到哈尔滨，到哪里也不知道，在什么部门，在什么单位也不知道。大家都说贺子珍名气那么大，你一定要去看她。组织上既然这样肯定地要求，我就去了。小平当时是四、五岁。
哈尔滨我只认识一个铁路局长黄逸峰。贺子珍打电报给萧华，转李立英，知道嫂子已经到东北来了。因为空袭很厉害，小平当时只能睡在我身上。小平穿一件比较好的外套，被人家偷了。到哈尔滨以后，我们就打听黄逸峰。
黄逸峰夫妇陪我吃了一点早饭，就到贺子珍那里去。她一看见我，以为我是你舅公的大女儿，带个小孩子，还以为是小女儿。经黄逸峰介绍说这是你的嫂子。我才２４岁，我１９岁多生小平。她看了我很久很久，笑着对我说：我以为你是我哥哥的大女儿（舅婆比舅公小十六岁）。小平长得比较粗糙，脸比较黑红，又胖，我又很瘦，所以像姐妹两个。
就这样，我们谈了很多很多。她总问她哥哥。他们（指组织上）说：她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但是不要引导她说到毛主席那里去，不要探听这个消息。因为我们不知道她离开主席以后生活得怎样。
她问哥哥的情况相当详细。我就对她讲，她哥哥身上还有子弹，一颗在腿上，一颗在腰上－－腿上的子弹是拱起来的一颗步枪子弹；腰上的一颗，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在肚子里。没有开刀，当时也没有这个条件。贺子珍问：“那为什么还没有做手术呢？”她说：我在你身上了解到了哥哥的情况，以前都不知道。
贺子珍听后，一定要我叫贺敏学过海来动手术，这里的情况相当稳定。她说：这里能开（即开刀，下同），就到这里开；这里不能开，哪怕就是到苏联，也要开。我只有这个哥哥，现在只有兄妹三个人，原来五、六个兄弟姐妹都牺牲了。
我懂得这种思念之情，兄妹之情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我就对她讲：“现在是战争时期，他不容易过来。以后条件好一些，他会想办法治的。”贺子珍坚决不同意，她说我同你到政委那里去。我拗不过她，只好和大姐去，于是就带着小平一起去。
外婆给外公发电报，要求把舅公接来治伤，然后外公复电――这是１９３９年外婆收到外公那封信后，两人第一次恢复联系。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嫂子，咱们走，到罗荣桓政委那里去，请他帮个忙，给老毛发个电报。”外婆说着就拉着舅婆到了罗荣桓那里。在井冈山老战友面前，外婆不用客气。她说：“罗政委，今天我们来你这里，有一件事，请你帮忙。”“请谈，不要客气，子珍同志。”罗荣桓说。
“我起草了一份给毛主席的电报，请求让我哥哥来东北手术治疗战伤。”外婆随手将那份起草好的电报递给罗荣桓。罗荣桓接过电报看了看，说：“好的，好的，我让电台立即发出，请你放心。”
隔了一天，罗荣桓来电话，叫贺子珍去看电报。贺子珍非常高兴，邀着李立英来到罗荣桓处。罗荣桓叫秘书将电报内容念给贺子珍听：
子珍，来电收悉。华东战局紧张，急需敏学在职就位。现在无法前来治疗，以后有机会考虑。
毛泽东
外婆静静地听着每一个字，听后她没有吭气，好久她才对嫂嫂说：“毛主席的意见是对的，哥哥的伤病过段时间再治疗吧。”舅婆告诉我：“这个电报现在还在辽宁省（档案馆）”。她通过这件事，对外婆的性格也有了一个感性认识。＇注５＇
舅婆也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妈妈，她这样告诉我：
当时你妈妈娇娇大概只有十一、二岁，到中国来读小学，在苏联时已经读中学了，讲的是苏联话（俄语），我一点都不懂，你奶奶就翻译给我听。你奶奶让她叫我舅妈，她说：“不，不，阿姨”。她妈妈说：“不对，应该叫舅妈。在中国应该还分舅妈、阿姨，不是像外国人，都统称阿姨。”
你妈妈长得瘦小，长得很白，完全是个外国孩子，一点都不会同我们讲话，只会同贺子珍讲话，全部都是苏联话（俄语）。我们两个人讲话的时候，她在旁边听。
在东北期间，罗荣桓一如既往地给外婆提供了很多帮助。除了常去他家串门之外，外婆还会去林彪家和蔡畅家。妈妈就曾在外婆的相册中见过一张小男孩虎头虎脑的照片――他就是小名“老虎”的林彪之子林立果。舅婆回忆道：
这个时候林彪在哈尔滨，你奶奶一定要带我去看林彪。我开始不愿意去，我不认识他。她说：不认识就认识一下。于是就跟着她到林彪那里去。
林彪看见小平长得胖，脸红扑扑的，很粗糙，长得很好。他说：“你给她吃什么？”我说给她吃玉米粥，我们过海的人全部都吃玉米。当时罗荣桓是政委，林彪是司令员。
当时我看见林彪的两个孩子，一个林立果，一个林立衡。男孩子还很小，抱在手上。林立果比较小，女儿林立衡比较大，比小平小两三岁。
舅婆继续回忆道：
主席来电之后，她也心定了。后来她同我们两个人睡在一起，我是收音机光收不放（意为只听不讲），我不想引起她的一些想法，因为我对她不太了解，究竟她现在身体状况如何。仍旧都在传说贺子珍神经不太正常，我看见后心想：她不是好好的吗？哪有不正常？
后来，她就开始自己谈她和主席的事，她同我谈的情况详细得不得了。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4）
贺子珍吃了那么多苦。这些情况我都没有对贺敏学讲过，跟他讲有什么意思呢？男孩子女孩子不一样，他理解不了。
她和主席共盖过一条红毯子，到现在还在。我看见贺子珍的时候，她说要用这条红毯子拆成毛线给小平织毛衣。我说：大姐，不行！这是纪念品。和主席睡在一起盖过的毛毯是非常珍贵的，奶奶死后我就把这条毛毯给你妈妈了。
那条红毯子拆了一点，我硬是不让拆，说小平还小，更大了再买新的。这是您和主席的纪念品，不能拆。她说：什么纪念品，什么品都没有了。我自己都出来了，还要什么纪念品！
主席也积极想办法让贺子珍回来，曾下令让所有的人都回去。贺子珍说：我晓得老毛那一套。我说：人家想了很多办法给你下台阶，你还是不下，你最后还是错误的。她自己也哈哈大笑。
时间过得太快，舅婆要带着小平姨离开东北回山东前线去了。临行前，外婆拿出一枚金戒指说：“嫂子，你在前方打仗，条件艰苦，急需时就把它卖了，用来应付环境。”
外婆的金戒指从何而来呢？她从苏联回来后连换洗的衣物都没有，妈妈则只有随身的一套衣服，脚上的鞋子已露出了趾头。包括罗荣桓、李富春等在内的东北局领导特地批给外婆两根金条，没有用完的部分打了一个金戒指。
这几乎是外婆的全部财产了，因此舅婆无论如何不肯要。外婆发火了，这是舅婆第一次看见她发火，只好含泪收下。不过舅婆多了一个心眼，在外婆送她们到火车站时，悄悄把金戒指给了外婆在苏联的同学，当时也在哈尔滨的王美兰（外公秘书李六如老人的夫人），嘱咐她回家后再还给外婆。
没想到火车一开动，王美兰便高高举着那枚金戒指，当着舅婆的面给了外婆。舅婆说：也许是要表明自己清白，让我亲眼看到她没有贪为己有。一见此情此景，外婆真的着急了。她高声喊着：“嫂子、嫂子”，一边在月台上甩开两腿追逐着火车，一边高高举着金戒指。舅婆告诉我：你奶奶不顾一切的样子，我至死难忘！
讲到这里，听故事的我陪着讲故事的舅婆，一遍又一遍地擦拭着各自从眼角涌出的热泪。透过泪光，我看到舅婆把目光投向窗外，仿佛那里正重现着５０多年前她与外婆生离死别的一幕。
没想到，与我和妈妈一起去武夷山时还精神矍铄的舅婆，回来仅仅一周就被确诊为晚期癌症。晚辈们为了不给她增加心理上的负担，隐瞒了她的病情。她带着持续的低烧，却兴致勃勃地在病榻上回忆和讲述，让我记录贺家与毛家的传奇往事，常常是讲半天，歇半天，再讲半天……
晚辈们劝她休息，她总是一脸微笑地说：“不累，不累，把我记得的东西好好地告诉你们，也是我为贺家、为历史做的一份贡献。”她深知作为贺家历史的最后一位见证人，还历史以真实和完整是她的使命。
看到整理出来的厚厚一叠谈话记录，我很有成就感。不过翻阅以后，还有些意犹未尽，写下了这些计划：“请舅婆讲袁文才”、“请舅婆详述陈毅送表的故事”、“请舅婆回忆与彭德怀会面的情景”、“请舅婆详述故事细节”、“请舅婆详述此事”……
那年秋天，舅婆去世了，“永新三贺”这一代中最后一位长辈走了。这一消息是那么突然，那些应该“详述”的历史，再也无人开口了，我懊悔不已……
送走嫂子之后，在哈尔滨的那段日子里，外婆认真考虑了自己今后的打算。她终于有了一份工作，也曾经想过再婚，总而言之，她准备结束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妈妈告诉我：一位老人（记不清是谁了。可能是外公外婆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何长工，１９４７年外婆在哈尔滨与他见面。）说过外婆当时向他提出的两大心愿：
一，不要因为我曾经做过“第一夫人”就把我给“禁”起来；
二，我想见毛泽东主席一面，说句话，握握手就行。
但她的人生安排，被两个人改变。一个就是她的女儿，我的妈妈――当外婆向她试探着征求是否同意自己再婚的意见时，妈妈大哭起来。她后来也说过：“这怪我。当时只是想，一个妈妈管我就够受的了，再加一个爸爸，我可受不了。”毕竟，她当时只有十二、三岁啊！
另一个人就是她的妹妹，我的姨婆。１９４８年在沈阳姐妹相见，贺怡力劝外婆回到外公身边，她要为姐姐争个名份。对此，外婆认为没有可能，又拗不过妹妹一片好意。她很犹豫。
在姨婆的建议下，外婆和妈妈还是分别向外公写了一封信。收到妈妈的信，喜出望外的外公回了信，继而他觉得寄信太慢，又发来电报。外公希望尽快见到与自己离别８年的女儿。
外婆的信，大意是这样的：
主席：我已经回到中国来了。身体不太好，还在休养，并参加一些工作。我离开中国九年，对国内现有的情况不大了解，我要通过工作来了解情况，我在苏德战争期间，生活艰苦，什么都要干，比长征还要苦。不过，这已经过去了，现在我要好好工作。我现在学做工会工作。
我很感谢您对我的妹妹和母亲的照顾，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我将终生铭记在心。
外公回复外婆的信时，已是１９５０年夏。信上这样说：
娇娇在我身边很好，我很喜欢她。望你保重身体，革命第一，身体第一，他人第一，顾全大局。
外婆与姨婆的关系十分亲密。舅婆曾这样回忆１９４７年她初见外婆时谈到姨婆的情况。
她的精神状态很好，不断询问亲人们的情况。我告诉她：她的母亲在父亲病逝后到了延安，毛主席亲自照料老人家的生活，为她送终立碑。胡宗南侵占延安，把母亲的坟给挖了，部队收复了延安，毛主席请老乡重新把母亲安葬了。
我继续讲，贺怡在战争年代很勇敢，落入敌手后坚贞不屈，受到毛主席的赞扬，并指示用俘获的国民党一将领交换她出狱。贺怡在延安做大手术，胃被切除三分之二，当时身边没有亲人，还是毛主席为她签的字。
听到这里，她再也控制不住，痛哭起来。
第二部分１９４９年，守望天津（5）
１９４９年早春，姨婆与来京商讨翻译外公哲学作品的苏联尤金教授一起，带着我妈妈和岸青舅舅，到了外公的新居－－北平香山双清别墅，分别多年的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妈妈和舅舅这对毛家兄妹顺利进京，而外婆和姨婆这对贺氏姐妹则在进京途中受阻。但是，由于姨婆英年早逝，外婆又守口如瓶，有关组织部门也一直没人道出真相，她们两人从沈阳去北平的火车上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现在已经很难有个准确的说法了。大家只是听说：两个自称来自组织部门的人在山海关上车，阻止了她们进京。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外婆在进京的门槛――天津住了几乎一个夏天。她在市委招待所等待着。
此时的妈妈还沉浸在父爱的怀抱中，她根本想不到，也不可能理解外婆为什么不能来北平。但是，她的岸英哥哥则不然。据妈妈后来讲，对贺妈妈心怀敬爱的岸英舅舅，已经与外公谈起过接外婆来北京的打算。
可是还没等到岸英舅舅着手安排，他就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投入抗美援朝战争，牺牲在朝鲜的土地上。这一噩耗对将岸英舅舅视如己出的外婆一直封锁着。恐怕她至死都不知道此事，大家也不忍心让已失去五个亲生骨肉的外婆再受刺激。
我在家翻开外婆珍藏的老影集，第一页是开国时外公的标准像，也就是毛选一至四卷扉页照片；第二页则是外公的长子，外婆的继子毛岸英的两张照片；第三页才是外婆爱女娇娇的两张照片。
在天津度日如年的外婆，不会不知道外公正在北平忙碌着什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已经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在即。而外婆，这位１９３２年在红都瑞金参加过中华全国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典礼奔忙过的女战士，已经不能和当年的战友康克清、邓小平、彭儒一起躬逢其盛了。
好在研究赣南“红土地”文化的专家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忠实记录下了外婆在“一苏”大会期间的工作。书中写道：
出席“一苏”大会的代表预计有五六百人，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吃住，是件大事。大会筹备处专门成立了代表接待组，指定康克清、贺子珍、彭儒等专做这件事。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带着县委、县苏政府的工作人员，与康克清、贺子珍等一起，深入乡村，逐村逐屋地察看，动员群众尽量腾出地方，给代表们住宿。＇注６＇
２００３年，我写下了《翻开我家老影集》，其中有一章是专门讲述外婆的。后来，有一家报纸在转载时，把１９４７年那张合影当作“外婆的第一张照片”。这固然有误，但也情有可原。
目前为止能找到的外婆第一张照片，应该是这张１９３２年六位女红军合影。但细看就会发现，其余五个人的面目都清晰可辨，神态毕显，惟独这次合影的发起者――我的外婆贺子珍看上去是那么模糊，淡到连五官都几乎无法识别。
妈妈是这样说的：这张照片以前就放在我家相册里，很清楚的，能看到我妈妈的样子。后来某博物馆来人拿走了，再还回来，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解放后，外婆不得不以模糊、朦胧的面目示人。就连这，我估计也要感谢彭儒奶奶，因为照片上在旁边亲密搂着外婆的周月林后来有了更严重的“历史问题”：被作为出卖瞿秋白的叛徒１９５５年起被关押，直到１９７９年经法院审理无罪释放。
不用说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