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青年小说家的信-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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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叙述者，比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于是，每当由于叙述者因改变地点而改变故事的空间视角时（我们从语法人称的〃他〃换成〃我〃、从〃我〃换成〃他〃或从其他变化中也可以察觉），也就会发生空间视角的化。有些小说，这样的变化很多，有些不多，至于有用还是有害，只能看结果如何，看这样的变化对作品的说服力所产生的后果，看是加强了说服力昵还是有所破坏。当空间变化有积极效果时，可以让故事产生一个变化多端、甚至球形和全方位的视角（可以决定独立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即前面我们看到的任何虚构世界的秘密渴望）。假如这些空间变化无效，结果可能产生混乱：面对这些叙述视角突然而随心所欲的跳跃，读者会感到迷惑。
时间变化、即俯在者在故事发生的时间里的移动，可能比空间变化要少一些；故事发生的时间通过移动同时在过去、现在和将来展现在我们眼前；如果这一技巧使用得当，可以让故事产生一种全面按照计时顺序的幻觉、一种时间上可以自给自足的幻觉。有些对时间问题着魔的作家——前面我们看到过这样的例子——这不仅表现在小说的主题上，还表现在不寻常的时间体系结构上，有些结构是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例子有成千上万。其中之一是一部英国小说。M。托马斯①的《白色旅馆》。这部小说讲述了在乌克兰发生的对犹太人的可怕屠杀，它以女主人公、歌唱家丽莎·厄尔德曼对维也纳一位心理分析医生一一西格蒙德·弗洛伊德②一一的倾诉为细细的主线。小说从时间视角上分为三部分，分别属于那场集体大屠杀、即作品的火山口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于是，在作品中时间视角经历了三个变化：从过去到现在（大屠杀），再到故事中心事件的未来。而这最后的变向未来，不仅是时间变化，也是现实层面的变化。直到此前为止，一向在〃现实〃、历史、客观层面发展的故事，从大屠杀开始到最后一章《营地》换到一个纯粹想象的层面、一个难以捕捉的精神层面上了，在这个层面里居住着一些摆脱了肉欲的人们、一些大屠杀牺牲者的鬼魂、幽灵。在这种情况下，时间变化也是从本质上改变叙事的质的飞跃。由于有这个变化，叙事的方向从现实世界射向了纯粹想象的天地。类似的情况就发生在赫尔曼·黑塞③的《荒原狼》中，当历史伟大创造者的不朽灵魂出现在那个人物兼叙述者的面前时。
现实层面的变化是为作家们提供更多可能性的变化，以便让他们可以用复杂和独特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叙事素材。尽管如此，我并不贬低空间和时间的变化，其可能性显而易见更为有限；我只想强调一下：鉴于现实是由无数层面组成的，变化的可能性也就更多，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会从这个变化不定的手段中获得好处。
但是，在我们进入这个各种变化的广阔天地之前，或许应该做一个区分。一方面，各种变化根据变化发生的种种视角——空间、时间和现实层面一一而有所区别；另一方面又根据形容词或者名词的性质（本质或者非本质）而有所不同。一个单纯的时间或者空间变化是重要的，但不会更新故事的本质，无论这个故事是现实的还是幻想的。反之，另外一种变化，例如《白色旅馆》这部我刚刚说过的关于大屠杀的小说，就改变了故事的性质，把故事从一个客观（〃现实〃）世界移动到另外一个纯粹想象的天地中去了。这些挑起本体学动乱的变化——因为改变了叙事秩序的本质——我们可以称之为质的飞跃，因为它给我们提供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公式，数量的积累可以引起〃质的飞跃〃（如同水一样沸腾时变成气体结冰时变成固体）。在讲述故事时，如果在现实层面视角发生构成质的飞跃的某种激烈的变化，这样的叙述就会经受一番改造。
我们来看看当代文学丰富的武器库中一些显而易见的例证吧。比如，有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写于巴西另一部写于英国二者间隔很多年我指的是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①的《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和维吉尼娅·伍尔夫的《奥兰多》主要人物性别的突然改变（两种情况都是男变女）引起整个叙述内容质的改变把叙述内容从一个此前似乎是〃现实主义〃的层面推到另外一个想象、甚至幻想的层面。在这两个例子里变化是个火山口是叙述主体的中心事件是集中了最多的人生体验的故事（它用一种似乎不具备的属性感染了整个环境）。卡夫卡的《变形记》则不是这样书中的奇迹、即可怜的格里高尔·萨姆沙变成了一只可怕的甲虫此事发生在故事的第一句话里这从一开始就把故事定位在幻想的层面上。
这些就是突变的例子，突变是转眼就发生的事实，以其神奇和不寻常的特征撕碎了〃现实〃世界的坐标，增添了一个新尺度，一个不遵守理性和物理规律而是服从一种天生而不可捉摸的力量的奇妙和秘密的秩序对这天生而不可捉摸的力量，只有通过神奇的调解、巫术或者魔术才能够认识（有些情况下甚至可以控制）。但是，在卡夫卡最有名的长篇小说《城堡》和《诉讼》里，变化是个缓慢、曲折、谨慎的程序，它是事物的某种状态在时间里的积累或者强化的结果之后而发生的，直到因此叙述世界摆脱了我们所说的客观现实一一〃现实主义〃，伪装成模仿这一现实的样子，实际上是作为另外一种性质不同的现实表现出来。《城堡》中那个匿名的土地测量员、神秘的K先生，多次企图接近那个管辖整个地区的威严的城堡，那里面有最高当局他是前来供职的。开头，他遇到的障碍都是微不足道的；看了相当长一段故事，读者的感觉是沉浸在一个详细的现实主义的世界里，似乎要把现实世界复制成具有更多日常和惯例的东西。但是，随着故事的向前发展，以及倒霉的K先生越来越没有自卫能力和容易受到伤害，听任一些障碍的摆布，我们逐渐明白这些障碍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单纯的政府管理无能的派生物，而是一架控制人类行动、毁灭个性的阴险而秘密的机器的种种表现，伴随着对K的软弱和人性的苦苦挣扎的焦虑，在我们这些读者心头涌现出一种意识：现实进行的层面不是那个与读者相等的客观历史层面，而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现实，一种象征、寓意——或者干脆就是幻想——的想象现实（当然这并不是说作品的这一现实的闪烁智慧光芒的教训了）。因为这个变化是以一种比《奥兰多》和《广阔的腹地：条条小路》要缓慢和曲折得多的方式，发生在现实的两个方面或者层面之间。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诉讼》中，约瑟夫…K先生被卷入…个由警察和法官系统设置的噩梦般纠缠不清的迷魂阵里，一开始，我们觉得这个系统是一种对司法部门过分官僚化导致的无效和荒唐的妄想狂型的错觉。但是，后来在某个特定的时刻，由于荒唐事件的逐渐积累和强化，我们慢慢发觉：在剥夺了主人公自由并且不断摧残他生命的行政部门的纠葛后面，真的存在着某种更为阴险和非人道的东西：一个或许是形而上性质的不详体系；面对这个体系，公民的自由意志和反抗能力消失殆尽；这个体系把个人当作戏剧舞台摆弄术偶的演员加以使用和滥用：这个体系是一种不可能反抗的秩序，它威力无比、不显山露水、就安居在人性的骨髓中。《诉讼》中这个现实层面、象征性、形而上和幻想的层面，如同出现在《城堡》里一样，也是缓慢和渐进的，而不可能确定变形发生的准确时刻。您不认为《白鲸》里也有同样的事情吗？在世界的海洋里四处追捕这条没有踪影的白鲸，此事给这个神话般的动物戴上一道传奇的光环、阴险狡诈的光环，您不认为这部作品也经历了一次变化或者说质的飞跃吗？它把一部开头非常〃现实主义〃的小说改变成了一个想象型一一象征、寓意、形而上一一的或者纯粹幻想型的故事。说到这里，您脑海里大概已经充满了大量自己喜爱的小说中可以回忆起来的变化和质的飞跃了吧。的确，这是一个任何时代的作家经常使用的手段，特别是在幻想型的虚构小说里。我们想想看作为那类阅读快感的象征，有没有哪个变化还生动地留在记忆中。我想起来一个！我敢打赌这是个典型：科马拉！一说到种种变化来到脑海里的第一个名字不就是这个墨西哥村庄吗？这是个理由非常充足的联想因为凡是阅读过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的人，只要深入到作品之中对于这样的发现会感到终生难忘：故事中的所有人物都是死人虚构的，科马拉不属于〃现实〃，至少不属于我们读者生活的这个现实，而是另外一个现实、文学的现实，在这里死人不是消失了，而是继续生活下去。这是当代拉丁美洲文学中最有效果的变化之一（激烈型的变化质的飞跃型的变化）。这一手段使用之娴熟，已经达到如此的程度：如果你非要提出一一故事的时间或者空间一一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就会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因为在发生变化的时间和地点里没有一个明确的事件——事实和时间。变化是一点点发生的，是渐进式的、通过暗示、蛛丝马迹、几乎没有留意的模糊脚印。只是到了后来追溯往事时，那一系列线索和大量令人怀疑的事实以及不连贯片段的积累才让我们意识到，科马拉不是一个活人的村庄而是鬼魂聚集的地方。我们转到另外一些不像胡安·鲁尔福运用的如此阴森恐怖的变化上，或许要好一些。我现在想到的令人亲切、高兴、有趣的变化就是胡利奥…科塔萨尔的《致巴黎一位小姐的信〉）中的变化。当人物兼叙述者、写信人告诉我们，他有个令人不愉快的呕吐小兔子的习惯时，就发生了绝妙的现实层面的变化。于是这个有趣的故事就发生了惊人的质的飞跃，如果主人公被兔子的分泌物压垮，故事就会有个悲惨的结局，正如这封信最后几句话暗示的那样，故事结束时他自杀了。
这是科塔萨尔在他的长、短篇小说中经常使用的方法，他用这个手法从根本上打乱了自己虚构世界的性质，让虚构的世界从一种由可预见、平庸、常规事物组成的日常、普通的现实转向另外一种现实、幻想性质的现实里面，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比如人嘴里吐出一只只小兔子：在这种幻想型的现实里还有暴力捣乱。您肯定读过科塔萨尔的另外一部大作《女祭司》，书中通过数量的积累，以渐进的方式叙述世界发生了一次心灵变化，即一场看上去似乎是无害的音乐会，在皇冠剧场举行一开始观众就对音乐家的成绩产生出过分的热情，最后终于演变成一场野蛮、冲动令人难以理解、充满动物性的暴力事件，变成一场你死我活的搏斗和战争。在这场出乎人意料的灾难结束时，我们感到非常困惑心里在想：这一切真的发生了吗？这是不是一场可怕的噩梦？这样荒唐的事是不是发生在〃另外一个世界里〃，是一个由想象、内心的恐怖和人类灵魂中阴暗的本能组成的大杂熔？科塔萨尔是善于利用这一变化——渐进或者突变的以及时间、空间和现实层面的手段的优秀作家之一，他作品的独特面貌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一手段的使用：在他的作品里诗意和想象力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无可置疑的意义，对此，超现实主义者称之为日常中的神奇和流畅而简洁的散文，毫无矫揉造作之处，它表面上的朴实和口语化实际上掩盖着一个复杂的问题和一种更大的创造勇气。既然通过联想已经开始回忆脑海里尚存的文学变化的例子，那么，我就不能不再举出发生在塞利纳的《缓期死亡》中的火山口之一的变化，对这位作家本人我没有半点好感，恰恰相反，对他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我感到深恶痛绝，尽管如此，他写出了两部长篇大作（另外一部是《长夜行》）。在《缓期死亡》里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情节是主人公乘坐一艘满载旅客的渡船穿越拉芒什海峡。海面上起了大浪海水冲击着小船全船的人一一船员和乘客一一都眩晕不已。当然深入到这个让塞利纳着迷的肮脏和可怕的气氛之中以后，所有的人都呕吐起来。到此为止，我们仍然停留在一个自然主义的世界里，而双脚是牢牢扎根于客观现实之中的。但是，这个从字面含义上落到我们读者身上的呕吐在五脏六腑吐出的污秽弄脏我们全身的同时，这个呕吐通过缓慢而有效的描写逐渐地疏远了现实主义逐渐变成了某种荒唐可笑的东西，某种启示录式的东西，通过这个东西，到了特定的时候，就不仅是一小撮晕船的男女，而是整个人类似乎都在吐出五脏六腑的东西了。由于这个变化，故事改变了现实层面达到一个幻觉和象征意义、甚至幻想的档次，整个环境都被这个不寻常的变化感染了。
本来我们可以无休止地展开这个有关种种变化的话题，但是，那就会画蛇添足，因为上面举的例子足以说明这一手段及其变种一一运作的方式和在小说中产生的效果了。或许更值得强调一下我在第一封信中就不厌其烦地说过的话：变化就其本身而言不会给任何东西先下结论或者做出指示，它在说服力问题上成功还是失败，无论什么情况，都取决于叙述者在具体的故事里运用的具体方式：同样的手段运作起来可以加强说服力，也可能破坏说服力。
结束这封信之前，我想告诉您一种有关幻想文学的理论，是比利时国籍的法国人、大评论家和散文家罗歇·凯卢瓦①发挥出来的（发表在《幻想文学选集》的序言中）。根据他的理论，真正的幻想文学不是深思熟虑的，不是决定写幻想性故事的作家头脑清醒的行为产物。在凯卢瓦看来，真正的幻想文学是这样的，其中非同寻常、奇迹般、神话一样、用理性无法解释的事情自发地产生出来，甚至连作者本人都没有察觉。也就是说那些虚构的作品的幻想成分是以自己的方式出现的。换句话说不是作品讲述幻想故事；故事本身就是幻想的。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颇有争议的理论，但是有见地有特色。结束这个关于种种变化的思考的好方式之一，或者解释这些变化的说法之一，可以说变化是自发生成的——如果凯卢瓦想象得不是太远，如果作者完全放任自流，这样的变化可能占据文本，把作品引向作者无法事先预见的路上去。
紧紧地拥抱您。
九、中国套盒
亲爱的朋友：
为了让故事具有说服力，小说家使用的另外一个手段，我们可以称之为〃中国套盒〃，或者〃俄罗斯套娃〃。这指的是什么昵？指的是依照这两种民间工艺品那样架构故事，大套盒里容纳形状相似但体积较小的一系列套盒，大玩偶里套着小玩偶，这个系列可以发展到无限小。但是，这种性质的结构：一个主要故事生发出另外一个或者几个派生出来的故事，为了这个方法得到运转，而不能是个机械的东西（虽然经常是机械性的）。当一个这样的结构在作品中把一个始终如一的意义一一神秘，模糊，复杂一一引入故事并且作为必要的部分出现，不是单纯的并置，而是共生或者具有迷人和互相影响效果的联合体的时候，这个手段就有了创造性的效果。比如，虽然可以说在《一千零一夜》里，那些有名的阿拉伯故事一一自从被欧洲人发现、翻译成英语和法语以后就成为人们喜爱的读物了一一的中国套盒式的结构，常常是机械性的，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一部现代小说里，例如胡安·卡洛斯·奥内蒂①的《短暂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