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0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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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说明了在中国这一轮积累财富的竞赛中，起点的不平等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忽视了公平分配法则的传统发展战略在中国实施，事实上已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它引起的财富流向不是往下流入普通人民的口袋，而是往上流入权势者的私囊，人民没有享
受到经济增长应有的好处，而是被排斥在创造财富这一激动人心的过程之外，由此引起了一
系列的社会政治矛盾。毫无疑问，这一忽视了公平的“先增长后分配”的战略现在在中国正
受到严重挑战，因为在中国打破小农社会平均主义分配格局的不是机会均等，而恰好就是机
会不均等！
同样令人不能忽视的是一部分人对目前这种不平等的反应，一方面是决策者们也并没有
试图通过立法来矫正这种不平等，理论界对这种不平等也甚少进行伦理追问；另一方面则是
有人提倡通过“红卫兵运动”来“均贫富”。这对于研究中国的学者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
个不应被忽视的信号。上述两点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理解所谓“平等”和“市场经
济法则”，决不会按照西方观念去理解。因为在“平等”和“市场经济法则”这类伦理概念
中，蕴含了一个社会全部的政治、经济、道德等社会因素在内。
中国在牺牲了“平等”以后，究竟得到了多少“效率”？
所谓“效率”，从经济学意义上理解，就是用尽可能少的投入，争取尽可能多的产出。
10 多年以前，大家认为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的主要症结在于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只要打破
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效率就会提高，资源就会得到合理使用。“公平和社会发展不相
容”这类误导社会舆论的理论也就是在那种背景中形成的。
那么，在“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声中度过了 10 多年，中国到底有没
有形成大家期盼的“效率机制”呢？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局面依仍其旧，而国有资产的流失却与日俱增，在企业领导层和一
般员工的分配问题上，
“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早已打破，
“效率”却并没有提高。在不少国有
企业负责人的私产增大的同时，是为数不少的国有企业职工被失业问题所困扰。企业亏损、
经理发财的事例在中国到处可见。在中国有关部门查办的经济犯罪案件中，企业“一把手”
犯罪问题突出——这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
整个社会的办事“效率”也没有提高多少。在这里，无须去列举一份公文需盖几十个章
这样的例子，也无须列举办一件事要经过多少环节这样随处可见的事实。只要列举一件事：
每年在办事必不可少的吃喝招待上，中国浪费了多少人民币，便知道牺牲了“公正”，其实
也没有换得多少“效率”——不过这里指的是整个社会的“效率”，而不是指某个单位或某
个人的“效率”，因为在“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之后，肯定办事要容易得多。这倒不是企
业或那些私营业主喜欢去花这样的冤枉钱，而是因为不少地方的政府部门“门难进，脸难看，
事难办”，必须要进行这类“服务”，才能求得个别单位的“效率”，把事办成。所谓“腐败
是消解旧体制力量的最佳方式，成本最小，效益最大”，也就是根据这种情况得出的结论。
但实际上，这种寻租活动从总量来说，并不增加社会财富，而只改变财富流向，也就是说，
从总体上来说，它并没有为社会提高效率。
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全国公款消费 1980 年为 186 亿元，1990 年为？41。2 亿元，1993
年则猛升至 1283。5 亿元。这笔钱相当干 1 亿多农民一年的生活费。而与此同时，中国有关
方面为贫困山区儿童的失学问题在向整个社会呼吁筹建“希望小学”。不少人在捐了钱以后
愤愤他说：何不叫那些当官的少吃点！少贪污一点！而令人对中国当前道德状态真正感到寒
心的，是还有良心泯灭的地方官贪污挪用人们节衣缩食捐出来的扶贫款！
1995 年 3 月在中国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财政部长刘仲藜照例交“家底”：1994 年国
家出现财政赤字 237。49 亿元。这不能不令人拿它去和公款消费所消耗的财富相比：如果那
些有资格去吃公款宴席的人少吃一点，这财政赤字原本可以不出现的！
社会资源如此浪费，又岂能谈得上“效率”？更何况，牺牲“平等”，除了没有换来“效
率”之外，还产生了许多别的问题，其中对社会发展影响最大的就是公众对“平等一公平”
期望的丧失，而和“平等一公平”期望一同丧失的，是对社会的信任感和责任感。由于没有
责任感，也就没有什么是非感。道德信念的全面丧失，对当代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产生了极大
的影响，导致经济伦理恶性畸变。
面临这种现实，有识之士应认识到，要想重新塑造社会的平等观念，并不是仅仅通过经
济增长就可以做到的事。现在经常用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概念究竟应包含什么，恐怕需要
认真界定一下其内涵和外延。缺乏公平的社会转型，其恶劣后果已有南美、菲律宾等国为证。
尤其是经济学家们，更应该考虑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何者为先。因为从动态操作上来说，公
平与效率理论虽然具体表现为时序问题，但哪个目标是作为经济发展起始阶段上的优先考
虑，哪一原则是解决另一原则的前提和基础，其实是经济发展中的主要价值判断之一。
①李平杜：《关于我国目前贫富差别的思考》
，载《战略与管理》，1994（6）
平等、价值和功能
哈耶克
（1899—1992），英国经济学家，1974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获得者。本文选自《自由宪章》，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杨玉生、冯兴元、陈
茅等译。选文有删节。
我一点也不敬重追求平等的热情，在我看来，它似乎只是将忌妒理想化而已。
——O。W。霍尔姆斯
1。为自由而战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是由国家强制推行
一些准则所规定的，这种平等可以通过人们在人际交往中自愿遵守的某些类似准则的平等而
得到补充。将平等扩展到道德与社会行为的准则，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民主精神最主要的
表现——或许正是这种民主精神的作用，使得因自由必然造成的不平等不那么令人讨厌。
然而，只有法律和行为的一般准则的平等才能导向自由；我们只有在确保这种平等时，
才不致伤害自由。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造成
不平等。这是个人自由的必然结果和证明其正当的部分理由；如果个人自由的结果显示不出
某些生活方式要比其他生活方式更为成功，那么许多支持个人自由的证据都将烟消云散。
主张自由要求政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这既不是因为它觉得人们事实上是平等的，也不
是因为它企图使人们平等。这种论据不仅认为每个人都是非常不同的，而是它在很大程度上
还有赖于这种不同。它坚持认为这些个人之间的差异并不能为政府区别对待他们提供任何理
由。它反对国家对待人方面有所差异，然而，要保证事实上非常不同的人们在生活中拥有同
等的位置，这种差异就是必要的。在现代，倡导一种更为广泛的物质平等的人常常拒绝承认，
他们的要求是基于一种假设，即假定所有的人事实上都是平等的。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相
信它是要求物质平等的主要理由。用“所有人事实上都是平等的”这个明显不真实的假定来
论证平等待人的要求是最有害于这一要求的。若在为少数民族或种族要求平等待遇时，用他
们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个断言来作理由，那么这无异于含蓄地承认事实上的不平等将证
明不平等的待遇是公正的；而且关于某些差异确实存在的证明，不用多久就会出现。人们必
须被一视同仁，尽管他们事实上不同，这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实质。
2。无穷多样化的人性即个人能力和潜能的差别幅度之大，乃是人类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而其进化可能已使人类成为所有动物中相互最具有差异性的一种动物。对此，已有人作了很
好论述，他们认为：“生物学既然以变异性为其基石，就必须赋予每个个人以一套独一无二
的属性，而正是这些属性给予他在别的地方所无法获得的一种尊严。就其潜力而言，每个新
生儿都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有成千上万不为人知而相互关联的基因和基因型会影响他的成
长。由于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培育，这个新生儿可能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或她，
在每一场合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性结构。……结果说个人之间的差异不很重要，那么就可
以说自由和个人价值的思想也不很重要。”该作者正确地补充说：关于人性同一的理论流传
甚广，“它在表面上似乎与民主一致……但实际上早晚会摧毁自由与个人价值的基本理想，
并且致使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生活变得毫无意义”
。
低估个人之间先天差异的重要性，将一切重要差异皆归诸环境的影响，这在如今已经成
为一种时髦。其实，不论环境的影响多么重要，我们一定不能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各个人
从一开始就是很不相同的。即使让所有的人都在非常相似的环境中长大，个人差异的重要性
也绝不会因此减小。把“人皆生而平等”说成一种事实是不真实的。如要表达对所有的人在
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应被一视同仁的理想，我们还可以继续使用这种神圣的表述。但是如果我
们想理解平等理想能够或应该包括的内容，第一个要求就是我们必须摆脱对事实上平等的信
念。
从人是不相同的这一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平等地对待他们，结果必定造成他
们实际地位的不平等。而使他们地位平等的惟一途径是将他们区别对待。因此，法律面前的
平等和物质利益的平等不仅不同，而且相互冲突；在同一时刻我们只能获得其中之一，无法
两全其美。法律面前的平等，是自由所需要的，但它会导向物质利益的不平等。我们的论点
是：尽管国家因其他原因在某些地方必须使用强制手段，但它必须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如
果以为为使人们在境况上更加相同，便有理由进一步使用有差别的强制手段，这在一个自由
社会里是无论如何不能被接受的。
我们并不反对上述的平等，而事实恰恰是：某些人希望强加给社会一个事先设计的物质
分配计划，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样做的公开的动机就是平等的要求。我们反对关于强加
给社会一个有意选择的分配方案的所有企图，而不管它所要求的是一种平等，还是不平等的
制度。事实上我们将看到的是：许多要求扩大平等的人实际上并不是要求平等，而是要求分
配，这种分配更符合于人们关于个人功绩的观念；他们的要求与更严格的平均主义的主张一
样，与自由是不可调和的。
反对为了实现平等和公正的分配而使用强制手段，并不意味着这种分配制度不值得向
往。但是我们如果想维护自由社会，就必须承认对某个特定目标的向往并不能为使用强制手
段提供充分的理由。人们可能会觉得一个贫富不太悬殊的社会有吸引力，可能会欢迎财富的
一般增长能逐渐减小人们之间的差异。我自己也完全拥有这种感觉，并且当然认为美国所取
得的社会平等的程度是完全值得称道的。
这样，似乎就没有理由反对在某些方面用这种广为流传的偏好指导政策。无论在什么地
方，政府如果有采取行动的正当需要，而我们又不得不就满足这种需要的不同方法做出选择，
那么那些恰好能够减小不平等的方法可能就会受到青睐。例如，在无遗嘱的财产继承权的法
律方面，如果某种规定比其他规定更适应平等，那么它就有充足的论据获得支持。然而，如
果说为了实现真正的平等，我们就必须放弃自由社会的基本公理，亦即放弃用平等的法律限
制所有强制手段的话，那么这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回事。与此相反，我们认为：经济上
的不平等尽管是一种弊端，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凭借有区别的强制和特权对其进行纠正。
3。我们的论点是基于两个基本命题，这两个基本命题，一经说明，便能获得相当广泛的
赞同。第一个命题表达了一种认为所有人都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信念，它认为任何个人或群体
都不可能确凿无误地决定他人的潜能，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任何人能够这样做。不管人们
之间的差异会有多大，我们也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差异能够大到使某人的思想在某个特殊场合
完全领悟另一个可靠的人所能做到的一切。
第二个基本命题是：如果社会中的任何成员获得做某些有价值的事情的附加能力，这应
被看做是整个社会的收益。某些人的境况确实可能由于某些新的竞争者在其领域内具有较高
的能力而恶化，但社会中任何这种附加的能力都可能对大多数人有利。这也就是说：是否应
增加某个个人的能力和机会，并不取决于他人能否获得相同的能力和机会，当然，前提是他
人也绝不会因此被剥夺获得相同或其他的、他们可能获得的能力的机会，尽管他们还尚未获
得。
一般来说，那些主张平均主义的人喜欢把个人能力之间的差异区分为天生带来的和环境
影响的，或区分为“自然”的结果与“培育”的结果。二者都与道德价值无关。尽管二者可
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某个个人对他的同伴所具有的价值，但一个人不会因为天生就有称心合
意的特性比在有利的环境中长大得到更多的声望。两者的区别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前者的
优点是由于人类显然无法控制的情况，而后者的优点则是由于我们可以改变的因素造成的。
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有无理由以改变制度的方式来尽可能减少那些因环境而带来的好处？我们
是否要赞同，“所有那些因出生和遗产造成的不平等都应被消除殆尽，除了因卓越的才华和
勤奋而带来的不平等，其他任何不平等都不应存在”。
确实，某些好处有赖于人为的安排，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向所有的人提供相
同的好处，也不意味着向某些人提供好处，其他人也就会因此而被剥夺这些好处。在这方面，
须考虑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家庭、遗产和教育，批评矛头所指的主要就是这些东西造成的
不平等。然而，它们并非惟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用说地方和局部在文化和道德传统上的差
异，像气候和风景这类地理条件也并非不重要。然而，这里我们只能讨论上述三个因素，因
为它们通常受到的指责最多。
提到家庭，似乎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矛盾心理，人们一方面对这个机构表现出敬意，另一
方面又不喜欢某人因出生于特殊家庭就享有特殊利益的事实。很多人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