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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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非马克思主义的疏忽中，马克思曾提到过一个因为没有强制劳动而更为自然的社会，此
中还真有点卢梭式神话的余韵。按照这种观点，一个站在传送带旁，没完没了地往机器里填
料或完成指令的工人，要远比那些选择了自己的使命的知识分子更为异化，后者至少还享有
为自己设立目标、选择最终目的的自由。
　　在某些社会主义者和狂放艺术家中，还流行着第三种对于异化的概念，这种概念适用于
那些完全打破了自己的家庭、社会和阶级的一切行为规范的艺术家。人们怜悯他，有时他也
顾影自怜，因为他没有市场或保护人，也没有人尊敬他；人们认为他既然标新立异，这也就
是理所当然的，尽管其他标新立异的人也照样可以有自己的追随者，而且从马克思主义的观
点来说，后者也并不感到被异化了，虽然怀有敌意的批评者常常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或愤怒。
这是在异化了的美国以及西方的浅薄艺术家中最为流行的观念。我不知道它何以如此受欢
迎，除非是因为很多个人误解了世界对他的冷淡，或出于他个人创作的苦恼——后者很可能
是由于他缺少创作才能，或是其天分与野心完全不相称所致——要想找一个异化了的高等文
化人，那么，这最后一点正好是个万无一失的标志。但是，一个自由文化所能做的，只不过
是为他们提供反叛的机会，而不能保证他们在专业领域里的成功。
　　没有人知道重大的创造力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只知道它不可能大批生产，也不可能在完
全与世隔绝的条件下产生。然而，由于最近这几十年来美国艺术家们的物质条件大为改善，
也由于美国的文化气氛有了很大变化——人们可以完全献身于一种创造要求了——例如，如
果儿子们宣称，他们不愿到公司或某个机关中去求职，而要当个作家、艺术家或音乐家什么
的，现在已经不会引起家庭危机了。还得承认，如果说如今艺术都是贫血的，我不明白为什
么美国的就比外国的艺术更苍白，而且我想谁也不明白。显然，在科学、学术和医学方面，
美国人的成就并不比欧洲人差。说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好莱坞的把戏！——危及一个重
大的、有生命力的、品质高尚的文化的出现，因为它总是引诱人去推销，这种假定看来是过
于强词夺理了。除非是对于不可救药的假道学（我的年纪使我有幸记得那次由一批自作聪明
的人所展开的关于电影算不算一门艺术的煞有介事的讨论），群众文化和流行艺术的各种形
式应当被视为一种挑战。人们从中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当然，其中是有“推销”的问题，但
是在每一项“推销”活动中都有两方。对于有些为了要过阔绰的生活而向好莱坞或庸俗杂志
“推销”的作家来说，是不能开脱其责任的。他们为什么非得过那样的生活不可呢？人们可
能会指责我，说我是想把艺术家和作家都饿死。但如果学者们能像勒南　（Ernest　Renan，19
世纪法国哲学家、宗教学家——译注）那样安贫乐道，还能写出重要著作来，那么，不去好
莱坞就不行吗？
　　最后，我看不出遵守规范或标新立异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更加高尚。重要的是，它必
须是一种对于某些价值或直觉的自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郑重的表达，而且为了它，个人
已准备好要冒一定的风险，
　　　　　　　　　　　“遵守常规”和“标新立异”都是相对而言的。在评价它们之前，
我先要知道—个人遵守或不遵守的究竟是什么，他又是怎样来表现的。在魏玛共和国时代，
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19　世纪末、20　世纪前期德国抒情诗人）、斯宾格勒和希特勒都是反
对常规的人，而在沙皇统治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创作最丰的时候，却是个守旧主义者。
对于许多伟大人物，如莎士比亚、弥尔顿、歌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或杜威等人来
说，单讲他们是遵守常规的或反对常规的，都没有什么意义。
　　对于我来说，尤其不可解的一个广泛的问题就是：美国知识分子是否应当继承“批判的
反常规主义”的传统。美国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是思考：并采取行动，使自己思考的成果能
回答当代的重大课题。思想的基本素质——其品格——就在于鉴别和区分。当他明智地批评
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说他不爱美国，正像当他明智地赞扬美国的时候，不能就认为他是沙文
主义者一样。很多美国知识分子还没有注意到，过去　20　年，在民主的福利国家中，社会气
氛和客观的可能性有了多大的改进。有些人还认为社会主义本身是好的。他们把一种经济形
式当成了宗教，而且不善于从经验中学习。他们咬文嚼字，自欺欺人，以为他们的诚恳足以
弥补自己的愚蠢。他们的对立面现在则认为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罪恶的。对于他们来说，社会
主义已不再是一种经济形式，而其自身已成了一种福利或社会控制的原则。像最教条主义的
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一种经济会造成惟一的一种政治生活方式。幸而有越来越多的
知识分子开始懂得了他们早就该从杜威那里学到的东西，那就是：民主的程序比任何事先决
定的方案都重要得多，人和价值才是测量社会关系是否恰当的尺度，而不是相反。




　　　　　　　　　　　　　　　　　　　我们的志趣和态度
　　　　　　　　　　　　　　　　　　　　　　　　储安平
　　　　　　　　　　　　　　　　　　　　　　　　（1909…1966），中国当代学者。本文原载《观察》
　　　　　　　　　　　　　　　　　　　　　　　　1946　年创刊号

　　　　　　　　　　　　　　　　　　　　　　　　　一
　　本刊筹备多月，历经艰苦，终于今日问世。创刊伊始，兹谨一述我们出版这一个刊物的
志趣、风度和立场。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见混乱。政治激荡，经济凋敝，整个社会，已步近崩溃的边缘；
全国人民，无不陷入苦闷忧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业，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业
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狭窄，放言论事，处处顾忌；交通阻塞，发行推销，备受
限制；物价腾涨，印刷成本，难于负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
麻痹、消沉、不求长进的风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内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读
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们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挫折、恐惧、
甚至失败，仍欲出而创办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们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们深感在
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败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论，以挽
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们感到现在大多数人只知道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祸福竟成
为末要而少人过问。是非不明，正气不张。许多人常在一种冲动下，流露他们爱国的情绪；
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现他们对于国家的忠诚，尽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图存，显非单凭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设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
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跟、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顾海内，种种现状，固足使人疾首痛
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忧虑。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
身而出，不顾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属的国家。这诚然是一个充满着祸
乱灾害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锻炼我们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们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图，要对国事发表意见。意见在性质上无论是消极的批评或积极
的建议，其动机则无不出于至诚。这个刊物确是一个发表政论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
斗争的刊物。我们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以外，我们
背后另无任何组织。我们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无偏袒的评论；我们对于他
们有所评论，仅仅因为他们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所感觉兴趣的〃
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
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见仁
见智，容各不同，但我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公平的。我们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则和宽
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论评时事的刊物。我们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
的目标，就是我们希望对于一般青年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
实在烦闷。在多年的烦闷中，意志软弱的，渐渐趋入麻痹、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刚强的
则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狭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
我们瞻念国家，中心忧惧，莫此为甚！我们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
言，我们对于青年，一无成见，他们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们能够信其所信，无
宁且为我们所鼓励并器重者。我们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发较之思想的归宿，远为重要，
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须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
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们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
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图一己的饱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现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
现代化，做事的方法现代化。我们国家一线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上。冲动、偏狭、
强横，都足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带给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们极望
这一个刊物所发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给一般青年读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请一述我们放言论事的基本立场，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约：
　　1．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归，无可抗阻。我们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数人利益的集团独断国事，
漠视民意。我们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设施措置都只是为了一部分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国家
政策必须容许人民讨论，政府进退必须由人民决定，而一切施政必须对人民负责。民主的政
府必须以人民的最大福利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进人民的幸福。同时，民主不仅限于
政治生活，并应扩及经济生活；不但政治民主，并须经济民主。
　　2．自由
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
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
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
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进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
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
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进国家社会
的优性发展。
　　3．进步
我们要求国家进步，我们绝对反对国家停滞不前。不跟着世界大势前进的国家必将遭受自然
的淘汰。我们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业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业化成功，先须大家有科
学精神，现代头脑。我们要求在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军事各方面的全盘现代化。我们
希望人人都有现代化的头脑。唯有现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进步，才能与并世各国
并驾齐驱，共同生存。我们反对一切的停滞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开倒车。停顿、落后、
退步，都是自杀。我们要求中国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齐着世界主流，迈步前进。
　　4．理性
人类最可宝贵的素质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发挥人类的理性。没有理性，社会不能
安定，文化不能进步。现在中国到处都是凭借冲动及强力来解决纠纷，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
青年也是动辄用武。我们完全反对这种行为。近几十年来中国的教育在这方面完全失败。我
们要求政府及社会各方面能全力注意这点。只有发挥理性，社会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
公道。我们要求一个有是非有公道的社会，我们要求各种纠纷冲突都能运用理性来解决。唯
有这样，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发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设的成功。
　　我们谨以上陈四义，作为我们追求努力的鹄的，并本此以发言论事。我们的态度是公平
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只要无背于前面的四个基本原则，在这一个刊物上面，我们
将容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我们尊重独立发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负责；而在本刊发
表的文字，其观点论见，并不表示即为编者所同意者。发刊之始，谨述其志趣与立场如上。
尚祈全国贤达，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国家幸甚。


　　　　　　　　　　　　　　　　　　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殷海光
　　　　　　　　　　　　　　　　　　　　　　　（1919—1969），中国当代哲学家。本文选自《中
　　　　　　　　　　　　　　　　　　　　　　　国文化的展望》，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照《时代》周刊（Time）的时代论文所说，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做是知识分子。
即今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制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分
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
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一个知
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以思想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在的
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并而
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云”的读书
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分子很
少，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寥寥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的。史迪文逊
（Adlai　Stevenson）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吾勉强可作代表。
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
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　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也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拉底
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
负责。他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