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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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这一问题；既然国防部无权解决前战俘问题，却又偏偏让它去为前战俘恢复名誉和权利，
这明显是不让前战俘问题得到圆满的解决。只有被誉为苏联第一号女强人的福尔采娃所领导
的文化部无事一身轻，它既不要为过去承担责任，也不要为未来运筹策划，它只要拿出电影、
小说和音乐等作品来就行了。
而事实上，那些制造了前战俘问题的人并不想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
他们现在已经获得的地位、权力和一切物质待遇。他们不想因为给前战俘平反、恢复名誉，
而失去自己的一切。也许，他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前战俘搭成的阶梯上爬到今天这样的地位
的。苏共中央行政机构的负责人和苏联总检察长就反对为赦免前战俘而重新颁布法令。他们
说用过去的法令就行了，只需要解释和进一步的说明，而颁布新的法令，无疑是要宣布实行
一次新的大赦。他们这种对苏联官场行事的娴熟了解，阻挡了对前战俘问题的认真解决。苏
共这样一个执政大党在其统治中不出现失误显然是不可能的，可它到头来却没有足够的勇气
和求实的决心去改正和弥补这些失误，而让这些失误去日益扩大它和人民之间感情、道义和
政治上的裂痕，其不祥的结局是可以想见的；苏共这样一个大党在其队伍中有几个争权夺利
者并不足为怪，可它却没有认真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去遏制这些人的野心和非法，而是让他们
日益发展和膨胀，演变成一批批不知人世冷暖的食禄者，一层层高居于人民之上的权贵阶层，
其未来的垮台就初见端倪了。
今天是战俘问题，明天是迁徙少数民族的问题，岁月愈益推进，“失误”所造成的问题
愈积愈多，而苏共这个执政党又不以为然，总是坚持一个冠冕堂皇的理论：无非是伟大胜利
中的一个小挫折，无非是一片光明中的一个小黑点。待到所有的问题都积重到非在一天解决
不可的时候，悲剧就会发生。对于苏共的垮台和苏联的瓦解，人们有许多原则和理论上的分
析，而却常常忽视在一切危险中最危险的莫过于感情背离和人心向背的危险。苏联垮台时，
普通人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的沉默就是一个可怕的证明。
在强烈的阳光下，那束紫白相间的花已开始打蔫。目光呆滞的老人颤巍巍地起身回村。
我虽然已经和他很熟，他依然没有向我讲述过他自己过去的任何事情，包括这段不幸和悲惨
的战俘生涯。不要说我这个外国人了，就连他的乡亲们也很少有人听他说过多少话。他被送
进甄别营后，他的妻子被关押，获释后就永远地离开了他。她没有给他留下任何子女，只留
下了四壁空空的一处木屋。待到有一天，他终于熬出了甄别营回到故里时，这四壁空空的木
屋就更摇摇晃晃了。是他的亲爱的邻里们帮他修复了小木屋。即使在战争年代，他们也从没
有把他看成是背叛祖国的人。现在，他活下来已没有了什么事情可做，只是每天要去田野采
一束鲜花，放到那阵亡将士碑前……在伟大的卫国战争 50 周年时，俄罗斯政府颁布了有关
恢复前苏联战俘一切权利的总统令。这个政府显然把苏联政府的这一沉重历史负担接受了下
来。除了一纸法令外，它还能给那些目光呆滞、只有一处破旧小木屋的前战俘什么呢？
战争规则的三次质变
丁林
本文原载“世纪中国网”，原题为“在‘9．11’危机的十
字路口”，现题为编者所加。选文有删节。
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745 年，英法交战，法军的 52000
人和英国与荷兰的 46000 精兵摆开阵势，法王路易十五和王太子在附近的山包上亲自观战。
当双方接近到毛瑟枪射程之内的时候，英军指挥官查理·赫伊大喊：“法国卫队的绅士们！
开枪吧！”不料法军的指挥官安托歇伯爵却回答说：
“先生们，我们从来不先开枪！你们请先
开枪吧！”结果，这样的君子风度代价惨重，英荷军队一阵排枪，就把法军阵线打垮。这一
仗，法军差一点打输，靠国王亲自督战才挽回败局。
这是 250 年前的事。仗打得这样有礼貌，现在听来未免过分迂腐，简直不可思议。现在
常有人说，既然是战争，还讲什么规则。然而，战争不讲规则的说法，貌似有理，却不符合
人类历史。
在国际法历史上，现存最古老的条约是公元前 3100 年刻在石碑上的苏美尔城市国家之
间的和平协议。古代中东、希腊、罗马都曾有过制约战争行为的条约。犹太法典里有战争中
禁止杀害妇女儿童的规定。古希腊城市国家之间建立过复杂的条约来规范他们之间的战争，
比如对神庙等宗教圣地的共同保护。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是这种条约关系的产物。罗马法
中对发动战争的规范，是历史上第一次在法典中承认战争必须有正当的理由，从而建立了战
争正义性的概念。我国历史上也一直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的规矩。
之所以有这些规则，道理很简单：我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不能不讲规则
的，规则是政治能够得以进行下去的先决条件。战争也是这样。战争是残酷的，而交战双方
之所以愿意守规则，就是因为这样的规则对双方都有利。
一、战争的规则和战争公约
最近一百五十年，是产生了一系列有关战争的国际法规和公约的时代。这些战争规则可
以用日内瓦战争公约作为标志，它是人类战争技术和战争形式发生两次质变的产物，也是人
类精神状态文明化进程的产物。
第一次质变是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质变。这一质变发生在西方工业化时代。火药广泛使
用于战争，来复枪和远程大炮可以大批量生产，铁路运输使得大量兵员可以迅速远距离运送。
战场上的杀戮从面对面的搏杀变成远距离的射击。从而，伤员和俘虏数量增加，这是战争中
最为悲惨的场景。
1862 年，瑞士红十字会创始人邓南特发表了著名的《回忆索费林诺战场》一书，书中
描述了他亲身经历的 1859 年意大利北部索费林诺战役中受伤士兵的悲惨命运。他身体力行，
建立了中立的国际红十字会，致力于一视同仁地救助战场伤员。在他的呼吁下，国际红十字
会建立的当年，1864 年的第一次日内瓦战争公约提出了保护战场上的伤病员的规则。1868
年第二次日内瓦公约又把这一规则扩展到保护海战中的受伤水兵。1929 年第三次日内瓦公
约规定保护战俘，指出战俘不是罪犯，交战方必须人道地对待对方战俘，并且在战后释放战
俘。
第二次质变是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冷战时期。核武器的发明和核武器制造技术
的扩散，常规武器技术的惊人发展，以及毒气和生物武器的出现，使得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
的威胁。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等民族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日军在我国南京的大
屠杀，这种正规军队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使战后人们一致认识到，无论如何必须防止再次
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在战争后期，盟军对德累斯顿、柏林、东京的大规模轰炸，为了迫使
日本投降而针对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也令战后西方有良知的人们反省，怎样避免这种不
能区分军人和平民的杀伤手段。
战后不久，1949 年的第四次日内瓦公约，补充和改写了前三次公约的条款，增加了战
时保护平民的内容。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战时平民置于国际法的保护之下，明确禁止战
争期间杀害、刑求、绑架平民，禁止对平民实施超出司法权范围的审判和处罚。1977 年，
又一次扩充了 1949 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日内瓦战争公约的内容，把对平民的保护延伸到那些
没有正式宣布为交战国的公民的人，以及内战冲突中的平民，还有在交战国家或区域活动的
任何提供宗教、医疗和人道援助的人士。
这些有关战争的公约，具有国际法的效力。从此以后，违反这些公约的条款，就被视作
违反国际法的战争罪行。关于战争的国际法的效力，建立在涉及战争的所有人的一项共识的
基础上：正义和实现正义的手段不可分离。不管引致战争的分歧是什么，正义的目标不能用
非正义的手段来实现。
对于真正有见识的政治家和军人来说，这一点不难理解。早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南北
双方的军事将领几乎都是出于同一军事学校的同学，对战场上的规则比较容易达成一致。他
们都认为，杀害对方战俘和伤员，都是不能容忍的谋杀犯罪。同样，杀害平民，不管这些平
民是帮助哪一方的，都是不能允许的。战争期间对平民中的妇女儿童的任何伤害被看作是军
人引以为耻的懦夫的卑劣的犯罪行为。这些行为要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
可是，冷战时期的几次战争证明，恪守战争公约、惩罚战争中的犯规行为，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情。美国在越南战争期间得到了深刻的教训。尽管美国政界和军界都竭力避免直接
攻击平民，但是当士兵们面对游击战，面对“拿起枪是兵，放下枪是民”，男女老少兵民不
分的对手时，沮丧、恐惧和愤怒，使得他们频频出轨，直接攻击和伤害平民。最著名的就是
“美莱屠杀案”。而战时的军界为了维持军队的士气，也出于保护游击战场上己方士兵的现
实目的，通常不愿意自己动手惩罚犯规的士兵。美国媒体为了报道揭露美莱一案真相，作出
了巨大的努力，终于迫使军方将美莱屠杀的指挥官送上了军事法庭。在电视上，一位参与美
莱一案的美军士兵的母亲对军方代表说：“我交给你们一个好男孩，你们却把他变成了一个
杀人犯！”对于这位普通的美国母亲来说，道理是非常明确的：战争是要杀人的，但是不能
容忍用犯罪的手段杀人。正义战争的目的在战争过程中就开始展开和实现，如果手段是不正
义的、不道德的，那么目的就不可能是正义的道德的。
反过来说，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使对方军人趋向于不分兵民地还击报复，而正规军队在
这样还击报复的时候通常处于优势。所以，兵民不分的战术必然是平民遭受最大伤害的战争
形式，而采用这种战术的领导人通常会为了动员民众而隐瞒这一悲惨的真实。
这一事实证明，不存在永远对一方有利的战争行为规则。对已有规则的共同遵守往往是
出自利益的考量，这是人的趋利避害的天性和人的常识与理性在起作用。从双方实力态势出
发，率先“修改”已有规则，不照牌理出牌，不按规则对抗，所得到的“便宜”是暂时的，
因为要么对方用实力迫使你回到已有规则上来，并且惩罚你的犯规以惩戒后来者，要么你迫
使对方采用你“修改”了的规则，也不受约束地反击报复，其结果必然是你自己受到更大的
打击，而更大更长远的伤害来自于双方军民道德水平的雪崩式下降。这就是一百五十年来，
世界各国不断地建立新的战争行为规则，而很少有人公开地否认这些规则的原因。
二战以后的几十年，是人类历史上关于战争和战争行为、限制军备和武器、惩罚战争罪
行的国际会议、公约、国际法庭设置等最多的时代。
二、冷战后的全新格局
冷战结束以后，原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政治家、知识分子和民众都对冷战格局和冷战思
维作出了或深或浅的反思。历史是无法假设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当年冷战时期人们犯下的
愚蠢的错误，我们却无法保证，如果我们处在同样的情景下，是否能够更智慧地把握未来，
能够不那么愚蠢。只要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们面临当前事变的态度，就不难明白，
人的智慧的局限性，往往要时过境迁才看得清。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最近的三十年，世界格局起了很大的变化。全球化这个事实，是冷
战后世界格局的必然产物。也就是在这样的格局下，以联合国为首，出现了全世界对共同规
则的一致承诺和遵守。出现了一个统一的欧洲，原来欧洲民族国家的边界开始淡化，这是二
战时期的人们做梦也想象不出的。美国在冷战后的一强独大，必然引致了四面八方的指责和
嫉恨，也必然地形成了迫使它出更多力、负更多责的世界警察局面。今日的世界，没有这样
的一强，也是不能想象的。
这样，我们就有幸看到了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的现象。在以往的世界上，战争是不
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主要对话手段，强国出兵攻城掠地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割地赔款则是战
败者不可逃避的命运。最近的十年我们看到的是，世界上出现了任何动荡，饥荒也罢，种族
冲突也罢，军事入侵也罢，如果美国不出面援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指责美国的麻木和
失误，如果美国出面援助干涉，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要求美国恪守规则，首先就是，战争不应
该伤害平民。
在最近的几次局部战事中，美国人为自己作出的不伤害对方平民的承诺，是付出了巨大
代价的。且不说为了只打击军事目标而使用的精确制导的导弹，其价值往往远高于所要摧毁
的目标。在不久前的巴尔干战事中，即使是对方也相信，美国对只打击军事目标的承诺是诚
心的，否则我们就不会看到在大桥上举行音乐会来保护大桥的感人景象了。战事的结果，不
是战败者的割地赔款，而是战胜者的援助重建。这样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也
是过去的人们想象不出来的。用常识就应该能够看到，这种现象对所有人都是好事而不是坏
事。而这些，依赖于今天的人们对世界局势的共识，对共同规则的遵守和承诺互信。
“9·11”恐怖主义袭击，正是对各国公认的战争规则的公开挑战。这一事件说明，我
们面临着战争手段的第三次质变。
三、第三次质变对战争行为规则的考验
“9·11”事件后，布什总统说，这是美国面临的一场新的战争。这一说法引起了争议。
在记者招待会上，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莱斯女士对持不同意见的记者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
为这不是战争，那请你再看一遍世贸大厦遭袭击的录象吧！
问题不在于“战争”这一定义是否一致。在现有国际法对战争的定义中，是包括了反恐
怖主义活动的。问题在于，现在恐怖主义一方到底想把世界拉向哪个方向，各国政府和人民
又想让世界向哪个方向发展。
“9·11”事件以后，很多人代那些采取自杀式袭击方式的恐怖分子说明理由，这些理
由简单地说就是，按照现有的对抗规则，你是强者，我是弱者，我永远打不过你，现在我不
按规则打，我就可以专门找你的弱处打击，我就能够打过你了。他们说，这是弱者唯一的选
择。
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再三强调，他们正在进行的是正义的事业，是“圣战”。他们最忌讳
的是，人们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不道德不高尚的卑劣行径。而那些同情恐怖袭击的人们也说，
这些恐怖分子无疑是怀着自己认定的高尚道德目标的。对他们的谴责只是出于人们对目标道
德性的理解有所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