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5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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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更令环保主义者们不安的是在环境保护运动内部出现的分歧。例如“环境正义”
运动。它是一个最初发生在　80　年代初的在有色人种社区的，针对政府环境政策中的种族偏
见的抗议活动，后来则发展成为一个争取全面的环境正义的运动。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全
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大会在华盛顿召开，参加会议的　300　多个代表团正式用“环境正义的
17　条原则”宣告了他们与环境保护主义的不同立场。
　　大会的组织者之一，著名的环境正义者黛安娜·阿尔斯顿在大会发言中说：“我们眼中
的环境是与整个社会的种族的和经济的正义交织在一起的。……在我们看来，环境就是我们
生活、我们工作和我们玩耍的地方。环境为我们提供发表评论我们时代各种问题的讲坛。军
事和防御政策的问题、宗教自由、文化生存、能源的可持续开发、我们城市的未来、运输、
住房、土地和主权、自决权、就业……等等。”她还坚持说，为了和那些主流环保组织建立
一种“公正”的、
　　　　　　　“平等”的、
　　　　　　　　　　　　“互敬”的和“互利”的关系，就必须由他们自己来解释生态
和环境上的各种问题。
　　显然，这是一种不同于主流环境保护主义的环境观。它不仅把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联系
起来，而且还将它与社会政治交织在一起。它所反映的是生活在美国下层的，尤其是那些相
对贫困的有色人种社区群体的要求。因为环境观的不同，在他们所关注的环境问题上，也与
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着明显的分歧。例如，后者的眼光主要盯在诸如野生动物、森林、荒
野等属于白人文化传统的自然事务上，而环境正义者们则更注意城市社区的生活健康和卫生
条件。因此，在环境正义者看来，传统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是置身于“环境”之外的。早在
1990　年，一些环境正义组织就曾经给　10　个最大的环境保护主义组织写过两封信；在信中，
他们批评这　10　大组织是白人中产阶级的组织，
　　　　　　　　　　　　　　　　　　　　　　“他们没有承担起对第三世界社区的义务，却
一直在继续支持保护那些远离工人阶级尤其是有色人种社区环境的政策。”而且还“以不惜
任何代价消灭公害为名，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削减或阻碍那些雇用我们的工业和经济活动，
全然不顾我们的生存需要和文化需要。”
　　出于上述立场，许多环境正义者也开始使用“濒危物种”这个环境保护主义者所惯用的
术语；然而，从他们口中说出的“濒危物种”并非指某种猫头鹰或鲸鱼，而是指处在环境危
机中的“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社区底层的有色人种。有些“环境正义”组织，甚至反对
称他们为“环境保护主义者”，因为这个称呼有悖他们的宗旨。
　　发人深思的是，当我们将“环境正义”和“明智的利用”这两个运动进行比较时，我们
会发现，这两个代表着根本不同阶层利益的运动，其最终的斗争目标竟然是一致的。其实，
道理很简单。尽管“明智的利用”代表了美国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尤其是对环保有着直接影
响的工业企业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环境正义”则是美国社会下层阶级和少数民族社
区的代表，他们所关心的是直接影响到他们生活和工作的城市环境；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
度看，保护环境必然会制约经济的发展，限制资源的利用；因此，它不仅会影响到有产阶级
的利益，同时也会影响到为他们工作的人的就业机会。结果便是，当他们的经济利益受到损
害时，在和环境保护主义相较量时，这两个本处于对立面的阶层，反而会站在同一战壕之中；
基于这同一立场，他们在处理和非人类的自然的关系时，也同样总是要把人放在第一位。最
终，这种从同一角度来评价人和自然关系的价值观念上的一致，使得本来壁垒绝对分明的社
会力量不约而同地将其矛头对准了一个目标环境保护主义。这是自　1970　年地球日以来，
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所从来未遇到过的复杂局面，也是其难以回避的现实。
　　看来，就一个物种的归宿而言，猫头鹰辩论是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就这个物种的归
宿而反映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价值观念来看，这场辩论却难以收场。环境保护主义者能否取得
这场辩论的最后胜利？大概，此时此刻，也是环境保护主义者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望断天涯路
　　作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有其独特的时代色彩。那
是一个充满了各种危机的时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学生运动、反主流文化……
激烈地冲击着这个社会的各个层面，并且涤荡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要求变革，是这些社会运
动的共同呼声。就在这时，1962　年，一本名叫《寂静的春天》的书出版了，它给这个本来
就处在社会动荡的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的社会中坚中产阶级，增添了新的不安。
　　如果说，黑人民权运动的愤怒烈火还烧不到白人中产阶级的郊区住宅，美国的炸弹和落
叶剂只是降落在距纽约　2　万公里的越南丛林的话，这本书却让他们发现，死亡正发生在他们
的后院啄食了被杀虫剂污染了的昆虫和植物的鸟正在死去！作者雷切尔·卡森通过对
DDT一种被广泛使用的杀虫剂在食物链中的凝聚作用和最终对人体的遗传所造成的危害，
揭示了一个令人惊骇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人们用以对付被认为有害的昆虫的技术竟然对准
了自己。
　　卡森言辞犀利，却又不失恳切。她提醒人们，要“认真对待生命这种力量”，并谨慎地
运用人地智慧和力量克服“征服自然”的妄尊自大的思想。她尖锐地指出，人们目前所面临
地一种潜伏在我们环境中的灾难是完全由“我们现代的生活方式发展起来之后，由我们自己
导入人类世界的”。
　　卡森的警示划破了白人中产阶级郊区生活的静谧和安逸，并在人们的头脑中注入了一种
新的意识：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且追求一种比较纯朴的和较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
按照著名美国历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的说法，人们是在向与资产阶级文明兴起相联系的一
整套价值观念
　　　　　　　“生机勃勃的中产阶级的世界观”发出挑战；因为正是这个阶级创造了技术、
追求生产效率和消费，追逐物质利益，并且“形成了个人主义和征服了自然。”
　　这种强烈的要求把人类和地球从贪欲、从技术的陷阱中拯救出来的愿望，和对一种更文
明但是更自然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迅速地变成了一种信念，成为在　70　年代为美国社会主体
的中产阶级普遍所肯定的社会思潮环境保护主义。在　60…70　年代的批判和反省的气氛中，
这种对工业文明社会和富裕所带来的种种弊病的批评很容易便得到了社会其他群体，尤其那
些争取社会变革的群体如女权主义者、反战者、反主流文化者等的响应和认同。终于，这
些要求社会变革的社会力量和环境保护主义汇合起来，并形成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浩浩荡荡的
社会运动环境保护运动。1970　年　4　月　22　日的“地球日”是这一运动的开端。
　　也许是由于对变革的急切心情，也可能是对环境危害的深深忧虑，环境保护主义几乎是
不受任何阻碍地和毫无怨言地被美国主流社会所接受了。“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平
　　　　　　　　　　　　　　　　　　　　　　　　　　　　　　、　　　　　、
衡”不仅成为媒体上经常出现的词汇，甚至也成了普通人的口头语。人们与自然交好的迫切
愿望促使他们急于去更多地了解那个曾被视为人类征服对象的自然。他们不仅要亲身投入到
大自然去领略它的美，而且也希望理解它所蕴藏的内涵。于是，大卫·梭罗一个　19　世纪
前半期的自然作家的已被尘封了几乎一个世纪的书又重新被摆上了书架；美国的国家公园之
父，20　世纪初曾为保护约塞来特国家公园地整体性而战斗的自然保护主义者约翰·缪尔，
成了自然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奥尔多·利奥波德，一位提倡“人是大自然共同体的一员”的
科学家，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先知和精神领袖，而他的那本融哲理和文学为一体的散
文集《沙乡年鉴》更被奉为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圣经”。
　　与此同时，一系列有关环境保护和管理的法规也顺利出台了。至今美国所有的几百项环
境法规，大部分都是在　70　年代制订的，其中一些最重要的法律，如国家环境法、空气污染
法、水污染法以及濒危物种法都是在这个时期推出的。这真是令环境保护主义者兴高采烈的
10　年，也是令人怀念的环境保护运动的黄金时代。因此，有人称　70　年代是“绿色的十年”
或“生态学的十年”。
　　20　年过去了，在　60…70　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开始被淡忘了，但是，惟有环境保护运
动似乎长盛不衰。到了　1992　年，全美国已经有大约一万多个民间环境组织（或称非政府环
境保护组织）
　　　　　，其中最大的　10　个组织的成员已由　1965　年的　50　万人增加到　720　万人。1995
年，根据民意测验，有　73％的人都确信自己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80％的人则把环境看作
是最重要的社会问题；而在　70　年代，持这一观点的则仅有　7％。完全有理由认为，人们的环
境意识要比　70　年代浓厚多了。但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所承受的压力反
而越加沉重了？
　　　　　也许，对环境保护主义与生俱来的某些特点做一点分析，会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又它的困
窘甚至尴尬。
　　　　　首先，是它浓厚的道德色彩。如前所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信念，是一种重建人与自
然关系的强烈愿望。要实现这种愿望，按照利奥波德的说法，就必须树立一种自然共同体的
意识，“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的征服者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一员和公民。它暗含
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　只有树立了这样的一种道德意识，
　　　　　　　　　　　　　　　　　　　　　　　　　”
人们才可能在运用他在这个共同体中的权利时，感到他所负有的对这个共同体的义务。这种
认识，不仅依赖于对自然本质的科学理解，同时也依赖于在了解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自然的
感情。
　　　　　因此，这一信念是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它与那种从经济学角度来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
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对后者来说，自然只是一种资源，是人类为追求幸福和创造财富的资
本；在和自然的关系上，人只需行使权利，而无需任何义务；从而，任何限制经济增长的行
为都将是一种对这种特权的侵犯。这是西方　500　年近代文明中的一个根深蒂固的概念。而环
境保护，从本质上说，既是对人类行为的一种制约，也是对其个人物质欲望的克制。这一点，
则正是环境保护主义受到那些要保护工业发展和私人财产的既得利益阶层猛烈攻击的根本
原因。
　　（这里，顺便说一句，当前流行的所谓“可持续发展”战略，实际上也是纯经济学的。
在笔者看来，因为它缺乏一个道德上的基础，其结果，恐怕将只能是有“发展”而没有“持
续”）进而言之，就整个社会来说，
　　。　　　　　　　　　　　　“发展是硬道理”，因此，任何环境保护在与经济发展的
较量中所取得的胜利，大概也只能是局部的和零星的。这是环境保护主义难以克服的一个矛
盾。
　　　　　第二，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中产阶级偏见。前面说过，环境保护主义是一种中产阶级世界
观，这个阶级中的大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和文化教养可以让他们去亲近和热爱那些与经济无关
的自然事物，但是也很容易使他们忽视与经济有关的社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中产阶级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
们应是　19　世纪拓荒者的后代；因此，他们与那曾为这个国家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的大自然
有着先天的联系。城市拥挤、喧嚣的生活环境往往会勾起他们对田园生活的回想，并促使他
们设法为自己营造某种可以回归自然的条件和气氛。因此，登山、打猎、钓鱼、滑雪、野营
等一直是美国中产阶级上层的传统户外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空
前富裕则给大部分中产阶级提供了旅游休假和野外休闲的物质条件，以致“到大自然中去”
成了一种流行的城市文化生活方式，甚至是城市青少年身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
童子军就是美国中小学生野外活动的重要组织形式。）也正是这种生活方式，非常自然地和
顺理成章地，把偏远的大山、河流、森林和城市的人们联系在了一起。大自然不仅为这些城
市的人们增加了文化生活空间，而且也为他们在和大自然的关系上增添了一份非功利主义色
彩。人们在领略大自然带给他们愉悦和欢快的同时，也开始进一步理解它的美学内涵。这种
理解是那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大自然的感情，甚至使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一种对野生
的东西的特别的热爱。正像《沙乡年鉴》的作者利奥波德所说的，对有些人来说，这种感情
已经到了“能有机会看到大雁要比看电视更重要”的地步。这种对大自然和野生的东西的理
解和热爱，甚至偏爱，可以被称作是美国中产阶级中的一种“荒野情结”。
　　然而，也正是这种“荒野情结”使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忽视了在同一个美国，却和他
们不处于同一社会的问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六十年代，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以及
犯罪率的上升，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尤其是白人，已经离开了城市中心而迁往郊区，
这自然更加深了他们和生活在城市底层的穷人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鸿沟。由于偏见，或也由于
传统中产阶级的清高意识，使那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无视或不愿正视贫穷所带给穷人和少数民
族社区的环境问题。环境正义者们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正是向环境保护主义者揭示
了这样一条真理：要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首先必须争取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社区问题是和
自然界一样不能忽视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环境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但是，目前使环境保护主义者们困窘的问题还不只是它自身的某些缺陷，还有一个更重
要的时代所带来的变化到了　20　世纪末，那种曾被环境保护主义所激烈批判过的技术崇拜，
似乎又在悄然兴起。信息技术、基因技术、纳米技术………五花八门的新技术似乎给人们对
应付各种环境灾难上增添了一线希望：人可以用破坏了自然的技术去创造另一个自然。而且
还不只此，世纪之交的人们似乎已没有了三十年前的那种危机感：环境问题并不像人们在三
十多年前预感的那样严重，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似乎也未到极限。更有甚者，那就
是　90　年代美国连续十年的经济繁荣所滋长起来的一种乐观情绪。人们似乎更情愿相信：
　　　　　　　　　　　　　　　　　　　　　　　　　　　　　　　　　　　　　　　　“未
来会更好！”于是，什么“臭氧层空洞”呀、
　　　　　　　　　　　　　　　　　　　“温室效应”和“全球变暖”呀，似乎都有“狼
来了”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