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5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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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面临着耗尽地球上的非再生资源的危险。人类能不能节制自身的物质欲望，谨慎地使用能
够改变自然的现代技术呢？普罗米修斯把火交给人类，给人类以无穷的力量；但他也曾警告
人类，如果不懂得谨慎使用，火也能给人类带来灾难。
　　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在危急关头有了警觉。从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组建，到《东京
宣言》的诞生，就是国际社会觉悟的标志。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已经从少数思想家的焦虑，
变成各个文明国家的共识。中国政府也采纳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政策。但要想达到发展方
式与资源环境和谐，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发展问题对于中国来说，还有一个维度，就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从文明的意义上说，
中国是个早熟的国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现代化的意义上说，中国又是一个迟到者，
比西方晚了一个世纪以上。有句成语，叫后来居上。如果真能后来居上，当然求之不得。但
也不能不看到，后发展存在着不可回避的劣势。了解这种劣势，可以避免盲目乐观，意识到
改革的艰巨。
　　　　　　　　　　　　　　　　　　　　　　　　　　　　　　　　　　　　　　　　　　　　　　　　　　　　　东）
　　　　　　　　　　　　　　　　　　　　　　　　　　　　　　　　　　　　　　　　　　　　　　　　（丁
　　　　　　　　　　　　　　　　　敞开通向智慧之门


　　　　　　　　　　　　　　　　　　　　　　舒马赫
　　　　　　　　　　　　　　　　　　　　　　（？…1977），英籍德国人，学者。本文节选自舒
　　　　　　　　　　　　　　　　　　　　　　马赫《小的是美好的》，虞鸿钧、郑笑林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题目为编者所加。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件事物
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
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
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
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为我们这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
感到得意。
　　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
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
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
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
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
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
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
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
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的方法
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
何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
　　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
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
　　　　　　　　　　　　　　　　　“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千百万人民健康、幸
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
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
有真正使民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
“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
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
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
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
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
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
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
般地能挣美金　5000　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出　5000　元。如果费用超
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
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
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
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
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
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
验，而不足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
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
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
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
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
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
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
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
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
　　“于是（庇护十一世说），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来的体
力劳动，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邪恶的工具；死的物质从工厂出来时变活了，而人在那里却腐
化和堕落。”
　　这个题目太大，我同样只能稍为涉及一下。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劳动有正确的基本观点，
了解劳动并不是现实中的那种劳动，那种要尽快地通过自动化加以废除的无人性的繁琐劳
动；而是“上帝为了有益于人类身心而规定的”劳动。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是
社会的真正基础，仅次于家庭。如果基础不健全，社会怎能健全呢？如果社会不健全，又怎
会不成为对和平的威胁呢？
　　多罗西·赛耶斯说：“战争是一种审判，当社会一直靠着一些同支配宇宙的法则激烈抵
触的观念来维系时，战争就会突然袭击这些社会……决不要以为战争是无理性的灾难：当错
误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造成不能忍受的局面时，战争就发生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生
活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向养成贪婪与嫉妒，滋生出许许多多完全不合理的需求。正是贪婪这个
罪恶把我们投进机器威力的控制之中。设若贪婪——嫉妒大大助长了它——不是现代人类的
支配力量，那么，何以在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后经济主义狂热还没有减退呢？何以正好
是那些最富有的社会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最冷酷无情呢？又如何解释富有社会（无论是私营企
业或集体企业组织起来的）统治者普遍拒绝促进劳动人性化的现象呢？其实，只需声明一声是
　　　　　　　　　　　　　　　　　　　　　．．．．．
出于对“生活标准”下降的担心，一切争论都会立时结束。那种机械的、单调的、无意义的、
毁灭灵魂的、低能的劳动，是对人性的侮辱，它必然会导致逃避现实的空想或侵略的行为。
无论多少“面包和马戏”都不能弥补它造成的损害。面对这些事实，统治者们既不否认，也
不承认；而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默契，因为否认它们明显地太愚蠢，而承认它们无异是将现
代社会全神贯注的中心贬斥为反人性的罪行。
　　　　　忽视——实际是摒弃——智慧已经到了我们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字甚至毫无概
念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些人往往用加深病根的方法来治病。
　　　　　让聪明取代智慧已酿成病症，进行多少聪明的研究也不能得出一个药方。但什么是智慧？
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智慧？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许多出版物中可以读到有关智
慧的论述，但要找到智慧却只能求诸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为了找到智慧，一个人首先必须使
自己从贪婪、嫉妒这种支配力中解放出来。解放之后的平静——哪怕只是暂时的——便能引
出洞察事物的智慧，这种洞察力是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不到的。
　　　　　洞察力能使我们看到，忽视精神而以追求物质目的为主的生活必然使得人与人对立、国
与国对立，因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
实现。人，肯定是需要超脱这个“乎庸的”世界，智慧能给他指出途径；没有智慧，他就会
被驱使去建立一种畸形经济，破坏世界，异想天开地去追求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他不
是朝着崇高的道德目标前进来战胜这个“世界”，而是力图在财富、权力、科学乃至可以想
得出的任何“游戏”中独占鳌头来征服这个“世界”。
　　　　　这些就是战争的真正起因。不首先消除这起因，想为和平奠定基础，那是妄想。反过来，
要在依靠系统培养贪婪与嫉妒来维持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平，那是加倍的妄想；正是这两种
感情力量驱使人们发生冲突。
　　　　　我们如何做到开始消除贪婪与嫉妒的力量呢？或许是我们自身大大减少贪婪与嫉妒；或
许是抵制把我们的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诱惑；或许是详细审查我们的需要，看是否能简化和
减少。如果我们哪一点都无力做到，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为那种明显缺乏持久性基础的经
济“发展”拍手叫好，而向那些为非暴力而工作，不怕被人指责为怪诞的人——保守主义者、
生态学家、野生物保护者、有机农业提倡者、分产主义者、家庭生产者，等等——提供我们
力所能及的适度支援呢？一盎司的实践一般来说比一吨理论还值钱。
　　　　　但是，奠定和平的经济基础将需要许多盎司的实践。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继续对抗这种
显然可畏的优势呢？还有：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来战胜人们内心的贪婪、仇恨与欲念的暴力
呢？
　　　　　我认为甘地做出了答案：“必须认识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认识它的永恒性，这种认识
必须成为一种强烈的信念，作为最后的手段，非暴力使得那些对爱之神没有强烈信念的人无
可凭借。”
　　　　　　　　　　　　　　　　　　　第一号全球问题
　　　　　　　　　　　　　　　　　　　　　　　何博传
　　　　　　　　　　　　　　　　　　　　　　　中国当代学者。
　　中国有许多世界之最，而“之最”中的之最就是人口。中国的人口是世界人口最大的一
个分母。这个分母把中国发展的一切都可怕地吃掉了。有人计算过：若把目前全世界　50　亿
人按　50　公分一个排列，可以用　6　个半纵队排到月球去。而其中，以　1987　年　10　月一次　1
％抽样测算的中国　10。7　亿人就占这个纵队的一列半。若把这一列半人改为绕地球赤道排列，
可排出　13　列还多；若改为从广州到北京，可排出　282　列，而且，不出　3　年，又将增加一列。
这样，到　2000　年，中国仅仅为了填饱人们的肚子，每年至少得增加　9000　万吨粮食，而那
时，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已经下降了　1/6！尤其在集中了　95％农业人口、92％耕地的中国东
南部地区，将会变得毫无发展余地。
　　人口有三大问题：数量、结构分布和质量。由此产生的种种疑难使人陷入深深的困境之
中。而这一切都可以从认识开始讨论。
　　美国科普作家、未来学家阿西摩夫在　1972　年就人口未来写道：“目前，世界人口正以
每日　20　万或每年　7000　万人的速度增长着……完全有理由担心，到公元　2000　年，全球人
口将超过　60　亿……如果地球人口继续像现在这样每过　35　年就增加一倍，
　　　　　　　　　　　　　　　　　　　　　　　　　　　　　　　　　　　　那么，到公元　2570
年人口将增加　100000　倍……到公元　3550　年，人类机体的总质量就会等于地球的质量……
到公元　7000　年，人类的质量就会等于已知宇宙的质量！……看来很明显，如果目前的趋势持
续下去……将造成不可估量的恶果。
　　　　　　　　　　　　　　　”
　　马尔萨斯当年的警告，现在被当做科普常识在全世界宣传。
　　可惜，马尔萨斯这位当年剑桥大学九次数学优等生的获得者所提出的警告是“太早”了，
太尖锐了，而且是太过激了。政治家、经济学家和社会伦理道德学家长期不愿意正视这个问
题。他们纷纷提出慷慨激昂的理论来反驳马尔萨斯，说每多一张吃饭的嘴，同时带来一个聪
明的脑袋和一双劳动的手；说用合理的分配，用正义与平等的宣传教育，总可以解决由人口
灾难引起的冲突和瓦解。
　　当年的马尔萨斯为什么要提出他的警告？原因正在于他看到哥德温用盲目的乐观主义
把人引入歧途。哥德温在　1795　年的《政治正义的探讨》和　1797　年的续编《研究者》中宣
称，他对人类向着社会和谐与伦理一致方向前进的能力抱有完全的信心。因为，自发的道义
和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加上人人可以培养起来的宽容和利他思想，会使无论是现在还是未
来，不再需要对抗。1798　年马尔萨斯写《人口原理》，其中只用人口增长与粮食关系一个论
据来反驳哥德温的乌托邦思想。
　　重提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有益的。因为马尔萨斯在中国不仅一度被政治家和理论
家们批得“体无完肤”，而且由此滋生出的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种下了最可怕的祸根。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者比较低估自然与环境规律的力量，对社会、对革命、对
人的能动性，常常抱着过分乐观的态度，当种种条件还未清楚的时候，结论就出来了，因而
往往过快地“走在时间前面”，使随后的实践跟随者们一再碰壁。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人口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