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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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过快地“走在时间前面”，使随后的实践跟随者们一再碰壁。
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人口问题是第一号全球问题。当前，粮食不足、人均资源不足、
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世界性的紧迫问题，全是人口过多的结果。人口压力首先会产生
生态压力和资源匮乏，导致过度的开荒、耕作、捕捞、放牧和环境的破坏；然后又转化为经
济压力：产量低、效率差、失业、通货膨胀、分配困难；接着又转化为社会压力：饥饿、社
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低、教育困难、道德败坏、管理混乱；最后会转化为政治压力——甚至引
起冲突和战争。其实，最早明确指出人口压力问题的，可能是我国古代的思想家韩非。他在
两千多年前便说：“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
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想不到这个简单的道理，今天会爆出一大堆似乎是令人束手
无策的问题。中国在这一堆全球问题中，负有重大的责任。显然，在目前国家的超负载运转
中，在未来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人口困境中，问题将更为严重。
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不能不提一下两个人。一个是马寅初。1954…1955 年，当时这位
已过 72 岁的老人，三次到浙江实地调查，看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已超过 20‰的严重发展趋
势，并在 1957 年 2 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新人口论”，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同年 7
月 5 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发表马寅初的研究成果。两天之后，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上作
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此后，“人多是好事”“对于我国人口多，增殖快
、
的一切悲观论调是没有任何根据的”“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
、 ，等等，均
成了批判“新人口论”的最有力的武器，马寅初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还有一个人是前
中华医学会理事长钟惠澜。1957 年，他通过严格的计算提出一个警告：如果政策不变，中
国人口会在 20 年内达到 10 亿。后来他的遭遇与马寅初同样不幸。而更不幸的是，事实证
明了他们的预言。
中国人下了很大的功夫批判了两个“马尔萨斯”，所付出的代价也比任何其他一个国家
都大得多。在 1962 年到 1975 年的 14 年间，中国共出生 3。5 亿个孩子。中国这块土地，从
公元前 23 世纪夏禹时代传说的 1300 万人算起，直到 1820 年清仁宗嘉庆年间约 4000 多年
时间的人口发展才达到这个数字。而且如果那 14 年间出生的 3。5 亿个孩子将来仍按两胎生
育，在此后的 20…30 年间又会生出 3。5 亿人！仅仅这个出生量就远远超过牛顿时代全世界的
人口总量！
据估计，地球的人口在原始公社时期， 3 万年才翻一番， 1 万年前只有约 10 万人；
约 在
埃及法老建金字塔时约只有几百万人，罗马帝国时期（公元 5 世纪）约有 1 亿人。此时，大概
每千年增长一倍。1650 年全球约有 2。5 亿人，1750 年约有 5 亿人， 1850 年约有 10 亿人。
此时，约 60 年翻一番。以后人口爆炸。①目前世界人口约 33 年翻一番。1987 年 7 月 11
日联合国宣布，世界第 50 亿个居民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首府萨格勒布市作为“和平
的一代人”降生。 2000 年估计世界人口将达 62 亿人左右②。
到 而世界人口的增长要到 2010
年，才有停下来的可能。那时，世界的人口总数将为 1950 年的 4 倍，1975 年的 2。5 倍。
另外，国外有人估计，世界的食物增长只能维持约 100 亿人口的需要，加上其他考虑，
世界人口以 70 亿人为限度。也有人认为地球只能养活 80 亿人。③按此，到 2030 年前后，
按最乐观的估计，地球人口容量已接近极限值。而据一般的预测，到 2040 年，世界人口将
在 100 亿…110 亿之间。
宋健等科学家对中国的情况也作了相应的预测，结果认为，“如果在百年左右时间里，
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的话，那么我国理想人口数量就该在 6。8 亿以下”
④。按另一种简单的方法估算，以世界人均耕地 5 亩计，我国人口以 3 亿为合适；以人均
粮食应为 1000 斤／年计，我国人口应为 6 亿；以水资源估计，人口可为 7 亿。综合起来
考虑，我国总人口以 5 亿为佳。可惜我们在 1963 年（总人口 6。9 亿）就突破所有估计的界线
了。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33。33‰。此后 10 年的自然增长率仍在 20。89‰至 28。38
‰之间，到 1974 年才开始往千分之十几下降。
我国 1979 年的人口增长率曾下降到 11。61‰。但“本世纪末人口要控制在十二亿以内”
的目标提出后，人口增长率反而上升。1980 年为 13。02‰，1981 年为 14。55‰，1982 年
为 14。49‰。即使今后能维持在年平均 11‰，到 1998 年就会突破 12 亿。而按田雪原的一
个预测，我国人口纯增长率要到 2020 年至 2030 年间才有接近零点的可能。由于人口政策
的失误，仅仅十几年时间内，我们的人口便从 7 亿增为 10 亿，而即使严格执行“只生一个”
的政策，也需要 90 年时间才能从 10 亿降为 7 亿。何况，这种政策还可能隐伏着更大的危
机，是我们不可以长期执行的。
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等曾在 1976 年出版的《人口问题的二十二个方面》 （《世界
观察专题报告》第 5 号）一书中，详细地列举了预料未来不会得到较好解决，而会发展得更
糟的难题。内容涉及随着人口增加而出现的文化教育水平下降，海洋渔业面临崩溃，自然保
护区会遭到破坏，污染增加，环境恶化，通货膨胀更难对付，环境病增加，粮食短缺，住房
紧张，气候变化更烈，植被破坏，高密度群集压抑加重，人均国民收入下降，城市化的社会
问题增加，森林过伐，政治矛盾加剧，矿物资源枯竭，卫生服务水平降低，水资源危机，失
业增加，物种灭绝可能导致支持人类的那张生命之网受到破坏，能源紧张加剧。我们必须认
识到，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全球性的。
①这里“10 万”“几百万”均为特勒在《广岛的遗产》后记中估计的数字。
、
②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按 1977 年估计》一书对 2000 年世界人口中度变式的预测
数为 6254377 千人。另外，美国巴尼等人在 1980 年的预测值为 63。5 亿。
③见王翌亭等《环境学导论》，37—52 页，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1983。
④《中国理想人口目标的定量研究和优化分析》，见《人口地理论文选》，华东师范大学
人口研究室编。
后发劣势
杨小凯
（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1948… ），当代学者，现居澳大利亚。本文
原载“学者庄园网”。选文有删节。
今天讲的题目是“后发劣势”，这个题目也许不太适合很多人的口味，因为现在国内都
在讲“后发优势”。我讲的后发劣势在西方研究的人也不多，有一位过世的经济学家叫沃森，
他在财政联邦主义、政治经济学等领域很有建树，“后发劣势”概念就是他提出来的。他提
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
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
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在基础制度
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为什麽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
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
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地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
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
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
期发展可能失败。
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 20 世纪之前，也就是 18、19 世纪，当时的英国
是发达国家，而法国是发展中国家，二者最根本的差距就是制度的差距。法国自大革命时期
就实行专制制度，而英国 1688 年之后就实现了宪政制度。宪政制度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种
民主的制度，而是一种共和的制度。所谓共和制度就是参加选举的主要是一些特权阶层，只
有少数有钱人才有选举权，因此你很难说它是民主的。但它是“共和”的，就是说保护分权
制度。共和实际是对民主的不信任，它害怕民主变成多数人压迫少数人，所以共和有一种保
护少数的机制。比如美国参议院不管各个州的大小和人数多少都是一州两票，所以可以作为
少数对抗多数的一个机制。美国另一个对抗民主的制度就是大法官制度。法官不是选举的，
而是总统任命的，而且实行终身制。法官是可以对抗舆论的，所以有人说美国是言论自由，
这不是绝对的。因此共和与民主是有很大差异的。我在北大教书，上次就跟他们说，你们北
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讲民主往往就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两
极冲突，这是很不稳定的，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专制，被统治阶级占上风就是革命，革命产
生暴君，暴君又产生革命，这是很糟糕的事情。而共和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
另一极，所以就形成了利益制衡。因此共和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紧张的。
中国有好多人还对此不甚理解。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
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
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只有对政府的机会主义限制住了，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
展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法国当时是一种专制制度，在政治上是人治的。这种专制有些方面
跟我们国家是很像的。比如说它是“薄赋轻徭”。薄赋轻徭是专制主义的一个特征，因为一
个不是民选的政府不敢收太高的税，否则人民会造反的。而一个民主的政府反而会征很高的
税。所以当时英国和法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英国政府平均税率比法国要高得多。但
英国的税法很公平。在法国有很多人是可以不交税的，比如贵族等。这就象我们国家现在院
士可以不交税一样。而在英国，任何人都要交税。正因为税法不公平，所以法国的平均税率
比英国低很多，它没有能力搞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法国还有一点特别像中国，就是官商勾结。
当时英国的官商关系叫做“建设性的冲突”，而法国就是官商勾结。所以英国当时的制度就
是我们今天讲的宪政经济学、政治经济学里面的东西。其中第一个特征就是国王的财政和国
家的财政是分开的，翻译成中国的语言就是共产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还有一个
是当时英国执政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是分开的，执政党在执政的时候不能从事赢利性事
业。台湾是在 80 年代以后才逐渐实行国民党的财政和国家的财政分开。执政党从事赢利性
事业实际上是违反宪政制度游戏规则的，就是说游戏规则的制订者不能直接去比赛。打个比
方说，分饼的人绝对不能先拿饼，不能跟别人有利益冲突。
诺斯和温格尔在一篇论文中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不是一个纯粹的经
济现象，而是 1688 年光荣革命建立了上面说的这样一套宪政游戏规则。这样政府的机会主
义行为就被限制住了，人民的机会主义也就跟着减少了，所以工业革命才会在英国发生。机
会主义也就是坑蒙拐骗，这在中国目前非常盛行。个体户的坑蒙拐骗只是小事情，真正的问
题是政府的坑蒙拐骗。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在宪政制度下，政
府“分饼”才能尽可能公平。比如说专利制度，它没有公私之分，政府是完全中立的；还有
普通法中规定了自动注册的制度，也就是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制度。这些使得技术发明可
以赚钱，从而大大推动了技术商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有了这些，才会有工业革命。而当时
法国老是强调政府的科技奖励制度，就是由政府来判断奖励谁不奖励谁，这阻碍了它的技术
的商业化。最近我看到一些史料，中国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公论，就是温州的钱庄等民间机构
在宋朝时就存在的，而不是制度创新。也就是说，中国在就存在“原始资本主义”了。现在
很多史学界的人都说，如果没有外国入侵，中国可能几个世纪都不会进入工业资本主义社会。
为什么呢？工业资本主义需要技术上的发明，这就需要专利制度和对私人剩余权利的保护
（按照一个叫做默比的学者的看法，英国工业革命中 50％以上的新技术没有获得专利，他
们是政府保护私人企业的剩余权获得的）。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在 20 世纪前，靠国有企业，专制制度和中央计划绝不可能实现成
功的工业化。但是苏联 1930 年代却用专制制度，国有企业和中央计划，通过模仿资本主义
成功的工业化模式和技术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短期的成功，曾经使哈耶克和米塞斯等人受到
很大的批评，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它同时也使俄国的宪政和法治的制度基础设施至今没稳固
建立起来。俄国人民为此付出极高代价。不但长期经济发展受损，很多人更因此被迫害至死。
这是一个后发劣势的例子。
还有南北美洲发展的对比。南美洲的资源很丰富，但一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北
美洲的资源贫乏，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有人将此归结为三个方面原因。第一，北美地
区各个国家中地方权力都很大；而南美洲只是把地方看作一个个税源，地方自治性很弱，所
以就很难发展起来。第二，北美是一个新教国家，南美是一个天主教国家，文化的差异导致
了经济发展的不同。最近哈佛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通过一个回归分析，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就是天主教及与此对应的普通法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而基督教及与此对应的大陆法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正面的。诺斯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三，北美实行的是联邦制，而南
美实行单一制。这也涉及到“好的资本主义”和“坏的资本主义”的区分。坏的资本主义除
了官商勾结、政治垄断等之外，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收入分配不公。南美的基尼系数是世
界上最高的，达到 0。6 到 0。7。最近很多史学家有这样一个公论，在 18、19 世纪的法国，生
产是为少数贵族阶层服务的，其特点是一般的人买不起，这使得市场规模很狭小，从而生产
成本很高，效率很低。而当时英国的生产是为大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