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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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得不弃她而去。当他看到妻子正透过塔楼的窗户朝下看他时，他立刻从马车上站起来，
挥舞着他的礼帽，朝妻子喊道：“亲爱的，我要去天堂！——去天堂！——而把你留在地狱！”
当他继续行进时，人群中有一个人大喊道：
“这是你曾坐过的最光荣的座位。 他回答说：
” “的
确如此，你说得对。”显然，他分外高兴。⑤
虽然成功是对那些辛勤耕耘、不懈奋斗之人士的酬劳，但是，这些人士却经常在看不到
任何成功希望的情况下仍然不懈奋斗。其时，他们必定是靠其勇气而生活——也许是在生命
的黑夜播下奋斗的种子，怀着美好的憧憬，希冀将来有朝一日，他们播下的种子能生根，发
芽，根深叶茂，硕果累累。那些最崇高的事业必定是屡遭失败之后才到达胜利的彼岸的，许
多奋斗者在到达胜利彼岸之前就死于狂风巨浪之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不应该根据
他们是否成功来衡量，而应该根据其所遭遇的艰难险阻，根据他们坚持不懈地与困难作斗争
的勇气来衡量。
①培根自己写道：
“我宁愿信仰传说中的信念、犹大教法典和《古兰经》，也不愿信仰这
一没有思想的空架子。”
②奥布里在其《威尔郡的自然历史》中间接提到了哈维。他说：“他亲口告诉我，自从
出版了那本书以后，他的医疗业务就锐减。”——原注
③伦敦塔：英国皇家要塞，曾长期被用做国家监狱。
④奥格斯堡：德国南部巴伐利亚州城市。
⑤在就义前，埃利奥特说：
“死只不过是一个词儿，但赴死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他在
就义前写就的《狱中随想》中写道：“他并不害怕死亡，他什么也不怕……有生的时光，也
有死的时刻。死得其所远比忍辱偷生强。聪明的人惟有在认识到生比死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
时候才会顽强地活下来，并非总是寿命越长越好。”——原注
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
——怀念顾准先生（顾准日记序言）
吴敬琏
，
（1930… ）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本文原载《读书》
1995（5）
顾准是我的老师和挚友。重读他的遗文。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不但在河南息县明
港劳改队中和他同窗共读的情景历历如在日前，而且觉得他好像仍然活着，正在和我们一起
探讨中国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或慷慨激昂或娓娓道来地发表议论。
我曾经有两次和顾准密切相处的机会。第一次是１９５６年。那时我在中国科学院经济
研究所财政组从事企业财务的研究，当时顾准是 我的领导。第二次是从１９６３年他重回
经济所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他因病辞世。特别是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２年期间，我们两人在
哲学社会科学部的“五七干校”同为已被定罪的“反革命分子”，在“隔离室”里朝夕相处。
我们利用不准参加“革命群众活动”的机会和顾准通过巧妙斗争取得的阅读中外书籍的权利，
怀着“为什么我们追求革命理想，千百万人为之奋斗牺牲，得到的却是林彪、‘四人帮’的
法西斯专政”这样一个当时使我们深感困惑的问题，认真研究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的
历史，探索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顾准对我发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甚至可以说导致了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因此，我是从他受益极多的。现在我主要不是表达
个人对他的怀念和感激，而是讨论作为现代中国的一位重要思想家，他的思想和事业对我们
的改革和改革的参加者具有什么样的意义。
顾准是一个才华横溢、具有鲜明个性的奇人。和他有过接触或读过他文章的人，对于他
作为学者的渊博学识和犀利言辞都会有极为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些都还只能说是顾准的外部
特征。如果要说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内在特征，我想是在于他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一
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言人所未言。这些问题，例如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希
腊罗马那样，发展起作为欧洲文明滥觞的城邦和共和制度，而是形成了几乎牢不可破的东方
专制主义传统；中国的“史官文化”传统是怎样形成的，什么是“史官文化”的本质以及应
当怎样对待“史官文化”；在革命胜利以前生气蓬勃的革命理想主义为什么会演化为庸俗的
教条主义；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娜拉出走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经济体制才能避免失
误和取得真正的进步；社会主义是不是注定了只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能让市场价格自发波
动来调节生产等等，都是长期聚讼纷纭，人们莫知所从的。顾准都一一作出了自己的解答。
他的见解往往惊世骇俗，却又有理有据，使人不能不信服。正如王元化为顾准的（理想主义
与经验主义）一书所作的（序言）所说：“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
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这种充盈于他的著作中的真知灼见，无疑来自他不畏艰险、放言无惮的科学批判精神和
艰苦卓绝、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问题在于，是什么力量支持顾准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勇往
直前，坚持对历史轨迹和人类未来进行无畏的探索。在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淫威
下，一般老百姓议论尚且有身陷囹圄甚至惨遭杀身之祸的危险，顾准是一个戴过两次右派帽
子的“反革命分子”，由他来探讨“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即无产阶级专政建立以后的政治
经济发展问题，是冒着多么大的风险，需要什么样的勇气啊！而且当时顾准的生活环境是十
分艰难的，缺乏研究和写作的起码条件。早在１９６９年在河南息县的时候，他已经痰中带
血，除了参加劳动外，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交待”和“批斗”，有了一点时间，他就抓紧
读书，认真思考问题。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后，病况加剧，可是他却索性以北京图书馆为家，
争分夺秒地查找资料，做卡片，写笔记，成就了《希腊城邦制度》等数十万言的论著。显然，
只有对人民怀着炽烈的爱心的人，才能像顾准那样，如同一支行将燃尽的蜡烛，以自身的毁
灭为代价，力求给世界以更多的一点光和热。
只从表面上观察顾准，会觉得顾准是一个极端冷静的人，因而能够完全客观地对待一切
人和事，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冷峻得像一把“冷冰冰的解剖刀”。也有人说，顾准的特点
是“恃才傲物，日空一切”。的确，顾准只服从真理，不管在感情上多么难舍难分，只要不
符合“真”“善”的标准，他都义无反顾地加以舍弃；不管是有多大权势的显贵，只要是有
、
悖于真理，他都理直气壮地加以反对。例如，由于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参加了革命工作，曾经
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出生入死，因而对于革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认为革命“可以完成历
史的奇迹”；当他发现自己曾经拳拳服膺的某些信念包含着谬误的时候，往往陷入极度的痛
苦。但是当他发现革命理论的失误和革命队伍中的种种丑恶现象，总是毫不容情加以揭露和
批判。他是一位伟大的民族主义者，念念不忘中华民族的振兴，热烈期待着“我们自己的‘神
武景气’的到来”。然而他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阴暗方面，如唯政治权威之命是从的“史
官文化”，鼓吹愚民政策和无为政治的“黄老风格”，他都义愤填膺地加以声讨批判。他是一
位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但是，对于被看做民主制度的极致的直接民主制，他却斩钉截铁断言
它只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对于大国是不可行的，而且不可避免地在亚历山大征服后的希
腊化世界中与东方专制主义相结合，或者在雅各宾专政后继之以拿破仑独裁。
然而只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这个冷峻孤傲外观下面，有着一颗充满爱心和柔情的内
心世界。
人们也许认为，顾准之所以能够这样无所顾忌地探求真理，是因为他在经历了种种人世
沧桑之后；已经变得超然物外，对于人世间的喜怒哀乐都无动于心。我想。这人判断也是不
符合实际的。顾准从来认为，“力求在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上寻求自己灵魂的安宁”“不是
。
禄蠹，就去出家”“愤世嫉俗，只好自称老衲”
； ，都不足为训。顾准精神是入世的。正像他
自己所说，他的宗旨在于“为人类服务”
。为了中华民族和全人类的未来，他立志做一个“用
鲜血做墨水的笔杆子”。顾准的确实现了这一诺言，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掷地有声的篇章，
至死方休。
我从同顾准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他的严肃冷静的科学精神、刚正不阿的处世态度、艰
苦勤奋的工作作风，无一不是由对人民的热爱所孕育和支撑的。于是构成了他的貌似截然相
反，实际上同出一源的性格特征：
一方面，顾准是一位顶天立地、威武不能屈的硬汉子。例如，在河南明港时，不断有外
调人员武斗逼供，要顾准作伪证诬陷一位与他有过个人嫌隙的老同志，虽然饱受皮肉之苦，
他仍然严辞拒绝这种无理要求。事后顾准对我讲述他的遭遇时，谈笑自若，丝毫不以为意。
我也还清楚地记得在一次无端指摘他“偷奸耍猾”的“地头批判会”上，他冒着雨点般袭来
的拳头高昂头颅喊着“我就是不服”时的神态。但在另一方面，他对于在“文化大革命”的
狂热气氛裹挟下揭发过他的“罪行”的老同事和被迫同他“划清界线”的亲友子女，却总是
怀着体谅的态度，或者从社会原因来为他们辩解。例如在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后，由于他
的妹妹和妹婿（当时任公安部代部长）的阻止，顾准不能和近九十高龄的妈妈相见。当时大
家对他的妹妹和妹婿这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十分不满。顾准却说，他完全可以理解妹妹一家，
因为他们只是一部巨大镇压机器的一个零件，身不由己，何况他们（妹妹和妹婿）全家“也
是坐在火山上的呀”！有一位他的老朋友在“清理阶级队伍”时曾经用荒诞牵强的推理“揭
发” 顾准在３０年代就是执行“右倾投降路线” 的“内奸”，很久以后随着周扬的解脱，
他的“内奸”问题才告解决。１９７２年回到北京以后，顾准对于他们这位老朋友却多方照
顾。考虑到这位老朋友的凄苦处境，逢年过节总是备下酒菜，约他共餐对酌，我当时很不以
为然。顾准却说：你真是不懂得世事。他的这种古怪的个性和奇特的思想方法，完全是由党
内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逼供信的“审干”做法造成的。这套制度毁掉了他的一生。这种悲惨
的人生遭遇，造成了他的古怪脾性，我们应当同情才对，怎么可以苛责呢。
顾准对于荀况、韩非为专制统治者钳制舆论献策的言论，虽然事隔几千年，仍然严词指
斥，愤恨之情溢于言表。面对某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左”派理论家，他义正严辞地宣言：
“我自己也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天人们以革命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
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
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
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的苦难，满怀同情，感同身受，甚至在看雨果的《悲惨世界》、
狄更斯的《双城记》的时候，也伤心落泪，边读边哭。在看到别人被强加上莫须有的政治罪
名，他会不顾自己的“反革命”身份站出来打抱不平。在议论给老干部落实政策时，他想到
的是“中国农村冬天没有鞋穿的孩子们”。他在受到政治上的迫害时，首先想到的不是怎样
维护自己，而是使他的子女少受一点牵连。“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子女受到“左”的思
想的毒害和为形势所迫，同他断绝往来，
“划清界线”。顾准对此深感痛心。然而他还是处处
为他们着想，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最珍惜、准备以生命来捍卫的东西。在他的病已经宣告不
治的时候，经济研究所“连队”的领导考虑给他“摘去右派帽子”，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
要顾准在一份文字报告中作出“承认错误”的表示。这是顾准所万万不能接受的。但他最后
还是签了字。签字时顾准哭了。他对我说，在认错书上签字，对他来说是一个奇耻大辱，但
他要这样做，因为这也许能够多少改善一点子女们的处境。事事首先为别人着想，已经成为
顾准的天性。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
“打开行军床休息”
。那是顾准临终的一天。由于癌
肿对气管的压迫，他早已说不出话，当时他的病情更是已经进入了危急状态，一呼一吸都要
付出巨大的努力。到了晚上约十一点钟的时候，他看到我还在床边，便挣扎着用手势，用几
乎听不见的声音要我休息。只过了大约一个钟头，他就停止了呼吸！
我想，一个人只有有这样伟大的人格，只有有这样的对民族、对人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为
人类争取更美好的未来的使命感，才有可能在那十分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极其艰苦的生活条件
下，孜孜不倦，勇敢地进行只有后代学人才能认识其价值，甚至完全有可能永远湮没无闻的
历史探索。他的学术成就，也正是这种精神的产物。例如，他写作《希腊城邦制度》，就完
全不是“发思古之幽情”的结果，而是为了回答“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早在干校的
时候，为探索为什么播下了革命的理想主义的种子却得到了林彪、“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
结果问题，追溯文化史和法权史的根源，遇到了东西民族的历史殊途是怎样开端、怎样形成
的问题。为了解答这个问题，顾准真是做到了王国维所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
憔悴”。那时，顾准曾反复和我讨论希腊城邦制度的起源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假说，
又一个一个地推翻，最后才形成了一套可以自圆其说的解释。为此，顾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
在有限的书籍中摘取有用的材料，细心地把它们连缀在一起，形成一个体系。回到北京后，
他拖着低烧咯血的病躯，废寝忘食，每天只带几个冷馒头上北京图书馆，查阅了大量书籍，
闭馆以后回到学部大院的集体宿舍再夜以继日地写作，终于写出了这部连西欧史专家也对它
的科学价值赞叹不已的巨著。
时代发展到今天，顾准所深恶痛绝的东方专制主义和它的经济基础正在走向土崩瓦解，
涤荡历史上积淀起来的污泥积水、实现民族腾飞的条件已经具备，十五年来的改革确实取得
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娜拉出走以后怎样”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旧体制和旧文化像一条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它们的代表者仍然步步为营，负隅顽抗。其中有些人借用“弘扬民族
文化”的招牌为专制主义招魂。在转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