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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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但历史终于证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群，只要不想自绝于人类，就无法不接受这
些现代理念。所以，那些在历史的艰难行进中留下的文字，自然闪耀着特别的光辉。这些文
字与西方思想家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自由思想档案”“民主ＡＢC”“平等与公正”“个
。 、 、
人·社会·国家”诸章，我们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什么是现代国家理念。个人与社会、
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其关键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国
家？纳税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种社会转型的标志何在？如何
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如何理解平等和社会公正？从上世纪初到本
世纪初，一百年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对此思考甚么 那些最具现代精神的思考应该成为
我们走向现代的精神资源。
本卷最后一章讲的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中，
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扮演了现代化精神先驱的角色。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也成
了中国现代化坎坷历程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裂变中觉醒，主
动承担起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神圣使命。他们因此而创造了自身的辉煌。然而，在历史的风
云变幻中，他们却一步步陷落，直至成为改造的对象。这一切的成因主要在于外部，但知识
分子人格和精神持守却也值得认真反省。因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常常伴随着知识分子的
迷思和误入歧途。因此，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清楚知识分子的责任，了解知识分子
的姿态和风采，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毕竟需要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承担。
“文革”博物馆
巴金
（1904…2005）；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全集》
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
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
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
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
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
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
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
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
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
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
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
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
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
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
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
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
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
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
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
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
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
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
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
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
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
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
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
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
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
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
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
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
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
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
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
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
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
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
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
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
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
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
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
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编者旁白
20 世纪是一个悲剧性世纪。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从世
界范围看，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就中
国人而言，也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历史情景惨不忍睹，文
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虽然这些灾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人类应该抱有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
胜蒙昧的坚定信心，但清醒者也应知道，如果不能牢记血的教训，人类的天空就无法保证晴
朗。
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灾难并非偶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或者说是成因——有物质基础方面的，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也有人性
深处难以去除的邪恶。如果这些根源不能随着灾难的过去而消失，我们也就无法远离灾难的
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文明肌体上长出了毒瘤，即使
在某个部位做了手术，也难保证肌体的迅速康复。我们虽已迎来新世纪，但新世纪并不能自
行消除灾难和罪恶。如果对病灶缺少足够认识和警惕，就无法保证肌体的健康。如果对病因
缺少深刻的认识，病变也许会随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与精神病变是相互关联的。它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至今
难以估量。比如“文革”，它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
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
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做美，把恶当做善，把打家劫舍、残害无辜都当
做天经地义。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它导致邪恶的滋长和社会的大面积腐败。
正因为这样，巴金早在 1980 年代就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识之士也以不同方式从
不同方面开始了对灾难的回顾与反思。
记忆与反省不是轻松的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遗忘，对此，作家刘
烨园曾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
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
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
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面对
这种现象，人们当然要谈及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常常是不幸命运的一
种表现。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苟且活下去的惟一选择。更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灾难都有肇事者，一切暴行都有当事人。面对“文革”灾难，无论施虐
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要努力破坏现场，或争取时间擦干净双手；
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遭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也习惯了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试想，自己曾面对暴行而袖手旁观，光彩吗？
但是，遮蔽和遗忘都不能改变史实。一厢情愿地沉浸于灾难已经终结的美梦，只能自欺
欺人。为了无辜的受难者，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直面一切业已发生的
灾难，拒绝遗忘。
灾难是可怕的，但只有牢牢记住它，才有可能远离它。
李新宇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李锐
（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
《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
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大大小
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
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
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
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
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 万至 2700 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
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一文中说：“全国在 1960－1961 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319 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 2158 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李成瑞
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
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
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 18 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 度区 …1 度区 0 度区 1 度区 2 度区 120 个站 全国平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总指数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 度区和 1 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
－1961 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 年（总指数＋25，
平均指数＋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
不涝的正常指标 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团结出版社 1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