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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章

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6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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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象,但历史终于证明,生活于现代世界的人群,只要不想自绝于人类,就无法不接受这
些现代理念。所以,那些在历史的艰难行进中留下的文字,自然闪耀着特别的光辉。这些文
字与西方思想家的论述一起,构成了“自由思想档案”“民主ABC”“平等与公正”“个
                        。      、      、
人·社会·国家”诸章,我们从中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什么是现代国家理念。个人与社会、
国家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政治伦理关系,其关键是公民的权利与义务。现代人应该如何对待国
家?纳税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权利?从臣民社会到公民社会,这种社会转型的标志何在?如何
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如何理解平等和社会公正?从上世纪初到本
世纪初,一百年了,一代又一代思想者,对此思考甚么 那些最具现代精神的思考应该成为
我们走向现代的精神资源。
  本卷最后一章讲的是知识分子。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在一百多年的现代化努力中,
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地扮演了现代化精神先驱的角色。正因为这样,知识分子自身的命运也成
了中国现代化坎坷历程的一个缩影。“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裂变中觉醒,主
动承担起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神圣使命。他们因此而创造了自身的辉煌。然而,在历史的风
云变幻中,他们却一步步陷落,直至成为改造的对象。这一切的成因主要在于外部,但知识
分子人格和精神持守却也值得认真反省。因为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常常伴随着知识分子的
迷思和误入歧途。因此,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清楚知识分子的责任,了解知识分子
的姿态和风采,显然是必要的,因为文明的发展毕竟需要成熟的知识分子的群体承担。




                “文革”博物馆


                   巴金
                    (1904…2005);中国现代作家。本文选自《全集》
                    第 16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
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
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炼
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
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
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
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
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
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
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
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
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
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
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
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
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
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
人。一年前摔坏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
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
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
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
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
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
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
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
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
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
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
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
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
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
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
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住“文革”
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
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
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
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
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
     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
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
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
         “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
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
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
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
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
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编者旁白


     20 世纪是一个悲剧性世纪。在这个刚刚过去的世纪里,人类经历了太多的苦难。从世
界范围看,两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古拉格群岛,奥斯威辛集中营……就中
国人而言,也经历了南京大屠杀,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历史情景惨不忍睹,文
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虽然这些灾难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人类应该抱有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理性战
胜蒙昧的坚定信心,但清醒者也应知道,如果不能牢记血的教训,人类的天空就无法保证晴
朗。
  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想,就会明白:一切灾难并非偶然,更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
有着深刻而广泛的根源或者说是成因——有物质基础方面的,有精神文化方面的,也有人性
深处难以去除的邪恶。如果这些根源不能随着灾难的过去而消失,我们也就无法远离灾难的
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有句古话: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文明肌体上长出了毒瘤,即使
在某个部位做了手术,也难保证肌体的迅速康复。我们虽已迎来新世纪,但新世纪并不能自
行消除灾难和罪恶。如果对病灶缺少足够认识和警惕,就无法保证肌体的健康。如果对病因
缺少深刻的认识,病变也许会随时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经历的灾难与精神病变是相互关联的。它所产生的可怕后果至今
难以估量。比如“文革”,它直接导致了文明的破坏、人性的扭曲和道德的堕落。它使人失
掉了起码的文明准则和道德底线,失掉了对善与恶、美与丑、文明与野蛮、正义与邪恶的区
分能力,甚至以病态的价值看世界,把丑当做美,把恶当做善,把打家劫舍、残害无辜都当
做天经地义。这是一种严重的精神污染。它导致邪恶的滋长和社会的大面积腐败。
  正因为这样,巴金早在 1980 年代就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有识之士也以不同方式从
不同方面开始了对灾难的回顾与反思。
  记忆与反省不是轻松的事,由于各种原因,人们还是更多地选择了遗忘,对此,作家刘
烨园曾叹息:“十年,七八亿人,时时处处,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多少苦难,多少罪恶,
史无前例,深刻惨重,渗透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细胞,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作家
诗人,下至平民百姓,少年儿童,冤死者成千上万,人人手上几乎都间接、直接沾满了血污。
然而,几代人都无法清算的历史,一眨眼就好像从未发生过似的,一片‘空白’了!”面对
这种现象,人们当然要谈及中国人的健忘。其实,对于弱者而言,健忘常常是不幸命运的一
种表现。如果铭记痛苦的结果只是徒增更多的痛苦,遗忘便成了苟且活下去的惟一选择。更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灾难都有肇事者,一切暴行都有当事人。面对“文革”灾难,无论施虐
者还是受害者,往往同样缺少面对的勇气:前者要努力破坏现场,或争取时间擦干净双手;
后者也不愿再现自己遭凌辱的卑屈形象;即使那些旁观者,也习惯了在苦难史前闭上眼睛。
试想,自己曾面对暴行而袖手旁观,光彩吗?
  但是,遮蔽和遗忘都不能改变史实。一厢情愿地沉浸于灾难已经终结的美梦,只能自欺
欺人。为了无辜的受难者,为了死者和生者,为了子孙后代,我们需要直面一切业已发生的
灾难,拒绝遗忘。
  灾难是可怕的,但只有牢牢记住它,才有可能远离它。
                                                 李新宇


                   大跃进亲历记(摘录)


                              李锐
                              (191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
                              《大跃进亲历记》,广州,南方出版社,
                              1999


  “大跃进”中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
                   “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
                                   。大大小
小的“高产卫星”的升空,使多少百姓相信:中国离那个色彩斑斓的“天堂”已经不远了。……
然而老百姓做梦也没有想到,中国非但没有进入那个想象中的“天堂”。却反倒陷入了从来
没有想到的大饥荒!
                         ……
  最令人心颤的就是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关于“大跃进”年份因饥饿而死亡的人数。至
今没有一个正式的数字。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
1960 年全国人口减少一千万”,美国学者麦克法夸尔等《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说:“据
估计,这几年增加的超过正常死亡率的死亡人数为 1600 万至 2700 万。”
  从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 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
算,正常情况下,1961 年总人口应比 1959 年增加 2700 万人,两者相加,1959 年至 1961
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 4000 万人左右。”
  金辉著《“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见《风云庐山》,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4
页)一文中说:“全国在 1960-1961 年的两年中,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高达 4319 万。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的计算,是 2158 万人(见《党史研究》1997 年第 2 期李成瑞
文《“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种种推算和估计,没有定论,关于这个数字的考证可能还要继续到下个世纪。但在那三
年中,以千万计的生命由于饥饿而在中国大陆消失,这一点是肯定无疑的。这是本世纪中国
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人类历史承平年代的空前悲剧。(P。77…78)
                                ……
   有人对那三年的气候作了详细考证,列出了一个前后 18 年间全国旱涝等级资料表:
  年份     …2 度区   …1 度区   0 度区   1 度区   2 度区   120 个站   全国平
         (涝)     (偏涝)    (正常)   (偏旱)   (旱)    总指数      均指数
  1954   41      29      26     16     8      …79      …0。658
  1957   15      17      35     34     19     +25      +0。208
  1958   20      37      35     30     8      …21      …0。175
  1959   13      34      35     25     13     …9       …0。075
  1960   14      21      33     44     9      +11      +0。092
  1961   12      36      28     29     15     …1       …0。008
  1965   6       9       30     34     41     +95      +0。792
  1972   5       12      26     35     42     +97      +0。968
   研究者得出结论:不论从总指数,平均指数看,还是从 2 度区和 1 度区所占比例看,1959
-1961 年都可以基本上说是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认的风调雨顺的 1957 年(总指数+25,
平均指数+0。208)和 1958 年(总指数-21,平均指数-0。157)更为接近旱涝相当或不旱
不涝的正常指标 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团结出版社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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