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6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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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涝的正常指标 0。
（以上资料见金辉：“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
《 ，团结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367－368 页。）
至少可以说，导致悲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P。78…79）
……
安徽凤阳的情况，可以作为“人祸”乃引发灾难主要原因的一个例证。
“大跃进”开始时；安徽凤阳也是充满热情和希望的。
1958 年 6 月 14 日；县委副书记张秉尧在全县有线广播大会上提出：“我们要求夏季作物
样样丰产；要培育亩产 5000 斤到 10000 斤到 20000 斤的水稻，亩产 10000－20000 斤再到
200000 斤的山芋，亩产 3000 斤的烤烟，亩产 2000 斤的玉米，亩产 1000 斤的大豆，亩产双
千斤的黄豆，亩产千斤以上的皮棉，为实现 1958 年全面大丰收的光荣任务而努力奋斗。”
9 月 16 日，安徽省农业厅陈振业在烤烟观摩会上的总结讲话中说：
“凤阳太阳升社主任
张士俊真是胆有天大，竟然以自己计划亩产 7 万斤的卫星烟田，大胆地提出与定远县八一社
计划亩产 130 万斤的卫星烟田比高低。
”可见，凤阳也争相放过“卫星”。
但是，没过多久，灾难便同样降临到这块土地。这里列举凤阳由于高指标、高估产、高
征购而导致的饿、病、逃、死的一些材料。以下这些材料都是当年县委总结的：
1958 年和 1959 年两年，我们都卖了过头粮（即国家征购任务）
。1959 年卖的最多。因
此直接影响了群众生活，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以高指标情况来说，1957 年生产计划订
到 2 亿多斤是比较落实的，但是县委却订了 8 亿斤的指标。
1958 年的指标没有实现，而 1959 年的指标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又订了一个 12 亿斤的
指标；超过了 1958 年实收产量 18266 万斤的 6 倍；这就严重脱离了实际。再以高估产来说，
两年来，实际收成情况是年年减产，却把减产说成了增产。1958 年实收产量比 1957 年减少
1360 万斤，却虚估为 40500 万斤，超过实产 3。6 倍。
高指标、高估产的结果，就产生了高征购，购了过头粮。1958 年实收粮食 18266 万斤；
除了三留外；只剩 1180 万斤；而我们却征购了 7102 万斤，特别是 1959 年，总产只有 10960
万斤，按当时标准，仅够全县口粮，而我们却购了 5974 万斤，结果就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
生活安排。这一年从秋收结束到 12 月底的两个月中，农村中没有供应口粮。
我们认为，人口发生外流和非正常死亡的主要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不卖过头粮，把
群众生活安排好，就不会发生人口非正常死亡，这是一个血的教训。（见《凤阳县的两年来
的经验教训——马维民同志在县委三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
，1961 年 8 月 24 日）
面积报大了，产量估高了，不仅不向上承认错误，进行纠正，相反，用层层下压的办法
硬购过头粮。
1959 年冬到 1960 年春，全县正当缺粮、疫病、外流、死亡严重的时候，还错误地认为
没有粮食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于是就规定各公社每天的粮食入库数字，一天要下面
三报：上午报打算，中午报行动，夜里报实际。不问实际情况，不分青红皂白，多卖的表扬，
少卖的批评，不卖的指责。逼得卖了种子，卖了口粮。搞不到粮食就认为是资本主义思想作
怪，进而召开全县生产队长以上干部大会，进行反瞒产斗争，乱斗硬逼，提出要斗得狠，不
狠就是“右倾”。由于声势大、压力重，会议期间，小溪河公社就边斗边打基层干部。
县里的会议开完以后公社开、大队开、小队开，年三十晚上也要开，一直开了 40 多天。
并且规定，公社散会要经县委批准。散会后，把所说“惜售余粮”的干部留下来反省斗争，
干部被斗得无法，造成全县到处翻箱倒柜，搜查粮食的局面。
（陈振亚：
《关于凤阳问题的报
告》，1961 年 2 月 1 日）
1958 年受灾后，缺粮断炊现象日益增多。析桥乡淮东社元月份调查，全社 240 户，1172
人，缺粮断炊的有 184 户，892 人。打溪河乡断炊得更多，并有吃青苗现象发生。长淮乡津
淮社 40 余户流入蚌埠，大庙乡云营光实有 200 人到定远县讨饭。《关于生救、副业多种经
（
济、大办工业方面的文件》，1959 年初）
1959 至 1960 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 11196 人，占农村总人口 335698 人的 3。3％。
发病人口达 102994 人，占农村人口的 37。7％，其中：浮肿病 27735 人，妇女子宫下垂 6932
人，闭经 8237 人，最严重的小溪河公社；原有 52233 人，发病的就有 26018 人；占 49。8％，
门台子电港口灌站有一个 60 名妇女的民工队；闭经的就有 58 人，此外，全县还有营养不良，
身体瘦弱的 17482 人，他们目前大部分已失去劳动能力。（陈振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
告》；1961 年 2 月 1 日）
全县人口死亡现象更是惊人。据统计，1959 年和 1960 两年，共死掉 60245 人，占农村
人口的 17。7％。其中死人严重的武店公社，原有 53759 人，死去 14285 人，占 26。6％，小
溪河公社死去 14072 人，占 26。9％。宋集公社原有 4743 人，死去 1139 人，占 24。2％。武
店公社半井大队原有 4100 人，死去 1627 人，占 39。7％。打庙公社夏黄庄原有 70 死掉 48
人，占 68。6％。
全县死绝的有 8404 户；占总户数的 3。4％。死、跑而空的村庄 27 个。
小溪河公社曾有 21 个村庄无人而空了。武店公社凤淮大队李嘴庄 20 户，死绝 4 户。
县实验小学校长王焕业家中 12 口人全部死光，曹店公社和平大队北山下小队社员曹乐
家 34 口人，死去 30 人。
小溪河公社长溏大队赵庄子张玉璞家的父亲，死后两天还抱着未死的女儿。
有的人家两口子一夜同时死在一张床上，有的地方人死了没有抬埋。
由于人口大量死亡，出现很多独苦的老人和孤儿。据初步统计，全县现有孤老 1580 人，
孤儿 2289 人。（陈振业：《关于凤阳县问题的报告》；1961 年 2 月 1 日）
…… ……
作家王立新 80 年代曾赴凤阳采访过，他在报告文学中写道：
“梨园乡小岗生产队严俊冒
告诉我：1960 年，我们村附近有个死人塘，浮埋着许多饿死的人。为什么浮埋？饿得没力
气呀，扔几锹土了事。说起来，对不起祖先，也对不起冤魂。人饿极了，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的一位亲戚见人到死人塘割死人的腿肚子吃，她也去了。开始有点怕，后来惯了；顶黑去
顶黑回。我问她：‘怎么能……？’她叹息道：‘饿极了……’
”
记忆即生命
徐友渔
（1947… ）；中国当代作家。本文节选自《城市牛
哞》，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01。
旧的世纪和千年即将过去，新的世纪和千年就要来临。在这欲望急剧膨胀，不论现实的
还是虚拟的财富都备受关注的世界，有多少人想过，我们每一个人乃至我们整个人类，其实
有一笔与生俱来的谁也拿不走的财富，它是我们最大的希望，这财富就是我们的——记忆。
珍视它和呵护它，就是维护我们的尊严和生命；忽视它或者躲避它，不仅是抛弃和糟蹋世间
最宝贵的财富，而且是背叛我们自己。
２０世纪不应忘却的悲惨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战（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５年）
■前苏联的“大肃反”运动（自１９３７年始）
■卡廷森林屠杀（１９４３年４月１３日在俄罗斯卡廷附近的森林中，发现埋藏着一座
万人坑，坑中大约有４０００名波兰军官骨骸）
■南京大屠杀（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
■奥斯维辛集中营（１９４０年至１９４５年）
■台湾二·二八事件（１９４７年２月２８日）
■原子弹轰炸广岛（１９４５年８月６日）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
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什么东西使人之所以为人？人的本质、本性是什么？古希腊哲人给出的答案是：“人是
政治动物”或“人是有理性的动物＂；１９世纪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断言：“人是会使
用工具的动物”；２０世纪的哲学家则认为：“人是使用语言的动物”。在这２０世纪和２１
世纪的转折之际，我想提出另一种解说：“人是善于记忆的动物。”
我不期望这个说法可以和古往今来先贤哲人的论断相媲美，我只用它表达一个希望：人
类在跨过千年的门槛之后，不要忘记２０世纪。不要忘记这个世纪的天灾，更不要忘记这个
世纪的人祸。只有记住黑暗和罪恶，才有可能远离黑暗与罪恶。
动物也是有记忆的。我对发生在２０多年前的一件事仍有深刻印象，那是在１９７１年，
我们４个插队知青中，有一人因母亲单位有名额而被招回城，知青点家徒四壁，有人建议杀
掉我们惟一喂养的小狗勉强搞一个告别宴。一招呼，小狗就过来了，但当绳索套上它的脖颈
时，它奋力逃跑了。以后很久，不论我们多么亲切地招呼，它总是躲得远远的，显然，它记
得我们的杀机。但没过多久，小狗记忆淡忘，丧失警惕，终于成了我们的盘中餐。
其实，人与动物的区别不仅在于记忆的强度和持久性，而且在于记忆的集体性、社会性、
民族性。对有些事件的记忆，属于全人类。人与动物的区别是，人能够用语言使记忆世代相
传，用文字使记忆凝固成历史。人珍惜自己的经验，不论它是欢乐还是痛苦；人有强烈的欲
望使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使之成为群体的记忆。构成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要素是什么？是
它的集体性记忆，充满瑰丽奇想的神话，先民开疆拓土的壮烈故事，体现民族睿智的典籍，
历经岁月沧桑存留下来的格言，脍炙人口、世代流传至今的诗歌、小说、戏曲、演义和轶闻。
这种集体性记忆的内涵、风格与强韧性，构成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即民族性。
让我们设想一个思想实验：一场史无前例的天灾或人祸降临一个国度，它毁掉一切厂房、
机械、实验室、银行，但未毁掉这个民族的记忆，包括知识技能、图书馆、文艺作品；而另
一种灾难则性质相反，它摧毁全部记忆而保留下一切物质的东西。现在问，这个民族经历哪
一种浩劫之后更容易恢复生机？我根据理性判断和历史经验可以断然说，比较而言，前一种
情况对人的危害较轻。我相信，彻底斩断记忆将使人退回到史前时期。其实，这个断言属于
同义反复，因为记忆就是历史。
记忆和生存
考察任何古老、智慧的民族，都可以发现，在它们的文化传统中，记忆和生存之间有着
密切联系。犹太民族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犹太人历经苦难，四海飘泊，但在精神文化上从未
被他们定居的环境同化。在顽强地保有自身同一性即本民族生命的过程中，宗教节日和祈祷
仪式起了巨大的作用，而其中的许多重要内容即是犹太民族的历史记忆，对重大事件的纪念
和对上帝教义的重温与尊奉交织在一起，比如他们的“忏悔十日＂、灯节、普林节，以及纪
念第一圣殿和第二圣殿被毁的一年中最后三个星期的致哀的节期。
当代著名犹太裔学者舒衡哲（Ｖｅｒａ Ｓｃｈｗａｒｃｚ）在“流离的记忆女神＂一
文中说，记忆指有系统并经过反省的民族记忆，这也是犹太人忍受苦难的力量源泉。神和以
色列人所订的盟约，核心就是记忆。记忆并不是抽象或仅属个人的事，记忆就是重温民族的
过去，令它融入并改变个人的命运。她引证犹太作家伊利·维瑟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致词：
记忆的呼唤，和谨记勿忘的号召，来自我们历史的根源。圣经的诫命，没有哪
一条是出现得这么频密，口气这么严厉的。我们不但要记住美好的恩赐，也要记住
邪恶的，令我们受苦的东西……忘记就是遗弃记忆、出卖记忆、出卖历史。换句话
说，遗忘就是甘冒战争的危险。
记忆不但有维系生存、延续历史的作用，还和尊严、道义等价值准则联系在一起。在暴
力和邪恶过分强大，反抗已不可能或无济于事时，不甘凌辱的最后方式就是捍卫记忆。受苦
受难者可以记录苦难、记录迫害、记录罪恶，保存和转移这些记录，以便它们有朝一日重见
天日，让子孙后代永志不忘。这种记录实际上需要极高的远见和极大的勇气，有时甚至需要
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对于走投无路的受害者，这是保全自己生命意义的一种方式，有时甚至
是惟一的方式。舒衡哲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专稿中，就提到
一个名为西蒙·胡伯班特的犹太教拉比，他在自己被杀害前３年四处漫游，记录他的人民每
日每时所经历的恶梦，将黑暗深领于心。他写下犹太人受难的编年史，将其放在牛奶罐中，
隐藏在华沙罗伏里克大街６８号一幢四层楼房的底下。他的生命凝结成一份历史见证，这即
是价值的所在。
记忆断裂
舒衡哲谴责政治健忘症，她欣赏中国人重视记忆，把中国人和犹太民族相提并论。但据
我的观察和经验，作为个体的中国人擅长于博闻强记，但作为群体，经常发生的却是记忆的
空白和断裂。
“文化大革命”中，我参加了红卫兵造反派组织，满脑袋的“路线斗争”“亡党亡国”
、 ，
每天都去呐喊、冲杀，要“打倒”和“誓死捍卫”。我的一个表姐夫，当过“右派＂的医生，
向我指出红卫兵不过是炮灰，是政治棋盘上的过河小卒。我一贯钦佩他的才华和思想深刻，
但对他的劝告置之不理。我想：你们那次“反右斗争＂的经验算什么！这次，最高领袖亲自
解放了“右派学生”，保证决不“秋后算账”。但最后，我终于发现自己和一代人上当受骗、
重蹈覆辙。
当我们这批人被发配乡下之后，
“文革”、大批判和“教育革命”仍在进行。我农闲返城
时，惊讶地发现我表弟和他的同学正干着我们３年前干的事：写大字报，批判斗争校长和教
师。这一次我扮演了表姐夫的角色，苦口婆心、现身说法。我表弟平时对我很是佩服、言听
计从，但这次抗不住国家机器的煽惑，投身于“教育革命”和“大批判”的浊流。我感到沮
丧和痛苦：骗局在一茬人中得逞和被识破后，马上又在下一茬人中大行其道，历史居然在三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