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7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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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被迫辞职，《丑陋的中国人》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导层内部然后在公开的报刊上挨了批评
（在我看来，还够不上“批斗”一词）。这种批评，是由于需要批评胡耀邦在意识形态方面
的“一手软”因此涉及这本书，还是为这本书而批评讲过这本书好话的胡耀邦，其中微妙差
别有待考证。可以作为佐证的一个材料是，胡耀邦辞职后半年，６月２７日，胡乔木在参观
非法出版物展览（展览中，湖南版《丑陋的中国人》被钉在墙上示众）提出，对一些问题的
处理要很慎重，要注意方式和分寸。他还说，柏杨说台湾批他的书，大陆也批他的书。这样
的书不能说是反动的，但这本书很偏激。我们要注意区别各种情况。这番颇有统战意识的讲
话出于《丑陋的中国人》被禁后而不是出版前，而且可能成为此书解禁的契机。８月２２日
下午，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局给湖南文艺出版社电话通知：同意该社的请求，《丑陋的中国
人》可以继续发行。
之所以要指出这一点，原因是《丑陋的中国人》遭到反对乃至查禁，除了有上述的一些
偶然因素外，根本原因仍得在文化传统这个主要的内因寻找。僵化的中国文化传统赋于人们
的惰性，“中心之国”“天朝荣光”和“家丑不得外扬”的民族虚荣心和多年来形成的对帝
、
国主义的仇恨心理，使一些人混淆了现代化西方文化同侵略势力的区别等等。特别还要指出
的是，这当中还有一些极“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或是“四人帮”的余党走卒，或是反“右
派”时的先锋干将，他们从心底里仇恨有可能挖到他们老根的任何一种言论，柏杨当然更在
排斥之列。而当时的形势又给了他们一个天赐良机，使他们有条件充分表演出对《丑陋的中
国人》及它的传播者的切齿仇恨。有人甚至越权宣布：
“谁卖《丑陋的中国人》，我就派人去
封他的书店！
”
在大陆，反对柏杨的文章不过十来篇，如果不是靠行政的加压，这些批评实在不成阵势，
而且他们批评柏杨的手法，又仍然是极“左”势力的那些旧套套。其中之一，乃是沿着过去
反对一名党员（更休说是支部书记、省委书记）就是反党的公式，柏杨说中国人丑陋，就是
攻击十亿中国人民一无例外都丑陋，诬蔑十亿中国人民的柏杨当然罪该万死了。
跟这种人讨论柏杨是不是说十亿人都丑陋，而是说有一些中国人丑陋或中国人程度不同
地存在着某些丑陋的因素，那将是永远也无法辩论清楚，其实也无需白费气力去同他们讨论
的问题。值得指出的一点是，不止一篇文章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引用了鲁迅的一段话：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
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
的脊梁。《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
他们用这段话证明有的中国人并不丑陋反而“光耀”。鲁迅这话当然是对的；但是，批
判家们却似乎来不及想一想，到底哪些人才是中国的脊梁？谭嗣同固然是，鲁迅固然
是，……。这种脊梁，５０多万“右派”当中又有多少？“文（和）革”中被迫（和）害致死的
精英又有多少？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波及乃至送命的精英又有多少？他们不就是柏杨所说的
酱缸文化的牺牲品吗？是酱缸文化的批判者还是《丑陋的中国人》的大批判家更接近于中国
的脊梁呢？这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批判家使人不禁想起契诃夫《跳来跳去的女人》那位奥尔
迦·伊尔诺夫娜和蒲松龄《聊斋·佟客》那位董生，他们一个全力寻找伟人，一个急于寻找
异人，却不知道自己面对着的就是伟人、异人，反而在他们面前架子十足！
柏杨“感谢鸦片战争”，这回似乎端的被人抓住了一根辫子。我们在《编后记》中也为
了保险起见不得不加上“例如对鸦片战争的看法等”
“并不是我们都能同意”这样的限制词。
这也是我们当年的看法。经过十年时间，我认为柏杨对鸦片战争的看法其实也不必反对。鸦
片战争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呢？它当然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头上的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
战争；但是，它实际上是英国要求通商被清政府拒绝之后终于发生的一场战争。事情确由英
国人贩卖鸦片到中国而引起的；但是，即使英国人承认“女王陛下的政府，不能支持不道德
的商人”即视贩卖鸦片为非法，清政府仍然坚决拒绝同英国通商贸易。当时，不仅清政府对
外国一无所知甚至所知极错，就连林则徐这样一些努力致力于新知的官员，也坚信英兵“腿
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他甚至说过英兵“一仆不能复起”
这样无知的话。他根本不把英军当一回事。在他看来，英国人不敢打，不肯打；即使打，船
坚炮利了不得在海洋占点上风，到陆地就耍不开了。由此可见，战争在还没有开始时就已经
注定要失败。
鸦片战争当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英帝国主义的罪行柏杨也不会去感谢；但是，沉重
的打击毕竟促使一些人的觉醒，这是柏杨“感谢鸦片战争”的根本意思。由于鸦片战争的教
训，林则徐开始懂得船坚炮利的重要性，他建议朝廷“制船必求其坚，造炮必求其利”，主
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林则徐的建议仍被道光皇帝斥为“一片胡言”。直到１８６０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上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洋枪队所起的作用，李鸿章于是又盛赞西洋兵
器精巧、队伍整齐。这才形成了洋务运动。１８９４年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全军覆没，又一
次教训才使某些人明白，除了船坚炮利之外，还得“政教修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
，
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严复）。许多人开始谈政治，谈改革，发展到百日维新。
走了这几步就花了五十年，而且如果不一再挨打就一步也不肯挪。说一句“感谢鸦片战
争”似不过份。对比一下日本的情况，日本进步就快得多。中国发生鸦片战争之后不久的１
８５３年，美国舰队闯进日本海，要求日本同意通商，美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门户从
此大开。接着，有鉴于西洋人的“船坚炮利”，从此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变落后为先进，
就避免了不断挨打的结局，相反，还打败了中国和俄国。差别如此巨大，可见光是情绪化地
把落后的原因全推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从自身寻找挨打了仍一步一回头甘居下游的原因，
似乎说一声“感谢鸦片战争”就意味着感谢他们屠杀我们的祖先，意味着中国的进步必得外
国来提携，于事毫无补益。
柏杨说，他说“感谢鸦片战争”这番话的时候，非常痛心，并不是说真的就赞成被异国
人统治。这是最好的回答。
为什么日本一经美国军舰的打击就马上变法维新，而中国却那么步履艰难地连滚带爬
呢？归根结底，这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结出不同的果实。柏杨的酱缸理论是解答这一问题的
钥匙。
酱缸的主要成份是儒家的说教。应当说，在早期，在百家争鸣中，儒家还有一定的进步
思想。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这类言论，多
，
少还承认平民百性拥有一定的地位，有允许革（和）命的思想。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使儒家变成唯一允许存在的学说，开始了只允许有一种思想的僵化也即“酱化”的过程。凡
是士也即是帮助皇帝统治天下的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能越出孔孟教
条的半步，否则就是可怕的离经叛道。明、清更进了一步，规定知识分子只能用朱熹的注解
作八股文才可以当官，这一来，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不允许有任何新的见解的存在。
这种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定于一尊的文化，其特色之一是反对任何改革。“利不十，不
变法”，甚至“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徐桐②语）。凡是有所改革，就有违背祖宗法度的大
罪，即使得逞于一时，也终不会有好的下场。在中国历史上，改革家（例如商鞅、王安石、
张居正③等等）的下场都是不好的，背叛儒家学说而有异端思想的思想家（例如李贽）的下
场也是不好的。时间越久，酱缸越稠密，酱的功能越强大，足以抵挡任何先进的思想，使之
一到中国就被酱得失去原来的鲜味（鲁迅说，“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
缸似的，无不失了颜色”
。＇《热风·随感录四十三》＇）。试以马克思主义为例，对待马克思
主义，最盛行的是教条主义，最反感的是“修正主义” 于是，
。 既然第一个取得无产阶级革（和）
命胜利的俄国革（和）命是在城市武装起义取得成功的，在中国也得不计成败地跟着在城市搞
武装起义，搞暴动。好容易终于突破了这种框框以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办法取得
成功了，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也得亦步亦趋地“一边倒”学习苏联，对苏联专家的意见，
那怕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例如柑橘的黄龙病产生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上，也得以苏方的错误观
点为标准。教条主义地引经据典成为研究问题的唯一途径，任何超越都是不能允许的“修正
主义”或“砍旗”。以至于“文（和）革”带来的灾难已经弄得天怒人怨了，
“四人帮”覆灭了，
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
（
不渝地遵循”）仍然一度占居领导地位，反对两个“凡是”的文章被判定为政治上“很坏很
坏”的“砍旗”。开放改革以后，反对开放改革的理论家们，所使用的仍然无非是形形色色
的“凡是”武器。这里面没有孔孟的任何词句甚至引用了不少马恩列斯的语录；但是骨子里
仍然是只准有一种思想，
“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韩愈）的儒家传统。
酱缸文化的一大核心是只有权威而没有个人，没有人（和）权。皇帝当然是最高无上的权
威，他们是“天子”，十有八九是龙种而非凡人因而是天生能洞察一切的圣明。他们是社会
的中心，是社会的绝对权威，是人类的最高主宰。他们只有权利而无义务，可以随意出尔反
尔，引蛇出洞，突然袭击，独断专行……。在皇帝之下的臣民，又按不同时期或依职业、或
依民族而分成三六九等。这种等级，并未因革（和）命成功而有所改变，工人是一等，农民是
一等，资产阶级是一等，知识分子是一等；此外，又还有地、富、反、坏、右及他们的家属
的等外之等。天下无不是父母。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而且还得感谢“圣上”赐予的死；
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级一级地压下去。诚如闻一多说的，孔家店里的货色，只是教人
如何做好奴才，没有教如何做人。这些君臣、父子、主仆的等级森严，派生出柏杨在《丑陋
的中国人》指出的（还有未指出的）形形色色的丑陋。这些丑陋，在大陆不仅存在，而且还
具有不同的特色。
例如死不认错，不仅人们彼此之间死不认错，不惜以更多的错来掩盖原先的错，而且由
于天王圣明，于是这过错就必然归由臣属或下级的正确来承担。在大陆，最明显一个例子就
是如何对待大跃进的失误。极为克制地指出大跃进“得不偿失”的完全正确的彭德怀最后只
好自己把过错全揽在自己头上。死不认错的结果造成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的大悲剧，即使如
此，在１９６２年为了总结大跃进的教训而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竟然说了这样一番话：
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
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不受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此话言下之意，大跃进带来的人祸与毛 XX 无干，相反，那倒是由于有人（例如彭德怀）
在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上进行了干扰的缘故。此说不仅为彭德怀在中央委员会上提出自己的
意见这种合乎党章的行为而被无理地打成反党集团的错误行为做了辩护，而且也为刘少奇在
大会上提出三年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极力为毛 XX 辩护的言论仍在“文（和）
革”中遭到清算埋下了伏笔。林彪本人以诸如此类手法抢得了接班人的地位，可谓是酱缸文
化的特产标兵。
林彪还有一句名言：对毛主席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此话深得“买
西瓜学”的精髓，是培养愚民的至理名言。本来，在个人迷信的气氛下，群众已经分不清什
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在“不理解也要执行”这个口号下，毛 XX 的错误政策更是畅行无
阻地雷厉风行。所谓群众运动实际上变成运动群众，于是才有文化大革（和）命这场浩劫。当
然，“文（和）革”之所以能发动，除了“不理解也要执行”这种在个人迷信条件下形成的权
威崇拜外，发动者还充分地调动了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切德行。
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各行各业中业务拔尖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当其冲，写出过好作
品的作家，深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家，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甚至连掏大粪的先进人物时传祥，
都被扣上“三名三高”“为刘少奇的反革（和）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刘少奇的走狗”等罪
、 、
名被批斗乃至迫（和）害致死。这当中，中国人那种东方式的妒忌和“痞子精神”的平均主义
起了极大的作用。诚如柏杨所说的那样，“人怕出名猪怕肥，这是中国几千年酱缸文化的特
产，自己飞不动，一看别人飞啦，就急火攻心，觉得必须嗖的一声，射出一箭，把该家伙射
死，晚上才能睡得着觉。致于该家伙死啦之后，自己飞动飞不动，则顾不得矣，只要别人中
箭倒地就心满意足。（
”《硫磺疤手段》
）稍为好一些的，也不肯或不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最
多是当一个明哲保身的逍遥派。
文化大革（和）命就是如此这般的一场窝里斗，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斗争中，挂牌游斗，剃
阴阳头，坐“喷气式”，乱棍打死，酷刑致死，设陷阱引导对方犯错误……一直到杀人、吃
人，有的是甚至野兽也想不出做不到的无法无天的非理性的超法西斯暴行。手头刚好有一份
原交通部长、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的《七十自述》，顺手抄下来以广见识：
……有人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我，所得的伤肿特别不容易消退。还有人划了火柴烧
我的手，更有人用汽枪射击我的头面。此外，如用冷水浇头，如用水壶灌鼻孔，如硬要我吃
肮脏的食物，等等，就算是轻微的了。可怕的是居然有人主张用辣椒水灌我的鼻腔，大概是
因为我家里找不到辣椒，所以没有实现。但到最后我们要迁出之前，竟有人在用油彩涂抹我
的面部之后，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