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 夏中义-第8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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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人格力量有关。他是一个真正忘我的无私无畏的革命家。他放弃高位重返战场并不惜
牺牲自己的事迹广为人知，但他还有更多说明其个人品格的故事。例如，他身兼工业部长和
银行行长，但始终只拿一份工资，将国家发给的另一份交回；他公私分明，连年幼的子女生
急病都不准用自己的公车送医院，有次搬家时，妻子将原来公家住房里的吊灯一起搬走，他
见到后令妻子马上送回；在经济困难时古巴政府给高级领导人的家庭发了特殊配给证，他得
知后也立即退回。这类事例的确不胜枚举。他以身作则，工余时间特别是周六都主要放在参
加义务劳动上。更使人敬佩的是他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这也是他后来学医的原因），
但这从未动摇他走进丛林和战场的决心。总之，他决不是那种只会号召别人奉献的“革命家”。
正是这种精神使得他甚至得到了敌人的尊敬。当时应玻利维亚军政府的要求帮助追剿格瓦拉
的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工罗得里格斯在回忆录中回顾了在格瓦拉被处决前他与格瓦拉的谈话
（中情局当时想把格瓦拉送到关塔那摩基地加以利用，但玻军政府执意将他处死，为避免处
决俘虏的指责对外宣布格瓦拉死于战斗），他说他当时心中不但已没有对政治死敌格瓦拉的
仇恨，反而感到了对这个人的一种敬佩。
　　然而，人格的高尚与否在我们评价一个有无资格和能力主宰千百万人命运的政治家时究
竟有多大分量呢？说到底，一个人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为了一个他认为值得的目的牺牲
自己（只要不影响别人）纯粹是他个人的事。如果事关他人，那么对这种牺牲的评价就复杂
得多。一个最基本然而却常常被人们遗忘的伦理学常识是：牺牲仍然只是一个事实，它本身
并不因其壮烈而自动成为唯一的评判标准。格瓦拉固然毫无我们通常所说的那种自私自利之
心，他不但以解放拉美乃至世界人民为己任而且曾经说过对人民的爱是革命家最起码的品
质，然而他却为什么偏偏不能理解普通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他有什么根据把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目的说成是消除个人利益？如果革命最终革到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上来，这又是什么
“解放”？更进一步说，是什么使得他自认为有权力和有理由不但重塑社会，而且再造个人
呢？当他把人比作“半成品”和“幸福的齿轮”时，他意识到这种用词中所包含的对人性的
贬抑，已经远超出他所痛斥的资本主义下人性的异化了吗？
　　如果这么说仍然显得抽象的话，那么最后也许有必要就格瓦拉是如何看待古巴人民的再
说几句。在《人与社会主义在古巴》中他说：古巴是拉美和世界革命的先锋，是先锋就意味
着牺牲，以牺牲为核心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古巴人民不但是义务而且是需要。他用这样一
句话来结束他的文章：“我们的自由随着不断的牺牲而膨胀，这种自由和它每天的营养物质
就是鲜血。”一九六一年在哈瓦那召开的第一届拉美青年大会上格瓦拉这样告诉从各国来的
代表：今天的古巴人民想让你们知道，即使他们在一场为彻底解放而引发的热核战争中被全
部消灭，只要你们接过革命的火种，
　　　　　　　　　　　　　　　“他们也会为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而感到无比幸福”。
　　不知道是不是仍然有人认为这些话充满了“气魄”和“豪情”。
　　　　　　　　　　　　　　　　　　　　　　　　——录自《读书》杂志　1998　年第　3　期
　　　　　　　　　　　　　　　　　　　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本文选自托克维尔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选文有删节。


　　　　　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
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
的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这就产生了法国革命如此独特的无政府主义特
点。
　　　　　但是搬开这些残渣碎片，你就会发现一个庞大的中央政权，它将从前分散在大量从属权
力机构、等级、阶级、职业、家庭、个人，亦即散布于整个社会中的一切零散权力和影响，
全部吸引过来，吞没在它的统一体中。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世界上还没有过一个与此相似
的政权。大革命创造了这一新权力，或者不如说，这一新权力是从大革命造成的废墟中自动
产生的。的确，大革命建立的政府更为脆弱，但是比起它所推翻的任何政府却强大百倍。由
于同一原因，它既脆弱又强大……
　　　　　法国人不再局限于要求政府进行改良；他们开始要亲自来改革，而且人们看到一场全面
酝酿的伟大革命即将爆发，它不仅获得了人民的赞同，而且由人民亲自动手。
　　　　　我想，从这个时刻起，这场彻底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它必然使旧制度所包含的坏东西
和好东西同归于尽。没有充分准备的人民自行动手从事全面改革，不可能不毁掉一切。专制
君主本来可以成为危险较小的改革家。对我来说，当我考虑到这场革命摧毁了那样多与自由
背道而驰的制度、思想、习惯，另一方面它也废除了那样多自由所赖以存在的其他东西，这
时，我便倾向于认为，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
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
　　　　　要理解我们这场革命的历史，千万不要忘记上述观点。
　　　　　当法国人重新激起对政治自由的热爱时，他们在政府问题上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概念，它
们不仅与自由制度的存在完全不符，而且几乎与之对立。
　　　　　在他们的理想社会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公务员贵族；只有一个唯一的、
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最基
本的概念；他们仅仅试图将它与自由的概念调和起来。
　　　　　于是他们着手将无限制的政府中央集权制和占绝对优势的立法团混合在一起：官僚行政
和选民政府。国民作为整体拥有一切主权权利，每个公民作为个人却被禁锢在最狭隘的依附
地位中：对前者，要求具有自由人民的阅历和品德，对后者，则要求具有忠顺仆役的品质。
　　　　　将政治自由引入与之格格不入或截然对立的制度和思想（人们对这些制度和思想已经习
惯或早已培养爱好）　这个意图　60　年来产生了多少次自由政府的徒然尝试，
　　　　　　　　　，　　　　　　　　　　　　　　　　　　　　　　　　　　随后导致了危害
极大的革命，直至最后许多法国人对这些徒劳无功的努力感到心灰意懒，终于抛开他们的第
二个目的，回到第一个目的，于是他们归结到这样的思想：不管怎么说，在一个主子下面平
等地生活毕竟还能尝到一点甜头。因此，我们今天的处境十分像　1750　年的经济学派，而不
像　1789　年我们的祖先。
　　　　　我常自问：在各个时代曾使人类完成最伟大事业的这种政治自由激情，其根源何在，它
在哪些情感中生根滋长。
　　　　　我清楚地看到，当人民被引入歧路时，他们一心向往自治；但是这种对独立的热爱根源
于专制制度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暂时性的弊病，它绝不会持久；它与产生了它的偶然事件一起
消失；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它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
的恶果本身。
　　　　　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因为这种看法
常常使人模糊。的的确确，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久而久之总会带来富裕、福利，
而且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
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
　　　　　多少世代中，有些人的心一直紧紧依恋着自由，使他们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
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
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
　　　　　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
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
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另一些民族在繁荣昌盛中对自由感到厌倦，
他们任凭别人从他们手中夺走自由，唯恐稍一反抗，就会损害自由赐与他们的那些福利。这
些人要保持自由还缺少什么呢？什么？就是对自由的爱好。不要叫我去分析这种崇高的志
趣，必须亲身体味。它自动进入上帝准备好接受这种爱好的伟大心灵中，它填满这些心灵，
使它们燃烧发光。对于那些从来没有感受过这种爱好的平庸的灵魂，就不必试图让他们理解
了。
　　　　　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
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
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
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
的臣民的君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
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
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封建制度在盛期并不
比行将灭亡时更激起法国人心中的仇恨。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
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博马舍的短期监禁比路易十四时期龙骑兵对新教徒的迫害在巴黎引
起更大的民情激动。
　　　　　再无人认为　1780　年法国在衰落；相反，人们会说，此时此刻再无阻碍法国进步的限制
了。正是在那时，人能不断地无限完善的理论产生了。20　年以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
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来临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使人
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
　　　　　　　　　　　　　　　　　历史的记录与革命的反思


　　　　　　　　　　　　　　　　　　　　　　　单世联
　　　　　　　　　　　　　　　　　　　　　　　（1962…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实、王平
　　　　　　　　　　　　　　　　　　　　　　　编《天火》，长沙，岳麓书社，2000。


　　1917　年寒冷的冬天，身陷囹圄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①听到了十月革命的惊雷，
她用诗一般的语句描绘着：
　　　　　　　　　　　“每天有一块地方沦陷，每天有新的崩裂，每天有新的天翻地覆。”
对于正在从事颠覆活动，意在开创历史新纪元的西方革命者来说，俄国的成功既出乎他们意
料之外又给了他们巨大的鼓舞。但是，激进的“红色罗莎”的惊人敏锐在于，她并没有仅仅
停留在对东方同志的赞扬上，她最早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批评布尔什维克党的专政。还在
革命风起云涌之际，她就确认革命的理想主义者的专制性格：“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
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
在领导，还有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
来的决议。”（《卢森堡文集》，下册，504　页，人民出版社，1990）这一论断是具有高度预见
性的，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主义，苏俄革命的非民主性不但给俄国、也给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造成极大伤害，它理所当然地要为社会主义在欧洲实验的最后失败负责。
　　卢森堡确实是一位先知，尘封了几十年的《论俄国革命》作为对俄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
的批判，直到苏联、东欧剧变，社会主义进入自我改革的世纪末，其不祥预言才得到真正重
视和充分理解。似乎令人惊讶的是，西方经验主义、自由主义有关革命的千言万语，从波普
尔到哈耶克，在许多方面都与卢森堡相通。
　　警惕的还有“革命的海燕”②。在我们都很熟悉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中，革命领
袖和伟大作家曾就革命和人道、专制和自由展开过一场争论。这并非艺术虚构，　1917　年　5
月　1　日到　1918　年　7　月　16　日，正是在俄国天崩地裂的日子里，高尔基却在《新生活报》上就
当时的政治情势和民众的精神状况发表了一系列“不合时宜”的文章，批评布尔什维克的革
命，揭露“罗斯人”的野蛮和残忍。在严密封锁了　80　年后，这些文章以《不合时宜的思想》
为名重见天日（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岁月无情，但对于真正的思想却是无能为力的。
　　彻底的革命改变了俄国的一切，也激活了无数的思想创造，从流亡贵族到反革命军官，
从东正教神学家到文学家，20　世纪俄国思想史的主题就是对革命的反思。高尔基的特殊性
在于，他始终是他极端厌恶、尖锐批判的布尔什维克的朋友和同盟，他始终是沙皇专制不妥
协的反对者，以至列宁在无情拒绝他的求情，下令关闭《新生活报》时还说“高尔基是我们
的人，很快会无条件地回到我们这边的”（《不合时宜的思想》，304　页，下同）。但是，高尔
基并未因此就无视革命中的无序和血腥。作为人道主义的知识精英，他不只是在政治制度更
替的意义上理解革命，而更多是从文明和文化的视角看待革命。旧制度的分崩离析也意味着
此前一切道德理性、社会规范、文明体制的解体，于是生命中古老而残忍的兽性喷涌而出，
一切阴暗的本能，如报复、仇杀、凶狠之类全都释放出来。“世界历史的所有强大的力量都
动作起来了，所有的兽人都已挣脱了文化的锁链，撕碎了披在身上的那一层薄薄的文化的圣
衣，无耻地亦裸着身体。
　　　　　　　　　　”（51　页）高尔基反复描绘了两种类型的野兽化，一方面是革命家以
人的（肉体）生命体做试验，“很有气魄地屠杀”“这不久前的奴隶在他获得了充任别人的主
　　　　　　　　　　　　　　　　　　　　　　，
宰的可能性之后，就变成了最肆无忌惮的专制者”（137　页）；另一方面是民众中无顾忌的公
开仇杀，恐怖蔓延，私刑盛行，从革命领袖到普通民众，都不区分谁是革命原则的敌人，谁
是他们非理性行为的敌人。在震撼世界的革命中，生命的廉价也足以令世界震惊。高的描述
是：
　“是可耻的事，也是犯罪的事”（99　页），
　　　　　　　　　　　　　　　　　　　　　“良心死了”（106　页），
　　　　　　　　　　　　　　　　　　　　　　　　　　　　　　　　　　“是盲目的残酷，是血流
成河，是鼓动起兽性的本能”（130　页），“一场阴暗的情欲的暴风雨”（216　页），等等。
　　然而，高尔基也只是“不合时宜”而不是反革命。他认为民众中深藏着的兽性正是沙皇
专制腐蚀和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