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一辑-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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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者,处境可能突然变得很危险。
他还介绍说,直到1981年,门罗的黑人争取民权的游行,还有过和一些KKK成员对峙的情况,场面非常紧张。他指指坐在我们旁边一个叫做鲍伯的黑人说,当时鲍伯被KKK绑架了六小时,我们都以为他已经被杀掉了。
这基本上是一个黑人的聚会。也来了不少白人,其中将近一半是记者。州议员谈到,他们一直在收集证据,他说,我们还缺少许多细节。接着,他举了一些例子。就在这时,坐在我们后面两排的一个白人妇女举起手来说,我父亲作了口述记录,回忆他目击的“摩尔滩事件”。你提到的这些细节,里面都有。
州议员问:“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她回答说:“克林顿·亚当斯。”
“那个小孩!”我忍不住轻轻叫出声来。就是那个小孩,那个甜甜的、目光单纯的白人孩子。
那妇女自我介绍说,自己是亚当斯的大女儿,叫辛迪。她住在佛罗里达,晚上开了一夜的车,就是为了赶来支持这个集会,也为了看看“摩尔滩”。她指着身边的一个老年妇女说,这是我父亲的姐姐。
在游行中,亚当斯的姐姐坐车,我们一直和辛迪走在一起,好奇地问东问西。
二、六十年前的门罗
我们被亚当斯的故事深深打动,他的门罗故事,把我们带往美国南方更深的底层。
克林顿·亚当斯生长在一个穷苦的白人家庭。1946年,他整整十岁。
那个时候,美国南方的贫困农民,甚至比殖民时代更没有出路。因为在殖民时代,甚至在建国初期,地多人少,移民都可以无偿分配到土地。可是,在1946年,耕地的兼并已经基本完成。一些人因种种原因,卖掉土地,变得赤贫,另一些农庄主富裕起来。南方出现了大量没有自己住所的流动佃农,有黑人,也有白人。那时,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早已经开始,可是,对穷人施行福利的政策,还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在逐步推行中的政策,远远没有抵达真正贫困的农村底层。在联邦制的美国,当时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小,各地的差距非常大。
亚当斯家这样的南方白人民众,和黑人一起干活,和黑人做邻居,他们之间有着很深的感情和友谊。1946年是“二战”刚刚结束的时候。黑人乔治参军在澳洲和北非服役了五年,刚刚荣誉退役。亚当斯一向喜欢乔治,把他当作自己最好的朋友。在乔治退役回家的路上,是亚当斯伴他一起回家的。乔治在路上好欢喜,告诉亚当斯,他能为国家效忠,感到很骄傲。
亚当斯的父亲一年到头辛勤劳作,永远也挣不够养家的钱。在亚当斯周围,穷人比比皆是。亚当斯的好朋友艾默生,也是家徒四壁。艾默生的父亲脾气暴躁,一发脾气就把他打个半死。他们这样十岁的孩子,都得干活,只能抽空上学。结果断断续续,连认字都没有学会。
就在那年冬天,1946年2月的一个晚上,亚当斯的父亲对生活完全厌倦和绝望,上吊自杀。第二天早上,听到绝望的尖叫声,第一个跑来帮忙的,就是黑人邻居乔治·多尔西。在这段日子里,乔治给了他们很多帮助,一家人才渐渐度过难关。此后,亚当斯和姐姐,都必须挑起生活的重担,“像骡子一样地干活”。
1946年7月25日,亚当斯和艾默生,准备一起去摩尔滩放牛。
前几天,附近出了件事。黑人罗杰听说一个白人农夫和他的妻子有染,两人大吵起来,罗杰在盛怒中用口袋里的小刀刺伤了对方,被警察抓走,在监狱里候审。就在亚当斯、艾默生向河边走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在城里,庄园主哈里逊借口地里要人干活,付了六百美元,为罗杰办了取保候审。罗杰是乔治的妹夫,哈里逊去监狱前,特地叫上了乔治夫妇俩和乔治的妹妹,要他们一起去。
两个孩子亚当斯和艾默生牵着牛,终于来到摩尔滩。这是阿巴拉契河的河滩。这条河是门罗镇所属的沃尔顿县和邻县的界河。它是这个行政区的边缘。就是在今天,通往摩尔滩的小路还是很冷僻,路的两边有了一些零星的大宅子,一家一家却相距很远,看得出都是近年新盖的。在游行去那里的路上,走了一个小时也没见有几辆车从身边驶过。至于摩尔滩,今天还是个不见人烟的地方。可以想见六十年前这里是多么荒僻。
将近黄昏,孩子们要回家了。就在这时,他们听见有车子开来,车上发出几乎不像是人声的惨叫。两个孩子吓得本能地趴在草丛中,让高高的草丛盖住自己。亚当斯看到的情景,令他伤心欲绝。一群KKK,大约有十几个人,绑架了他的黑人好朋友乔治·多尔西。旁边还有他的妻子梅、妹妹多萝茜和妹夫罗杰。这些KKK大多是门罗人,亚当斯都认识。他眼睁睁看着四个黑人被捆绑着殴打,最后一个KKK拔出手枪,开枪击倒了他们。然后这些人一哄而上,用手枪和长枪,向四个受害者射出了几百发子弹,凶手中间也有哈里逊。后来验尸时发现,仅其中一个受害者身上就有六十八个弹孔。令亚当斯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在凶手们的车子旁边,还停着一辆警察的巡道车。
在凶手终于离开之后,他们爬出草丛,战战兢兢地走到现场。亚当斯已经认不出他的好朋友了。鲜血还在汩汩地流淌,他们的脸都已经被打碎。两个孩子又惊又吓,跌跌撞撞地回家。半道上,亚当斯取了自己的马。在他独自回家的路上,他遇到其中一个凶手。那人把自己的拖拉机拦在通往摩尔滩的小路上,阻挡万一过来的车辆。此刻,他是去取回自己的拖拉机。亚当斯和他打了照面。十岁的孩子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一脸的惊恐,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他打招呼,而是像见了魔鬼一样,疯了似的骑马回家找妈妈。
四个死难的黑人:乔治·多尔西(George Dorsey)28岁,妻子梅((Mae)24岁,妹妹多萝茜(Dorothy)20岁,妹夫罗杰·麦尔肯(Roger Malcom)24岁,多萝茜是孕妇,正怀着七个月的孩子。
虽是南方偏远小镇,可是和我们想象的并不一样,事情发生之后,立即震动了全国。这个佐治亚小镇的案件令杜鲁门总统震怒,他立即下令联邦调查局彻查。他希望罪犯被定罪、受到惩罚。
杜鲁门总统出生在一个历史上的蓄奴州,在他生长的环境中,种族主义很普遍,他出生的时候,废奴不过才二十年,而他的长辈们就曾经拥有奴隶。因此历史学家们说,杜鲁门总统假如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也应该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可是杜鲁门从当上参议员开始,就表现出对黑人民权的极大关注。他坚决主张和支持“反私刑立法”,反对种族主义。就在1946年,“二战”刚刚结束,杜鲁门总统建立了民权委员会,调查全国民权状况尤其是黑人状况。这个委员会后来提交了著名的《1947年民权报告》。也就在“摩尔滩事件”发生的二十三天前,国会刚刚通过了反种族歧视的《1946年民权法》。
可以说,这是后来六十年代风起云涌的黑人民权运动的最初起点。可是正因为是起点,在几个极端南方州,捍卫黑人民权的环境还远没有成熟。美国的州是自治的,联邦管不着。
KKK的兴起,是因为南北战争后,南方民众对北方入侵不满。可是,在KKK走向恐怖暴力之后,南方的白人民众也开始反感,他们大多有种族偏见,却并不赞成恐怖活动。越来越多的人远离了KKK。可是,恐怖活动的特点就是:人数很少的恐怖组织,也足以威慑一个地区。
经过大规模调查,案子进入了起诉前的“大陪审团阶段”。有个黑人孩子在大陪审团作证说,事发那天,他听见一些人在准备私刑用的绳子,还又说又笑。虽然他只是间接证人,但事后他还是被KKK绑架,打得只剩一口气。稍微恢复过来后,他立即逃往亚特兰大,从此隐姓埋名。
当时参与调查的,还有佐治亚州的州调查局。当时的南方地方官员,和联邦官员很不一样。亚当斯家就在案发地附近,事后不久,一个州调查局的人就和当地警察霍华德,一起来到亚当斯家,问他妈妈有没有听到什么。亚当斯一直在为自己的好朋友乔治不平,他按捺不住,从一边冲过来说:“我知道是谁干的!”接着,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经过。
警察霍华德是亚当斯一家的熟人。年初亚当斯父亲自尽以后,乔治奔去镇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就是霍华德来处理的,他看到亚当斯很伤心,就和他谈了很久安慰他。小男孩感觉他很亲近。这时霍华德默不作声。待亚当斯讲完,他在一边招招手:“孩子,你过来”。
霍华德说的话,亚当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把手放在亚当斯的肩上,对他说:“让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你不要告诉任何人。我能够做的,只是把你看见的那几个人抓起来,可是我不可能把所有这伙人都关进监狱。我不能抓的那些人,可能回过来杀了你、你妈妈和你的兄弟姐妹。你的一家处在危险中,现在我要求你,忘记自己看到了什么,永远也不要讲出来。”
恐怖最终阻挡了所有的证人,很可能也阻挡了大陪审团。他们也许和亚当斯一样,并非缺少良知和勇气,可是他们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刑事案件的起诉权归在州一级。联邦只能参与调查,没有起诉的权力。寻求公正的努力,最终还是失败了。
案子到了大陪审团前,却没有被起诉。整个邻近地区,包括我们家现在住的地方,黑人社区从此留在一片深重的恐怖中。在四个受难者的葬礼上,一些亲友不敢出席,来的人都一言不发,不敢对谋杀事件有任何表示。受难者们被匆匆安葬,渐渐地,没有人再记得他们的墓地在哪里。
这就是六十年前的佐治亚州,这就是六十年前的小镇门罗。
三、逃亡的一生
1946年7月25日,在暮色中那个惊恐万状的马背上的十岁孩子,一点没有想到,“摩尔滩事件”将永远改变他的一生。
如此恐怖的童年经验和强烈刺激,使亚当斯开始经常作噩梦,几十年都无法停止。
不仅如此。不久,一个KKK的庄园主来要他们一家成为他的佃户。“只要你们在我这里,我就保证,你们不会因为这小孩子‘看到的事情’出麻烦。”这是他们家得到的第一个威胁。一家人从此在那里辛苦地干,拿很少的钱。妈妈劝他一定要忍,为了那个潜在的危险。亚当斯自己也懂了。不懂也得懂,那些凶手们,他经常都能够在附近碰到。四目相对的时候,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一个喜欢亚当斯的黑人拖拉机手,教会了他开拖拉机。几年后亚当斯想,他们应该忘掉他了。他试着离开那家农庄,用他的技术挣更多的钱。可是很快两个当地警察就来找他,转告说,假如他不回去,那个庄园主说了,“不能保证他们一家的安全”。他只好回去。
整整八年过去了,就在亚当斯刚满十八岁的时候,警察霍华德找到他,对他意味深长地说,我看你还是参军去吧。就这样,亚当斯参军走了。在外面两年,亚当斯有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1956年退役回家后,年轻的亚当斯想,十年来他一直保持了沉默,不管怎么说,那些可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把它忘掉算了。那些KKK也不应该为十年前他看到些什么,再找他的麻烦。可是他又错了。
刚刚到家,两个警察就又来找他,对他说,你在附近这么晃着,总是叫一些人感到紧张。你最好还是离开吧。
于是,二十岁的亚当斯离开了门罗。可是,“摩尔滩事件”却没有离开亚当斯。
从此,亚当斯开始了他逃亡的一生。不论他到哪里,总是不久,就会有KKK身份的警告跟来,威胁着要他离开。
离开门罗的那一年,亚当斯遇见了他后来的妻子玛约丽。玛约丽刚刚离婚,还带着刚满一岁的女孩。这个女孩就是辛迪。辛迪对我们说,对她来说,父亲就是亚当斯。“他是多么好的爸爸!”辛迪回忆说,小时候只知道他们家永远在搬家。她还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半夜了,妈妈把她推醒。父母匆匆地把能够装上车的东西塞满一车,家里还扔下好多东西,就这么逃一样地离开了。
童年时代的恐怖经验,给亚当斯带来真实的恐惧。亚当斯从小是个有责任感的孩子。他曾对自己发誓要守着秘密,他觉得有责任保护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安全,现在他更要保护自己的妻子和孩子。
辛迪说,妈妈后来告诉她,从一开始她就凭直觉知道,亚当斯有什么“大事”瞒着她。他经常夜半从噩梦中惊醒,惊呼出声。问起来,他总是不肯说。当然,还有他们莫名其妙的频繁搬家。有一次玛约丽忍不住问,我们难道就不能定居下来吗?亚当斯脱口而出说:“只要他们还是那个样子,我们就定不下来。”玛约丽没有再问。最后,在又一次连夜逃亡之后,亚当斯终于把自己的童年故事告诉了妻子。
连辛迪一起,他们有了六个孩子。可是因为不停地流动,哪怕有了一个好工作也保不住。他们就一直是贫穷的。穷得有时候只能住在车子里。可是他们有一个和睦的家,孩子们都是好孩子。也幸亏美国在变化,南方也在变化。至少,穷人的孩子可以免费读到高中了。当然,因为始终在迁徙中,孩子们不能有固定的学校、老师和同学,不能和小朋友有稳定的友谊。非常的童年经历,令亚当斯的孩子们深受伤害。
也许别人会想,南方在六十年代以后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KKK已经被民众所唾弃,即使在门罗,KKK也从一个“显文化”逐渐退出舞台,亚当斯为什么还要逃亡?但作为一个当事人,亚当斯看得很清楚。对于KKK来说,大形势越是明朗,他们被起诉、定罪的可能性就越大。他们对亚当斯的存在就越不放心。亚当斯一家也就越危险。他心里很明白,他面对的是一群亡命之徒。他们的残忍,他十岁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
就这样,几十年来亚当斯的一家先是在本州的各个城市奔走,希望离门罗、离妈妈的家不要太远,后来他们不得不离开佐治亚,开始在各个不同的州,不断搬家、不断逃离。
辛迪对我们说:“我们一家也是摩尔滩事件的受害者。只是我们受害的方式不同罢了。”
四、一个人的战争
在如此艰难的人生中,亚当斯从一个孩子变成年轻人、中年人,接近老年。他不仅在做着噩梦,不仅在KKK的逼迫下逃亡,他也在思考虽一年年远去、却跟随了他一生的“摩尔滩事件”。在他刚刚长大的时候,他只想忘却。那是太悲惨的事情,他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负,本能地想卸去负担。可是他忘不了。
他几十年在夜晚的噩梦中煎熬。后来有了自己的家庭、孩子以后,他开始更深体会到乔治的妈妈突然失去两个孩子、家庭被毁灭的悲惨。亚当斯开始有了成年人的思考。他对正义不能伸张、暴徒没有被绳之以法感到愤怒。他还对妻子说,他始终内疚,觉得自己眼睁睁看着乔治被杀,自己只是躲在一边,什么也没有做。他恨自己怎么如此懦弱,没有站出来阻挡暴行,救下他的大朋友。这种悔恨的心情,越来越强烈。妻子安慰他说,你没有责任,你只有十岁。你站出来也一样救不了乔治。可是玛约丽知道,亚当斯在内心里,是一个传统道德观念很强、对自己的品质要求很高的人。回想“摩尔滩事件”,他总是非常自责,总觉得自己见死不救,是生命中的羞耻。
那是一个人内心惊心动魄的战争。亚当斯既感到恐惧,要承担保护家人的责任,又被自己的良知和正义感所深深折磨。几十年来,他苦苦挣扎。“摩尔滩事件”已经过去几十年,乔治死的时候留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