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起落叶好过冬 第一辑-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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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结束还有近五年。“林奇法”一开创，处于战时的弗吉尼亚四周村镇，就开始效法和蔓延。于是，在成熟的英国体制中孕育着的美国，就在独立的过程中，极其偶然地有了法国革命风格的插入。
林奇堡的“人民法庭”，看上去是一个无可挑剔的战时措施。至于小查尔斯·林奇，当时已经退出议会，担任地方战时自治军的上校。他被议会一致推为“人民法庭”庭长，另有三名自治军的官员担任法官。法庭就设在庭长家的后院。至今并没有历史资料可以证明，他在任职其间是一个过分滥权的人。
小查尔斯·林奇主持的“人民法庭”执法的时期，大致就是独立战争剩下的四至五年之间。这个“法庭”现在看来还是相当克制。审理过程中，原告、被告和证人都必须上法庭；被告不仅有权为自己辩护，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证人出庭作证；被告还有权向威廉斯堡的法院上诉。凡是被判无罪的，当庭释放，并且可以获得法庭的道歉。那么，被判有罪者如何处置呢？一开始，他们对罪犯的惩处，限于所谓“旧约摩西律”。就是脱去犯人的上衣，鞭打三十九下，随即释放。随着英军攻入弗吉尼亚，政治化盗贼的犯罪开始加剧，他们经常抢劫独立军的军火军粮，再向英军出售。于是，“人民法庭”的惩处也开始加重，判决的处罚改为拘禁一至五年。这个法庭没有发出过更重的判决，更没有判过死刑。
几年的时间一晃就过去了。独立战争结束后，弗吉尼亚立即恢复了战前的秩序，“人民法庭”寿终正寝。这个州后来和其他地方一样，有了依据美国宪法建立的独立司法制度。当时，不论在当地还是在美国其他地方，人们都没有注意这段小小的插曲。小查尔斯·林奇的生活当然也没有因为这段经历有所改变。他依然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他在当地和弟弟约翰·林奇一起受到尊敬和爱戴。战争结束不久，1786年10月29日，六十岁的小查尔斯·林奇去世，埋葬在他自己家的烟草田间。墓碑上的碑文是：“爱国、热情的模范公民小查尔斯·林奇上校之墓”。每年夏天，宽大的烟草叶像波浪般在墓前随风摇荡。
战争结束了，小查尔斯·林奇也已经平静去世。他照理会和父亲老查尔斯一样，作为一个社会贤达留在“地方志”上，被家乡的后人怀念。这个故事也就结束了。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从这个历史人物出发，林奇演化成一个普通的英语单词，不仅风行美国南方，而且跨越国界，被整个英语世界所熟知。林奇（lynch，lynching）成为一个很揪心的词：民众私刑。
人们很少想到，有一些东西看上去非常脆弱，却是不能轻易去打破的。对契约的敬畏之心大概就是其中之一了。
“人民法庭”的依据是民主理念中“民众自治”、“多数统治”的原则。但是，维护社会公正的司法建制仅仅基于这样的原则是不够的。为了建立公正独立的法庭，司法建制必须具有牢靠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来源于，第一，公民契约，即在自然法原则上的宪法基础；第二，必须按照严格的预定的程序产生。没有这样的合法性的“法庭”，即使在当时当地被公认为是公正的，但是一开先例，终有一天难免“多数的暴政”。对于民众激情的过度赞美是危险的。“人民”和“暴民”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失控的人群中，“人民法庭”随意蹂躏和消灭一个生命的情况，就很容易发生。聚集的人群在心理上一旦放任自己，就容易在处置罪犯的借口下，忽略个体生命，放大自己的权力。程序自然会迅速简化，刑罚必然就日趋严峻。而契约规定的严格的司法程序正是对草菅人命的有效约束。
曾经有过一个扭转的机会。在独立战争结束后，一些在林奇堡服过刑的人，前往弗吉尼亚州政府，控告小查尔斯·林奇“自组法庭，擅行私刑”的违法行为。这些上告的人基本上都是当年的保皇派。不知是弗吉尼亚的新政府有点“派性”，还是小查尔斯·林奇的“人民法庭”在战时也无可厚非，总之，州政府并没有支持这些事实上被侵犯了公民权的上告者。州政府的判决虽然言辞温和地承认，小查尔斯·林奇的“临时措施并不完全与法律相符”，但是，“在非常时期”，这样的做法“还是可以容忍的”。于是，在初生的美国，“民众私刑”的违法行为，没有及时被法律制裁。民主制度的一个隐患，即“民众罪行”，没有被及时遏止。
弗吉尼亚以小查尔斯·林奇开端的“民众私刑”，在独立战争结束后没有终止，反而流传到南方近邻，在那里渐渐蔓延。民众私刑虽没有在全美国像瘟疫般流行，却在几个落后的南方州频频发生。这种状况曾长期存在，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大污点。高度的区域自治原则，也使得这些南方落后地区容易纵容“民众私刑”，外界却无法强行干预。在一定意义上，美国是个相当于小联合国的联邦，各州拥有自己的宪法和主权。在很长时期，其他州无法以人权为由，对另一州进行干涉。在这几个落后的南方州，民众私刑又曾和种族歧视相结合，一度成为对黑人的迫害手段。从1882年到1962年的八十年间，美国有四千七百三十六人遭到民众私刑，其中三千四百四十二名为黑人，一千二百九十四名为白人。六分之五的私刑事件，发生在几个落后的南方州。从20世纪开始，民众私刑迅速减少，在1900年后的两年里，还有二百一十四起民众私刑，而整个五十年代的十年中，只有六起发生。
随着民众私刑的蔓延，林奇堡对小查尔斯的态度显得越来越暧昧。林奇堡有一个老法院的建筑，今天是这个城市的历史博物馆。我们在那里寻觅小查尔斯·林奇和这段历史，却只找到简单捎带的一笔。在简短的解说词中，家乡人多少有点为小查尔斯·林奇叫屈：“尽管当时他执法十分公正，但是，他的名字后来还是不幸和‘私刑’这个词连在一起”。可是仔细想想，小查尔斯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委屈。也许他确实没有恶意。可是，他所做的，就是在美国初生的时刻，带头突破了这块土地上传统的对契约的敬畏之心。他给堤坝掘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民众私刑（lynching）虽然基本集中于几个州内，却被今天的美国人反省为“国家罪行”。
我们走出老法院改建的博物馆，对面竖立着一尊南军纪念碑。碑后是陡峭直下的台阶。与博物馆相邻的是一个教堂。在南方小城市中，这座教堂算是相当“宏伟”了。正是周末做礼拜的时间。吸引我们进去的是伴着震耳欲聋现代乐器的、热情奔放的摇滚圣歌——这是一座黑人基督教卫理公会的教堂。
我们站在门边，看着沉醉在音乐中尽情摇摆的人们。刚进来的黑人，都微笑着和我们打招呼。站了一会儿，转身出来。门外的黑人牧师对我们说：上帝保佑你们。
这是今天的林奇堡留给我们的最后印象。我们重新上路，把牧师的祝福一路带回了家。
第一辑 迟到四十年的道歉
星期六的清晨，路过小镇自动贩报机。机器里卖的都是当地小报，内容主要是这个县的乡村和小镇的地方新闻。我们住在这里多年，却几乎从来不读这些地方小报。可是今天，就像上帝伸出手指，戳了一下我的脑门，我在匆匆走过贩报机的时候，朝展示头条新闻的玻璃门扫了一眼。于是，在走出超市的时候，破天荒地买了一张县报。
头版有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一寸半长，一寸宽，照片上的人我们很熟悉。虽然从未谋面，可是在一本介绍美国种族演进的书中，我们曾经提到过他。他叫勒姆尔·培尼，是美国军队的一名中校军官。
今天，培尼中校成为我们这个县主流报纸上的头条新闻。报上还有一个通知：这个星期日，2004年7月11日，是发生在我们麦迪逊县的培尼事件四十周年的纪念日。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教堂里将举行一个纪念音乐会。我们似乎是期待已久，却仍然感到十分惊讶。只有住在这里，你才能感受到，这个事件，对这个县的民众是多么沉重的一个历史负担。而今天麦迪逊县对培尼军官的纪念，见证着这个县的民众内心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四十年前的现在，是美国历史上气氛紧张的一个夏日，紧张的根源就在几个极端南方州。在培尼事件发生的九天前，美国的《民权法》在1964年生效。这个法案正式宣布结束了历经八十年的种族分离。大家都明白，虽说这是联邦法，可是它首先是针对几个南方州的。全世界都熟知美国曾经有过种族隔离制度，其实在美国五十个州中，只有少数南方州实行过种族隔离。
在这漫长的八十年里，南方本身也在往前走。上世纪六十年代，是南方变化的当口，从要求教育质量的平等开始，黑人终于在联邦最高法院取得一步步的胜利。一部分南方州相继解除了种族分离。在这个过程中，最顽固的所谓南方深腹地：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都因此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民众动荡。
我们所居住的佐治亚州，也有过种族分离制度，在变革的关键时刻，却并没有出现像阿拉巴马、密西西比那样大的民众动荡，黑白学生的合校也在逐渐完成。其主要原因，是这个州的领导人明智地作出了顺应历史潮流的决定。本来，这个州也许就可以逐渐过渡，平稳越过这个历史关头了。可是培尼事件突然改变了佐治亚州的历史。
任何一种立场，最怕的是极端分子。南方各州当时处于紧张状态，主要是极少数KKK极端分子，如同今天的恐怖分子一般，你根本无法预期他们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出什么事情来。正因为如此，很少的人就能够造成大的恐怖，尤其感到恐怖的是黑人。
培尼军官是个黑人，却不是当地人。他的家是在首都华盛顿。翻开培尼军官的履历，那是一个非常杰出的美国公民。他是“二战”老兵，也是一个教育家。从太平洋战场回国以后，培尼军官是华盛顿地区学校的助理主管，管着五个学校。他领导着童子军，还是预备役的军官。1964年的这个夏天，他离开北方的家，去到南方的贝宁堡就是为了参加定期的预备役军训。军训在7月10日结束，他和两名战友听说南方现在对黑人不那么安全，就决定在夜间行车，希望在穿越南方的时候不引人注意。就在经过离我们家三十英里的雅典市的时候，他们在佐治亚大学正门，那个著名的黑色铸铁小拱门前，略作停留。那是7月11日清晨三点，原来的驾车人实在困了，培尼军官就上去把他换下来。他们还看了地图，决定抄近路，顺72号公路，再拐上了172号公路。
那个凌晨，空空荡荡的雅典市街头慢慢驶过另一辆车，那是住在该市的三名KKK极端分子，他们晃在街头，是自命有维持“秩序”的任务。约翰逊总统在九天前签署了1964年《民权法》，这使得他们怒火中烧。这段时间，他们风闻北方的民权工作者要来南方开展活动，因此，当他们在雅典市看到一辆由黑人开的华盛顿车牌的车子，就认定这是“约翰逊（总统）的小子们”来了，决定要“教训教训”他们。于是，三个白人驾车尾随着三个驾车赶路的黑人，直到驶入夜雾弥漫的荒野中。172号公路是一条乡村小路，清晨更是渺无人迹。三个KKK分子的车最后在逆向道超车，赶到驾车的培尼军官左面。其中两个人开枪，多发子弹射入车窗，驾车的培尼军官当场被打死。
车中幸存的两人被枪声惊醒，一开始还以为是炸了轮胎。之后才发现自己身上都喷上了血，疾驶中的车子完全失控。他们好不容易接过车，刹在一座大桥边，只差一点点，他们就冲进河里去了。这条河叫做“宽河”，桥头竖着我们居住的麦迪逊县的界牌。车子刚刚卡入这个县的边界线。麦迪逊县因此卷入一场旋涡。
一个联邦黑人军官在南方被无辜谋杀，又是在新的《民权法》通过仅仅九天的时候，被普遍认为是挑战《民权法》的第一个案子，全国震动。大家心里都明白，对于这样一个有争议的法律，纸上的条文是一回事，它真正是否有效，要经过执行的考验。联邦调查局派下了几十个探员。当时的佐治亚州行政领导人也下令彻查，并向全国表示，发生这样的事情，只是个别人的行为，我们州并不容忍谋杀。可是，事情的进展却最终把整个麦迪逊县，甚至把佐治亚州都笼罩在几十年不散的阴影中。
这样的案子，最有效的破案方式就是悬赏征集举报。因为作案者是在社会底层，对于知情者来说，赏金是他们一生都无法梦想到的一笔巨款。在得到线索后，联邦探员约谈了为两名谋杀者开车、却没有开枪的兰奇，他最终讲出了整个事情的经过，并且供出了两名开枪者梅耶和西姆斯。兰奇成了最重要的目击证人。另外一个重要证人，是在雅典市开修车行的葛斯塔，他是两名嫌犯的朋友，出事之后，他们亲口告诉他，谋杀培尼军官的案子是他们开的枪。
破案似乎很顺利，因此，这个案子的刑事审判在案发一个多月就开审了。
按照规定，案子在案发地审判。这个默默无闻的南方小县的县城，突然因开审一个全国大案而一夜出名。离我们家只有三英里的小镇上，近百名记者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把小镇中心最漂亮的一栋古老红砖楼房，团团围住。那栋建筑物是县法院。现在，法庭已经在几年前搬离，红楼还站在老地方，今天走进去，还可以看到原来法庭的布局依旧，陪审员的木椅子已经摇摇欲坠了。站在积着尘土的空旷大厅里，真是很难想象，四十年前这间普通的屋子，曾经是全美国关注的中心。
看上去，这只是一个凶杀案，可是在当时，大家都明白，这是一个KKK的谋杀案件。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南方，大家预料，这会是一个特别的、“政治气氛浓厚”的刑事审判。
法官斯凯尔顿是一个参加过“二战”的军官，还是一个前检察官。是一个公认的“非常好、也非常杰出的绅士”。在开审前，在他写的二十七页对大陪审团的要求中，特地写了要求陪审员放下偏见的条文，“本法庭保护进入法庭的所有公民的权利。不论他是穷是富，不论他的身份地位如何，不论他是黑人还是白人，是红种人还是黄种人”。法官要求陪审员放弃一切偏见，“平静地”权衡证据，作出判断。可是，在斯凯尔顿法官对大陪审团讲话的时候，他也似乎是在向一个庞大的听众群演说，他表达了一些政治见解。甚至阐述了自己对新的《民权法》的反对意见，主要是在《民权法》中，为了保护弱势群体，干预了业主历来拥有的一些权利，这在有着悠久自由经济传统的美国，是特别引发争议的。他认为这样的立法，“将是葬送这个国家自由的一个开端”。斯凯尔顿法官对陪审员的讲话很不寻常。似乎预示了，政治观念、政治立场，始终无可避免地成为这场刑事审判的背景。
在今天，麦迪逊县的后一代，已经无法想象，怎么可能发生如此荒唐的谋杀。那天晚上相遇的那三个白人和三个黑人，他们非亲非故，无冤无仇，谋杀也没有任何金钱利益的动机。在今天，新一代的麦迪逊人，回头去看，都说这是世界上最“莫名其妙”的谋杀。可是，被告的辩护律师赫德森是当地人，正如他在今天所说，这三个白人是KKK极端分子，在四十年前，“不仅他们的思维方式如此，还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虽然是错的，至今仍然是错的，可是在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样子�
